國學是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包括史學、文學、道德、人生哲學、科學、宗教等，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文化對中國曆史影響既深刻又巨大，其主流被後世概括為“九流十家”。他們開創的思想文化，奠定了國學的第一塊厚重的基石。經學、詩學、史學、蒙學、書學、文學、科學是國學的主幹。經學在漢代占據了主流文化的地位；詩學有《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元曲，長盛不衰；史學自司馬遷的《史記》問世，司馬光《資治通鑒》的興起，直到清代，仍是極昌盛的一個領域；蒙學自《史籀篇》始，到“三百千千”，為中國的文化教育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學，特別是明清章回小說，則長久地陶冶著國人幼稚高貴的文化性格；古代科學也稱為自然國學，通指中國傳統的算學、天文學、地質學、農學、醫學、水利學、災害學以及自然觀、技術觀和方法論等。現代意義上的國學，根據其內涵與外延，質的規定性不同，普遍將其分成四大類：義理、考據、辭章和經世之學體係，義理之學是國學的主體，包括儒釋道、諸子學說及曆代思想家的主張；考據之學是指語言、文字、曆史、考古之學問；辭章之學是指曆代文學著作及其研究；經世之學包括天文、地理、曆算等實用科學。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將其應用於現代企業管理中，最光輝的部分就是以道為中心的儒、法、墨、農、名、兵、縱橫、陰陽八大學派，尚有雜家等共十大家。在此加上史學、商業史、文學、科學就構成國學思想在管理上具有實用價值的文化理論體係。
一、道家學派
道家學派創始人是老子，他把“道”劃入哲學範疇，認為道是萬物總根源。《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之曰道，強為名之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有一種渾然天成的東西，它先於天地而生。它寂寞無聲，廣闊無形，獨自存在不受任何約束，而且是永恒不變的。我們隻能勉強為它起名叫作“道”，再勉強把它形容叫做“大”。因此，道大，天大，地大，人也大。宇宙中有四大，而人便在這中間。人以地為法則，地以天為法則，天以道為法則，道則按自然的法則運行。天地人都遵從道的法則。《老子》另一個特點是充滿樸素辯證思想，《道德經》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低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難易、長短、剛柔、榮辱、巧愚等都是對立統一的，這種矛盾的對立統一便是“道”。
《老子》一書是研究老子思想的主要依據，老子的書充滿智慧，他第一個把“道”進行係統的哲學論證，“一陰一陽之謂道”。在《老子》著作中所出現的“道”字數量達七十餘次，《老子》每章說“道”是不可說的，也是說不清楚的，因為說清楚了，就不是“道”了。“道”是萬物之母，萬物連接天地，老子強調，連我們無限大的天和地，都是道的繁衍，可以想像道有多大，有多遠。道是至高無上的，它是自然生成的，所以老子提出道法自然。“法”有兩種解釋，一是學習，向對方學習；二是被約束和管製，服從於對方。既然道是自然生成的，我們就可以說“道”是自然存在，“道”服從於自然。
老子說：“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就是說：“道”無法用言語表示出來，是淡而無味的，它沒有形體，看也看不到。它沒有聲音，聽也聽不到。但是，如果遵循它的原則去運用，就永遠也用之不盡。道家《清靜經》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老子說：“治大國，若烹小鮮”。小鮮，指的小魚。烹煮小魚，不能常翻動。翻動太多，亂攪一氣，會把小魚翻破碎了，攪爛了，烹魚不可亂翻、亂攪，這是客觀規律。“不亂翻”、“不亂攪”，就是順應規律。“治大國”亦是如此，應按規律去辦。對世界萬事萬物的管理都要順從客觀規律，按規律進行管理，循著規律自然發展，不可強行妄為。凡不按管理規律辦事，搞唯意誌論，人為地搞一些脫離實際、逆規律的措施，隻能把管理搞亂，把事情搞糟。老子所說的“道”就是指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隻要掌握客觀規律，按規律辦事，就必然成功。老子的這個觀點可以說是道家思想的核心。老子有至上的智慧，他對事物往往有深一層的看法，能透過表象而直探其核心，提出和一般識見不同的主張。他所說的：“自然無為，處弱居下，守柔取弱。”這些主張，表麵上似乎違反常理，但其背後卻有極深的道理。由老子所創立的道家學說，延續不絕，成為儒學的重要補充，與孔子的儒家學說一起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他的哲學思想，無論當時還是後世，無論對唯物論或唯心論，都發生過深刻的影響。德國哲學家尼采說：“《老子》像一個永不枯竭的井泉，滿載寶藏，放下汲湧，唾手可得。”
《老子》的核心就是守弱、守虛、守拙，換言之，就是弱能勝強，柔能克剛。因為弱，被人輕視，才特別向上，有高昂的工作意誌；而強者，卻往往仗勢欺人，得不到人們的喜歡，遲早要被社會拋棄。《老子》把立身、待人、處理、治國的一個普通原則，看作自己的“三寶”，三寶之說，即“吾有三寶，持有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老子》第六十七章）。既然是“三寶”之說，那就是表明：不僅勢弱的一方不應掙上搶先，即使是力量強的占優勢一方，也會從居後、處下中得到更大好處。在君和民的關係中，《老子》主張先君下民；在國和國的關係中，則主張“大國以下小國”（《老子》第六十一章）。
《老子》認為可持續發展，有一定規律，他說：“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而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老子·第七十七章》）。意為春夏秋冬是相互轉化的，夏天太熱，減去一點就是秋天，再減去一點就是冬天；冬天太冷，加上一點就到了春天，再加一點就是夏天。大自然規律就是“損有餘補不足”；人類社會運動的規律正好相反，是“損不足以奉有餘”，用現代的話來言就是“馬太效應”，富者越富，窮者越窮。但這種狀況不會長久持續下去的，到達一定狀態後，就會向對立麵轉化。為了解決此矛盾，老子強調，“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第七十七章》）。意思是說，能將自己的利益奉獻於別人，惟有那些能看到長遠利益的有道者。說明了盡管失去眼前有限的利益，卻得到的是長遠的無窮利益，這就是矛盾的轉化。
道家思想的主要管理價值就是將道與德統一起來。因為“道”就是事物運動規律，“德”就是掌握了事物運動規律，按規律辦事；“道德者”就是認識事物發展變化規律，並能按規律辦事的人。道家學派到了漢代時《漢書·藝術誌》中才正式提出。先秦時的中國並沒有一個道家說法。道家學派主要管理思想是：進時則想到退，退時則想到進，居安思危，居暗思明。對社會有以下三方麵影響：第一，強調按規律辦事，是中國曆史上經濟放任主義的泉源。道家主張休養生息，認為人總會自動追求財富，隻要政策讓他們感到有利，他們就會自覺地去做，因此，道家反對政府幹預經濟，認為這是違背了經濟規律。第二，反對技術的進步和人們智慧的發展，主張愚民政策，這是曆史上落後的一麵，成為反社會進步的理論基礎。因為，生產力是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生產力的發展是誰也無法阻擋的。曆史上的落後勢力對生產力的發展懷著本能的恐懼，道家是最先公開說出這一點的，是中國古代反對技術進步的鼻祖。第三，為一些社會不滿的人，如陶淵明等，尋找理想狀態奠定基礎。陶淵明有首著名的詩曾寫道：“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範仲淹有句明言：“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反映了中國人這種在進退之間，在廟堂和江湖間擇機而動的情懷，將把“進士”變成“隱士”，“隱士”變成“進士”跟大自然生活在一起的美好胸懷對應起來。
二、儒家學派
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流，其思想文化的核心是孔孟之道。儒家思想基本原則是“中庸”，這個原則並非高不可攀，深不可測，而人人不可缺少，人人必須遵守，人人可以做到，是適用於一切事物而適得事理之宜的普遍真理。儒家思想基本理論範疇是：仁、義、禮、忠、恕、和、信、教、均、道。“仁”就是愛心，用孔子的語言表達就是“仁者愛人”、“泛愛眾”，意思是說，有仁心的人一定是那些廣泛地愛人，讓人幸福的人。“義”就是正義，孔子認為一個好製度須符合兩個特征，一是“仁”，二是“義”。“禮”用今天的話講就是製度，製約人們行為，調節人與人之間利益矛盾的一些規則，《左傳》引“君子”的話說：“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左傳·隱公十一年》）。“禮”包括社會組織、政治體製、社會秩序等上層建築。“忠”的基本意思就是盡心竭力，公而無私，對待人與人關係，應持誠實無欺的忠誠態度，“忠，敬也”（《說文解字》）。“忠，無私也”（《廣韻》）。“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論語·顏淵》）。所謂“恕”就是以自己的仁愛之心，去推度別人的心，從而正確地處理人際關係，諒解別人的異同不妥之處，“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衛靈公》）。“和”就是認同，是社會統一性和差異性的平衡，員工想的和老板想的不一致，在有差異的基礎上達成統一便叫“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醜下》）。“信”即誠實不欺，信守契約之意，“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教”是指人有認識世界，約束自己行為的能力，孟子也說，“善教民心”（《孟子·盡心上》）。“均”即平均分配，《說文解字》講“均者，平，不偏也”。“道”，了解人，理解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裏仁》）。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集中而係統，被譽為集大成者，原因是其思想適應了社會和民眾，既能夠為統治階級所接受，也能被普通民眾接受，因此，經過社會實踐長期考驗，到漢武帝時，遂成為中華民族普遍的、統一的意識形態。儒家文化的基本主張是要有權威、高效、廉潔的政府。在儒家看來，社會一定需要一個權威，因為個人追逐利益的無限性和資源的有限性之間是有矛盾的，一定會導致過分的不正當競爭，這時就需要廉潔的政府去解決。“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無欲速，欲速則不達；無則小利，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子路》）。
孔子主張通過教育，培養大量的“君子”--職業官員，就是為了提高政府的素質，以便為社會提供更大的福利。二是強調學習的重要性。要求全社會加強學習，認為“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論語·陽貨》）。意思是說，上級的文化素質提高了，會更懂得關心下級，因為他要借助下級的力量完成自己的工作；下級的文化素質提高了，“會更優則仕”（《語論·子張陽貨》）。用今天的話來說，要想出人頭地，隻能通過學習成才。三是學會中庸之道，就是在矛盾的對立麵間，創造性的尋找平衡點，做到不破壞矛盾共同體，問題還能解決，隻有這樣，才能做到因人而異，因地而異，因時而異。孔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論語·子路》）。“中行”就是“用中”、“執中”，“狂”或“狷”就是兩端，“狂”是過，“狷”是不及，“狂”或“狷”都不好，“中行”最好。《語論》的另一段記載表述得更為清楚：“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論語·先進》）。子張有些過頭，而子夏又顯得不及，過頭與不及同樣不好。很明顯，在孔子心目中，惟有無過無不及的中正才是最好的。隻知執一端，不知執兩端，這種過與不及，荀子稱之為“偏傷之患”。他說：“凡人之患，偏傷之也。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傷之患也”（《荀子·不苟》）。“偏傷”就是片麵性，隻見其一，不見其他，隻知執一端，不知執兩端。偏執一端，沒有他端作牽製，必然走向極端，導致“偏傷之急”。
孔子的這種反對過與不及、主張執中的思想，後學從不同角度做了詮釋和發揮，但細加推敲，幾乎是眾口一詞，成為兩千餘年的儒家不爭之論。孟子還說：“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離婁上》）。“權”就是對於“禮”的靈活運用，跟“權”相對的是“經”。孟子說：“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孟子·盡心下》）。他認為“經”是主要的，但在應用上可以靈活變通，這就是所謂“權”。“權”的作用，是維護“道”。對於“道”，如果不靈活運用，反而有害於“道”。《中庸》說：“舜，執其兩端而其中於民。”即“執兩用中”，常常被儒家所引用。朱熹注說：“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大小，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量度以取中”（《中庸章句》）。這樣可以避免過左過右，從而做事適度。
儒學是以孔子所提倡的主張為首，其管理思想主要有兩方麵，一是重視禮，每個人都應當“克己複禮”。孔子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克製私欲，一切服從周禮的要求。二是強調仁，“仁”是孔子倫理的核心，最高的道德準則，這包括兩方麵內容，一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二為要求管理者“節用而愛人”。孔子是個偉大教育家，興辦私學，有教無類，首創私人講學之風，培養許多有才幹的學生，其言行記載在《論語》裏，該書一萬二千多字，卻字字珠玉，句句格言，如“逝者如斯夫，不舍周往”，“三人行，則必有吾師”，“欲速則不達”，“學而不厭”等。宋朝時，宰相趙普向皇帝進言：“半部《論語》可治天下”。孔子思想把世界說得簡單化，如用一個“恕”字表達了一個人對世人的最高境界。在管理上主張“和為貴”，“寬仁別人”。其管理思想的基本內容是順應人們對富貴的追求，“惠則是以使人”；節製人們過分地追求財富，“以義製利”；重視運用教育手段，在民眾中貫徹“義”的原則，“善教得民心”；不忽視配套使用其他管理手段，“文武之道”。儒家學派主要教育我們在管理中如何處理義與利的辯證關係。
三、法家學派
法家萌芽在戰國前期，發展在戰國中期，到戰國末期，特別是秦始皇統一天下時發展到高峰。秦王朝滅亡後，法家地位下降，由國家主流意識形態變成一個普通的學派，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時，法家被儒家成功改造，做到儒法合流。法家特點：一是“興兵而伐，武爵武任，則國興”，強調武力征伐的重要性；二是“粟爵粟任，則國富”，強調農耕的重要性；三是徹底打破世襲製，強調論功論賞，能者上，平者讓，無能者下，建立起按照才能、貢獻選拔人才的製度；四是懲治官僚隊伍，消除腐敗。
法家政術思想先驅是西河學派傳授儒教經典子夏所撰“六藝”，《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司馬貞《索隱》稱子夏：“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束商；傳《禮》，著《禮誌》”。《後漢書·徐防傳》也說：“《詩》、《書》、《禮》、《樂》，定於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子夏對古代文獻有相當造詣，“六藝”的大部分傳授都與子夏一派有關。子夏說：“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論語·子張》）。由此可見，子夏心目中的君子是知權術有心計的君子，體現出法家察勢和用權精神。子夏注重君王用權之術，認為君王必須注意研究政治曆史。他說：“有國有家不可以不學《春秋》。”“善持勢者，早絕奸之萌”（《韓非子·外儲說右上》）。主張治國者要學習《春秋》等史書，吸取曆史教訓，將危機消除在萌芽狀態，防止失權以至政變。
前期法家的管理思想家是李悝，被稱為法家鼻祖，他任魏文侯宰相時，製定我國第一部比較係統的封建法文法典《法經》。其次是吳起，他變法的要點一是“損有餘，補不足”，就是要剝奪一些舊貴族的“有餘”，來補充軍政開支的“不足”；二是整頓吏治，“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役譽”。到中期，以商鞅變法為主要管理思想。商鞅的管理思想是法家管理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把治、富、強、王作為自己的政治目標，治、富、強是近期目標，王是遠期目標。商鞅認為這幾個目標是相互聯係的：“強者必治，治者必強；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強者必富，富者必強”（《商君書·立本》）。又說：“強必王”（《商君書·去強》）。在近期目標中，富與強是更為直接的目標。所謂富就是國富，所謂強就是國力強盛，“兵起而勝敵”（《商君書·去強》）。最終可以成為“王”，達到統一天下的目標。
慎到，趙國人，著名稷下講學者，與孟子同時代。齊湣王時，曾經在稷下講學，與田駢等人齊名，一度當過太子俘（輔相）。慎到講法重“勢”，勢即君主的權勢。慎到把勢看作執行法治的力量。他注重“以道變法”，因法重勢，認為“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詘賢者”，強調治國以法為準繩，把君主的權勢看作行法的力量。認為“法之所以加，各以其分”，使事無大小，一概斷於法。如果君王不能“以道變法”，也就不能要求臣民“以死守法”，“以力役法”。他尊重君，但不主張獨裁，反對“國家之政要在一人之心”，提出“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的著名觀點。
慎到主張“官不私親，法不遣愛”，與“刑不上大夫”直接對立，形成與儒家的分歧。荀子後來從儒家傳統出發，主張“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數製之”，批評慎到是“尚法而無法，不循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漢書·藝文誌》中有《慎子》四十二篇，列入法家。
申不害，戰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說：“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幹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史記·韓世家》亦說：“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從韓非和司馬遷的記述來看，術是申不害思想的核心。在先秦百家爭鳴中，申不害曾第一個打出了術的旗號，倡導並實踐了以術治國的思想。如《韓非子·定法》說：“今申不害言術。”他主張法治，卻與商鞅不同，他著重於術。術，就是策略、權術、陰謀，以術治國實際上就是將策略思想升華為政治思想，即有思想、有理論、有體係的陰謀政治或權術政治。申不害解釋術治是：“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號，臣如響。君設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詳；君操其柄，臣事其常。為人臣者，操七以責其名。名者，田地之綱，聖人之符。張天地之綱，用聖人之符，則萬物之情無所逃之矣。故善為主者，倚於愚，立於不盈，設於不敢，藏於無事，竄端匿疏，示天下無為。”意為君主首先要絕對集權，抓住根本，這是術治的核心。
韓非子是法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將法、術、勢三者糅合為一，主張“以法為教”，厲行賞罰。韓非子對荀子的“性惡論”深信不疑，他繼承荀子人性惡思想，認為治理國家，必須依靠嚴刑懲罰，而不能借仁義道德，主張“不貴義而貴法”，“不務德而務法”。認為人們各以“計算之心相待”，根本不會有什麼“恩愛”之心，“威勢可以定暴”，“德厚卻不能定禮”，曆史在不斷前進，治國之道應隨時代不同而應變。法家思想在秦代盛極一時，秦始皇建立起統一的大帝國，法家學術占有明顯而重要的地位，並且有一定的曆史貢獻。此後，法家思想或隱或現，從來沒有絕跡。因為人性都有弱點，僅用儒學思想必定走向腐敗，若全采用法學手段則易缺乏人情味，會使有效團體變為無能。如果儒法兼用則有更好效果，有道是：“儒家的心腸，法家的手段”。這與近代社會哲學處理倫理學和法律之間有著相同的觀點。特別是現代企業管理，對一線員工應側重於使用法家學派的思想與手段，用激勵機製來正麵強化，發揮員工的積極性，用製度、懲罰、處理等手段來負麵強化，防止員工自由散漫，不思上進。對於中層幹部應側重於使用儒家思想，以中庸之道、仁愛之心促進中層幹部忠誠於企業，發揮自己主觀能動性。而高層企業主應是用道家學派風範，無為而治，利用自己的魅力和魔力，影響著員工辛勤不懈地工作。
四、墨家學派
自春秋末孔子創立私學，到春秋、戰國之際，聚徒講學成為一時風尚，著名的學者幾乎沒有不聚徒講學的，而新興的仕也把拜師作為進入仕途的重要門徑。墨翟早年曾“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繼孔子之後，聚徒講學。後來另起爐灶，創立了與儒家對壘的墨家學派，逐漸發展成為一個有組織的集團，信奉墨子學說的人稱為墨家。儒家以宗法等級製為基礎，墨家學派則有嚴密的組織，嚴格的法規，“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其首領稱為“巨子”，下代巨子由上代巨子選拔賢者擔任，代代相傳。墨門子弟必須聽命於巨子，為實施墨家的主張，舍身行道，反對戰爭（非攻），善於防禦戰，英勇絕倫，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被派往各國做官的門徒必須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張，行不通時寧可辭職。做官的墨者要向團體捐獻俸祿，做到“有財相分”。首領要以身作則，實行“墨者之法”。墨家聚徒講學，身體力行，成為儒家的主要反對派。戰國初期墨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墨翟、禽滑厘、田鳩、孟勝、田襄子等，反映的是平民階層的要求。
《漢書·藝文誌》說：“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其雲墨家出於清廟之守，應有一定的道理。所謂“清廟之守”，實即巫祝之類的神職人員。墨家很重視巫祝，如《墨子·迎敵祠篇》就講到靈巫“可知成敗吉凶，舉巫、醫、卜有所，長具藥”，“征史告於四望山川社稷”。墨家主張“天誌”（順從天意），信奉鬼神，以為天意是“兼天下而愛之”的。原始的科學技術混雜在巫祝的“方術”之中，墨家淵源於注重“方術”的巫祝，因而重視科學技術，《墨經》中就有力學和光學的理論探討。因此，墨家“出於清廟之守”，大抵是不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