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結漢族儒士
一二三二年拖雷逝世，這對十八歲的忽必烈而言，無疑是個沉重的打擊。不過，一定程度上促使忽必烈迅速成熟，錘煉了他的意誌和應付複雜事變的能力。
在乃馬真皇後稱製時期，忽必烈進入而立之年。
那時，成吉思汗諸子先後謝世，孫輩馳聘沙場的時刻即將來臨。
忽必烈無時不在思考：如何為大蒙古國幹一番事業，如何大有作為於天下?身為蒙古宗王和拖雷嫡子，他現在有責任和實力，也有這樣的機會和可能。
忽必烈熱衷於訪求前代帝王的功業逸事，特別是喜歡聽唐初李世民廣延四方文學之士，講論治道，終成大業的事跡，而且由衷欽佩，銳意模仿。
忽必烈千方百計延請召集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總是興趣盎然地詢問治理國家的方略辦法。因為這一係列努力，忽必烈周圍漸漸彙集了一批“亡金諸儒學士及一時豪傑知經術者”。
在臨時應召和長留漠北的漢族士大夫中，比較係統地向忽必烈獻上治國之道的，當數張德輝、劉秉忠、姚樞、李冶。
一二四七年，河東交城人張德輝被召到漠北藩邸。忽必烈首先發問：“孔子沒已久，今其性安在?”
張德輝回答：“聖人與天地終始，無所往而不在。王能行聖人之道，即為聖人。性固在此帳殿中矣。”
忽必烈又問：“或雲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張德輝回答說：“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睹。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則武弁世爵，若論軍國大計，又皆不預。其內外雜職，以儒進者三十分之一，不過閱簿書，聽訟理財而已。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
忽必烈深表讚許，又問：“祖宗法度具在，而未設施者甚多，將若之何?”
張德輝指桌案上的銀盤為喻：“創業之主，如製此器。精選白金，良匠規而成之，畀付後人，傳之無窮。今當求謹厚者司掌，乃永為寶用。否則不惟缺壞，恐有竊之而去者。”忽必烈思索良久後說：“此正吾心所不忘也。”
忽必烈還問：“農家作勞，何衣食之不贍?”張德輝答道：“農桑，天下之本，衣食所從出。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其精美者輸之官，餘惡者將以仰事俯畜。而親民之吏複橫斂以盡之，民則鮮有不凍餒者矣。”
忽必烈繼續問道：“今之典兵與宰民者，為害孰甚?”張德輝回答：“典兵者，軍無紀律，專事殘暴，所得不償其失，害固為重。若司民者，頭會箕斂以毒天下，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蠹亦非細。”
忽必烈沉默許久，又說：“然則奈何?
張德輝答道：“莫若更選族人之賢如口溫不花者，使主兵柄，勳舊如忽都忽者，使主民政，則天下皆受其賜矣。”
一二四二年，劉秉忠隨禪學海雲法師赴和林論道。海雲南返後，劉秉忠留在漠北忽必烈藩邸，上書數千百言論及天下形勢與應對之策，頗有遠見的建議皆使忽必烈受益匪淺。
一二五○年，原燕京行台郎中、營州柳城人姚樞應召至漠北忽必烈藩邸。姚樞見忽必烈“聰明神聖，才不世出，虛己受言，可大有為”，就融會二帝三王之道和治國平天下之大經，歸納為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等八目。
又詳細列舉救治時弊的三十條，即立省部，辟才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員，班俸祿，定法律，審刑獄，設監司，明黜陟，閣征斂，簡驛傳，修學校，崇經術，旌孝節，厚風俗，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遊惰，肅軍政，匱乏，恤鰥寡，布屯田，通漕運，倚債負，廣儲蓄，複常平，立平準，卻利便，杜告訐。
劉秉忠和姚樞之言，多是針對蒙古國時期的弊政，又概括地總結了漢地王朝的豐富統治經驗，所以給忽必烈的影響和震動似乎更直接、更深刻。忽必烈自然容易高興地接受。而且，相當多的內容又成為忽必烈創建元朝以後主要政策的濫觴。
李冶，字仁卿，真定欒城人，金末進士。忽必烈聞知其賢，派遣使者召至藩邸，還特意讓使者轉達“素聞仁卿學優才贍，潛德不耀，久欲一見，其勿他辭”之盛情。
忽必烈問：“天下當如何而治?”李冶回答：“為治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綱紀而已”。忽必烈問：“魏征、曹彬何如?”李冶答道：“征忠言讜論，知無不言，以唐諍臣觀之，征為第一。彬伐江南，未嚐妄殺一人漢之韓、彭、衛、霍，在所不論”。
忽必烈問：“今之臣有如魏征者乎?”李冶回答：“今以側媚成風，欲求魏征之賢，實難其人。”又問：“今之人才賢否?”
李冶回答：“天下未嚐乏材，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理勢然耳。今儒生有如魏瑤、王鶚、李獻卿、蘭光庭、趙複、郝經、王博文輩，皆有用之材，又皆賢王所嚐聘問者，舉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盡耳”。
忽必烈問：“回鶻人可用否?”李冶答道：“漢人中有君子小人，回鶻人亦有君子小人，在國家擇而用之耳。”
李冶所言，主要強調側重於識才用人。他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忽必烈求才若渴的心願，忽必烈當然願意接受。
這些獻納問答，都是極好的漢地先進文化啟蒙，都是治國平天下的經驗之談，不僅為忽必烈增加了許多可貴的知識和信息，而且為他了解中原漢地和日後以漢法治漢地，提供了很好的思想準備。
在這些漢族儒士的影響下，忽必烈有了一定的尊孔禮儒的傾向。
如乃馬真皇後三年（1244年）前金朝狀元王鶚應忽必烈之召，攜孔子畫像赴漠北，在忽必烈的支持下舉行釋奠禮，忽必烈還與左右飲食其胙物，由此受到尊孔儀禮的初步演習。
憲宗二年（1252年），應召北覲的北方文學巨擘元好問及張德輝，尊忽必烈為儒教大宗師，忽必烈竟欣然接受。
應該承認，此時的忽必烈，不一定完全懂得上述釋奠和尊號的真實涵義。
蕃邸精英薈萃
憲宗元年（1251年）六月，蒙哥登上蒙古國汗位。繼而，幸運之神又隨之降臨，忽必烈奉汗兄之命擔起了總領漠南的重任。
總領漠南期間，忽必烈在延請四方文學之士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個號稱“金蓮川幕府”的謀臣侍從集團。這個謀臣侍從集團，對忽必烈總領漠南乃至以後締造元帝國的人生曆程，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金蓮川幕府”，其名源於忽必烈奉命總領漠南軍國庶事後的駐牧開府地點。該駐牧地在原金桓州附近的金蓮川。
此地原名曷裏滸東川，因夏季盛開美麗的金蓮花，金世宗時故易名為金蓮川。這批藩邸謀臣侍從隨而被稱為“金蓮川幕府”。
幕府侍臣有：劉秉忠、趙璧、王鶚、張德輝、張文謙、竇默、姚樞、許國楨、郝經、許衡、廉希憲、商挺、劉肅、宋子貞、王恂、李昶、徐世隆、李德輝、張易、馬亨、趙良弼、趙炳、張惠、李冶、楊奐等。
這些人都是中州精英和碩德耆儒。他們多為是較長時間留在漠北或漠南金蓮川藩邸，一小部分漢地名士或因年邁者旋召旋歸，並不久留。
他們地域種族各異，技能職業有別，學術派別林立，誌趣主張也不盡相同。
大體可分為邢州術數家群、理學家群、金源文學群、經邦理財群、宗教僧侶群及王府宿衛群等若幹群體。他們分別從自己的學術誌趣出發，闡揚各自的政見方略，希望為忽必烈所采用，竭力在總領漠南的施政中留下一些屬於己方主張的印痕。
邢州術數家群。這一群體的領袖是劉秉忠，成員有王恂、張文謙、張易、馬亨等。
劉秉忠是邢州邢台人，一二四二年隨禪宗海雲法師北上覲見忽必烈，留侍於漠北。
劉秉忠學貫儒、佛、道三教，特別是“通曉音律，精算數，善推步，仰觀占候，六壬遁甲，《易經》象數，《皇極邵氏》之書，靡不周知”。
劉秉忠不僅“學術通神明，機算若龜策”，還嫻熟治國之術。如前述，到漠北之初，劉秉忠曾上書數千百言，“皆尊王庇民之事”。但忽必烈最賞識的是“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而且有所謂“唯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的神秘約定。
據說，劉秉忠與忽必烈“情好日密，話必夜闌，如魚得水，如虎在山”，這又是其他藩府舊臣無法比擬的。
王恂是中山安喜（今河北定縣）人，曾從劉秉忠學於邢州紫金山。“蚤以算術妙天下”，在藩府擔任太子伴讀。
張文謙是邢州沙河（今河北沙河縣）人，與劉秉忠自幼同窗，“年相若，誌相得”，早年受劉秉忠的影響，“洞究術數”。
後來，又與許衡等交結，潛心義理之學。他被忽必烈“擢置侍從之列”，司教令奏，日見信任。
邢州術數家群的成員，多數是劉秉忠的同鄉、同窗、或門人，並且是由劉秉忠薦舉進入藩邸幕府圈的。學術上也以陰陽術數為主。因為劉秉忠的緣故，邢州術數家群在藩邸幕府中稱得上是最早投靠忽必烈，最受忽必烈信任的。
理學家群。這一群體主要由竇默、姚樞、許衡三位北方著名理學家組成。
竇默是廣平肥鄉（今河北肥鄉縣）人，初業醫，又學伊洛性理之書，一度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
一二四九年應召於漠北，首以三綱五常為言。忽必烈對此說有所領會，亦稱：“人道之端，無大於此。失此，則不名為人，且無以立於世矣”。竇默又說：“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
忽必烈對此頗感興趣，一日三次召見與之交談，奏對皆稱旨，自此對竇默敬待加禮，不令暫去左右。竇默是理學家群中最早進人忽必烈藩邸的。曾奉命教授太子真金，姚樞、許衡皆由他舉薦。
姚樞是營州柳城（今遼寧朝陽）人，曾從趙複處得程、朱二子性理之書，潛心研讀，遂成北方理學領袖之一。
一二五○年北謁忽必烈，上治國平天下及救時弊之八目三十條，“本末兼該，細大不遺”。姚樞所言講究現實，也比較注重這位蒙古宗王的認同接受程度。忽必烈奇其才識，“動必見詢”，視姚為藩邸的主要謀臣。
忽必烈雖然對空言性理的理學不甚感興趣，但竇默、姚樞二人“誠結主知”，一直受到格外的眷顧和信賴。
至於許衡，因其被舉薦的時間較晚，起初僅奉王府令旨教授京兆，又兼性情古怪，所言迂闊空泛，藩邸時期的忽必烈並不喜歡他。盡管許衡在理學家群中學術造詣是最高的。
金源文學群。這一群體大多數是前金朝詞賦進士出身，率以詩賦文章相標榜。王鶚是這一群體的領袖，成員主要有徐世隆、李冶、劉肅、宋子貞、李昶等。
王鶚是開州東明（今山東東明縣）人，金正大狀元。
一二四四年召赴漠北藩邸，忽必烈對他格外優待，每每賜座，呼狀元而不名。他曾給忽必烈進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常常到深夜。忽必烈頗為所論感動，說：“我今雖未能即行，安知它日不能行之耶!”王鶚“以文章魁海內”，“一時學者翕然鹹師尊之”。
王鶚向忽必烈所舉薦的多是金朝的詞賦文士。忽必烈還命令近侍闊闊、廉希憲、柴禎等五人以王鶚為師，學習漢文化。
徐世隆是陳州西華（今河南西華縣）人，金正大進士。他“古文純正明白”，“詩歌則坦夷瀏亮”，“四六則駢儷親切”。
一二五二年徐世隆北上，見忽必烈於日月山帳殿，以孟子“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說，勸戒忽必烈征雲南之行。
李冶是真定欒城（今河北欒城縣）人，金正大末進士。他“聚書環堵”，以做文章為樂，“經為通儒，文為名家”。一二五七年，隨使者北謁，也是忽必烈問以治道的漢文士之一。
其他屬於此群體的劉肅、宋子貞、李昶等，也都是喜好文學詩賦的進士出身者。
以上王鶚、徐世隆、李冶三人進講治道時，言必稱孔孟綱常，就很能說明問題。
不過，他們在崇尚標榜詩賦文章之餘，兼學兼通的多是傳統的孔孟儒術，而非程朱的性理之學。
經邦理財群。這個群體的人員，率以治國經邦為直接任務，或喜好謀劃經略，或善於理財會計。郝經、趙璧是其代表人物。
郝經是澤州陵川（今山西陵川縣）人，金朝亡後，僑居保定，充世侯張柔家塾教授。郝經雖然“上溯洙泗，下迨伊洛諸書，經史子集，靡不洞究”，但又強調“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為利益拘”，“不作章句儒”，立誌“務為有用之學”，“以複興斯文，道濟天下為己任”。
應召赴藩邸後，郝經充任重要謀臣，上下數千年，旁征博引，援據古義，為忽必烈呈獻諸多救弊更化的良策。忽必烈喜其所言，凝聽忘倦，還在日後的施政中多有采用。
趙璧是雲中懷仁（今山西懷仁縣）人。一二四二年，即被忽必烈召至漠北駐地，是忽必烈最親近的漢人侍從之一。
忽必烈讓王妃親自為他縫製衣裘，派他馳驛出使四方，招聘名士王鶚、姚樞等。還奉命學習蒙古語，在馬背上替忽必烈譯講《大學衍義》。
趙璧被忽必烈稱為秀才，頗善於草擬表章文檄，且教授蒙古生徒儒書。
然而，他“刻意吏學，以經濟為己任”，後來又“經畫饋運”，“手校簿書”，忽必烈任命其為中書平章的製書中也有“素閑朝政，久輔聖躬，柱石廟堂，經綸邦國”之語，故更像是一位經邦理政的精敏儒吏。
此外，“能理財賦”“調軍食”的李德輝，“博學有經濟器”的張德輝，文武才兼備，“有經濟略”的商挺，被忽必烈命為撫州長，“城邑規製，為之一新”的趙炳，擔任邢州安撫司和陝西宣撫司幕官的趙良弼，“盡通諸國語”，後任製國用司副使的張惠，出身察必皇後斡耳朵媵人，又與李德輝“偕侍潛邸”的阿合馬等，也大致屬於這一群體。
宗教僧侶群。代表人物是吐蕃薩加派僧師八思巴、禪宗僧人海雲、太一道教大師蕭公弼等。
這個群體人數不多，但對忽必烈的個人宗教信仰，對日後元王朝的宗教政策及治理吐蕃，影響頗大。
王府宿衛群。顧名思義，這一群體是由忽必烈王府怯薛宿衛士組成。如廉希憲、董文用、董文忠、賀仁傑、阿裏海牙、許國禎、謝仲溫、姚天福、高天錫、謁隻裏、昔班、闊闊等。
這些人來自蒙古、色目、漢人等不同種族，平時負責王府的生活服侍和護衛。
除廉希憲以外，王府宿衛士大多沒有什麼突出的政見主張，也不常參與藩邸的治道問答。但他們始終是忽必烈最信賴的藩邸人員。
以上六個群體，隻是就其基本特征的粗略劃分。實際上，六群體部分人員在誌趣流派方麵常呈現一定程度的交叉或複合。總之，六種類型或群體的劃分，使我們對“金蓮川幕府”內部構成及其與忽必烈的關係，一目了然。盡管這種劃分隻是相對或粗略的。
忽必烈對“金蓮川幕府”及其他應召人員的態度是比較理智的。這些侍從和應召人員五花八門、形形色色，所持主張及所懷目也各不相同：有的希望獲取賞賜，有的希望免除本派別門人的勞役賦稅，有的希望改善民眾的生活並恢複中國的統一與秩序，有的則主張以華化夷，促使蒙古人逐漸漢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