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旗如畫》這部作品在《啄木鳥》雜誌連載，在編輯者的精心策劃下，同時配發了一組評論，讓我心存感動。作為一個寫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被評論家和讀者所關注。我的作品很少有人說什麼話，原因不外乎有以下這麼幾點：第一，是自己的作品太一般，沒引起評論家的重視，這一點非常合乎情理；其次，有的作品也一般，但非常被評論家“重視”，原因不說，大家也明白。我這個人從寫作到現在為止，一直抱著順其自然的心態，聽說過許多評論家的名字，有的也在某種場合很榮幸地謀過一兩次麵，但都是淡淡之交，隻甘願當這些評論家的讀者。有時候，讀到某位評論家言之鑿鑿的評論，被深深折服；更多的時候，讀到一些出自大名鼎鼎的評論家的作品時，我的臉都有時發紅發熱，生出許多虛汗來。我能理解這些評論家的苦衷，大家都不容易，都想混口飯吃，從那以後，關於對某部作品的評論文章，我就很少看了，匆匆地看一眼題目，和題目下顯赫的名字，僅此而已。不是不想看，是不敢看。
《啄木鳥》的編輯者組織了幾篇關於《戰旗如畫》的評論，編輯楊桂峰通過電郵發給我，我心懷忐忑地認真拜讀了，受益匪淺。在這裏，向三位老師和學長，致以深深的敬意。桂峰編輯囑我寫點什麼，沒有文體限製，於是就寫了如上一些瑣話。如對某位評論家老師有得罪的話，我深表歉意，但這是我的真心話。
言歸正傳，看了這幾位老師、學長的評論，我深受啟發，思考了一些以前沒有想到過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僅是寫作上的，更重要的是對人生、人性的思考，的確受益；但對軍人和人性的話題，我想說一說自己的理解和想法。
我一直不讚成對作家稱謂的細化，比如說，我經常被冠以軍旅作家的稱謂。大家都知道，文學即人學，軍人首先是我們人群中的一分子，因為職業的不同，他們被稱為軍人。但別忘了，軍人也是普通人。真正能稱得上職業軍人的，在我們部隊的序列裏應該說少之又少。人並不是因為穿上軍裝而就成為了軍人，應該是骨子裏的軍人情結，才決定這個人是否是真正意義上的軍人。我在武行裏摸爬滾打這麼多年，對國人應該說是很熟悉的，在穿著軍裝的這些人中，有許多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軍人，市民氣或者農民氣都太重了，正如知識分子的隊伍裏充斥著許多假冒和偽劣一樣。我覺得是否是軍人，首先看他的職業，更重要的是他的靈魂深處的內核。
在《激情燃燒的歲月》這部電視劇播放到現在，仍有許多熱心的人和我探討軍人的問題，以及軍事題材作品的出路問題。這類題材的作品並不鮮見，為什麼沒有引起廣泛的共鳴？眾所周知，一個是創作者的藝術觀念問題，另外還是一個生活態度問題。藝術觀念決定生活態度，也就是說，怎麼去看待生活。也許我這兩者解決得好一點，於是有了“父親係列小說”，然後又有了《激情燃燒的歲月》這部電視劇。創作“父親係列”小說的最初動因是覺得還生活以本來麵目，替父輩們說些公道話，其實就這麼簡單。
說到這裏，話題就回到了老康先生在《戰旗如畫》這部作品裏提到的關於軍人和人性的問題。早在《父親進城》的發表，到《激情燃燒的歲月》的播放，也有些人想到過類似的觀點，就是對“石光榮”這樣的人從根兒上的不認同，因為他剝奪了褚琴的真愛，強取豪奪地把褚琴據為己有。這是典型的男權主人，是毫無人性並可憎的，應該受到批判和譴責。
我非常理解這些善意的指責和評判，包括老康先生的觀點。我也思考過這樣的問題，我也想很人性化地去處理這樣的藝術問題。但藝術並不等同於生活，稍了解一點曆史的人都知道，“石光榮”式的婚姻，在我們的曆史中曾真實地發生過，還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一部文藝作品的真實與否，就在於它是不是真正地尊重客觀和曆史。虛偽的作品是立不住腳的，“石光榮”們，包括《戰旗如畫》中的爺爺、父親和“我”這三位男性的愛情觀，以及他們和不同時期的三位女性建立起來的關係，都不能拋開曆史的局限性。如果站在我們今天的高度，在以一個知識分子的情懷去關照生活的話，那麼我們有許多的指責和不滿。當我們成為了曆史，我們的後人也有許多的不滿和批評，這就是生活和曆史。
在愛情的問題上，人性永遠是自私的，愛情的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的，愛情的終極結果是幸福，但更多的人總結幸福時，都在回憶這個過程，隻有過程才是津津樂道的。在大千世界裏，曆朝曆代上演了數不清、又疲乏不明的愛情故事，什麼樣是幸福的，什麼樣又是不幸的？個中滋味沒人能說清楚，如果有個換算幸福的公式的話，那幸福又太簡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