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的文武大臣都看到了這一點，紛紛勸忽必烈及時攻宋，並積極獻計獻策，以邀功求賞。
惟獨迂腐的許衡，死死抱著“仁義”思想不放，反對興師滅宋，他建議忽必烈，“當修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兩國之生靈以決萬一之勝負”，仍然主張，“統一天下，以德不以力。”
“統一天下，以德不以力”的仁義道德思想，有一定道理，因為光靠野蠻的武力征服是難以統一天下的，必須輔以思想征服及其拉攏招撫等，才會奏效。
但把這種思想發展到極端，也是不切合實際的，因為光靠仁義道德思想也是不會統一天下的，必須輔以武力征服，才能成功。
許衡在元朝具備統一條件的形勢下，仍然主張以德征服，而反對武力進討，就像春秋時期的宋襄公一樣，講究的是一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這種不切實際的主張，理所當然地要受到崇尚實際的忽必烈的反對。
再如，至元十二年（1275年）。南宋首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即將攻破之際，忽必烈命阿合馬與姚樞、徒單公履、張文謙等儒臣商討在原來南宋統治地區實行中統鈔法問題。
原來南宋統治地區也發行紙幣，稱為“交子”和“會子”，統稱“交會”。毫無疑問，忽必烈占領江南，就應該用自己的貨幣中統鈔倒換南宋的交會，這應該是一種比較淺顯易懂的道理。
可姚樞和徒單公履卻反對用元朝的“中統鈔”倒換南宋的“交會”。姚樞說；“江南交會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徒單公履說：“伯顏已嚐榜諭交會不換，今亟行之，失信於民。”兩人都認為用中統鈔倒換南宋交會會導致老百姓不便，給江南人民帶來災難。
其實，當時的情況並非如此,亡宋的交會已形同廢紙，如果讓交會繼續流通的話，不但會給老百姓帶來災難，也不利於鞏固國家的統一。因此，忽必烈說：“樞與公履，不識事機”。忽必烈的批評是對的，他毅然決定,用中統鈔倒換交會，在江南地區推行中統鈔法，使江南地區很快穩定下來。
漢儒不僅有時表現出迂腐和無知，更重要的是，他們講求仁義道德，而反對功利，滿足不了當時戰爭不斷、百廢待興的金錢需要。
因此，忽必烈開始意識到滿嘴仁義道德的漢儒們作用的有限性，對儒士們吟詩作賦、崇尚空談、不務實際的風習漸漸不滿起來。他曾說過，“漢人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充分反映了他的這種思想變化。
漢儒們不能幫助忽必烈解決財政上的巨額需求，忽必烈開始把眼光轉到善於經商和理財的色目人身上，在采用漢法的同時又吸收了一些色目法。這樣，又引起了漢法派和色目官僚集團的矛盾和鬥爭，終於爆發了王著錘殺阿合馬的事件。
忽必烈對色目法的吸收，是從任用阿合馬開始的。阿合馬是回回人，出生於中亞費納喀忒（今烏茲別克塔什幹西南錫爾河右岸）。最初服務於蒙古弘吉剌部按陳那顏帳下。
自從成吉思汗娶了弘吉剌部特薛禪之女孛兒台以後，汗族與弘吉剌部就確立了世代為親的規矩。成吉思汗曾特殊下旨，弘吉剌氏“生女為後，生男尚公主，世世不絕”。阿合馬所服務的按陳那顏就是特薛禪之子。按陳有女察必，後嫁忽必烈為皇後（即順聖皇後），阿合馬得以隨察必入宮，開始接近忽必烈。
阿合馬特別善於經商和理財，在和忽必烈的接觸中，其才能逐步顯露出來，慢慢獲得了忽必烈的信任。中統二年（1261年），被任為上都同知，次年又受任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開始負責管理財賦。
至元元年（1264），阿合馬又升任中書平章政事，掌握了朝中大權，正式開始了他的理財生涯。
阿合馬理財，善於運用經商的經驗，在結合漢族剝削方法的同時，又采用西域色目人的一些剝削方法，大力進行搜刮。
阿合馬理財，主要實行以下幾種措施：
第一，整頓稅收，實行包稅製。為了加強對財政的管理，至元三年（1266），忽必烈在阿合馬的建議下，正式設立“製國用使司”作為主管全國財政的專門機構，以阿合馬為製國用使司最高長官。
至元十二年（1275），以對宋戰爭和對北方諸王的鬥爭，軍費不足，以及國家建設需要大量經費等，阿合馬請求重新設立諸路轉運司十一所，並派使進駐京各所，負責整頓稅收，籌措經費。
阿合馬在整頓稅收過程中，在全國推行包稅製。包稅，也稱“撲買”或“買撲”，即將某一地區應交稅額，承包給稅官。承包稅額確定以後，朝廷不再過問征稅的方式，也不管他們怎樣加稅征收，隻要各地區按數額上交賦稅就行。
這種包稅法主要來自西域，宋金時期曾經在礦冶河泊等局部地區實行過類似的包稅法，但影響極為有限。
大蒙古國時期，中亞地區流行的這種包稅製大量傳入內地，窩闊台時，奧都剌合蠻曾經任用色目商人，在各地實行包稅。富民劉忽篤馬、涉獵發丁、劉廷玉等人曾想以銀一百四十萬兩的數額承包天下課稅。阿合馬推廣此法，為了增加政府收入，誰能增加稅額就讓誰去辦理。
安西王相府官趙炳向阿合馬建言，“陝西課程歲辦萬九千錠，所司若果盡心措辦。可得四萬錠”。
阿合馬即命趙炳負責陝西地區稅收。趙炳大肆搜刮。兩年以後，京兆等路稅收就超過了四萬錠，達到了“五萬四千錠”。饒州總管姚文龍認為，江南財賦歲可辦鈔五十萬錠，阿合馬即任姚文龍為江西道宣慰使，管理江南稅賦及茶法。
阿台馬推行包稅製，確實保證和增加了國家稅收。但承包人為了獲取利益，常常隨意加稅，額外多取，這就極大地加重了老百姓的負擔。
阿合馬在推行包稅製的同時，對商稅也進行了整頓。當時，京師大都有一些蒙古貴族和色目大商人，依仗權勢，無所不為，經商拒不交稅。阿合馬建議，“凡在京權勢之家為商賈，及以官銀賣買之人，並令赴務輸稅，入城不吊引者同匿稅法。”
忽必烈深表讚賞，並令其製訂商稅法。至元七年（1270），於是頒行“三十分取一之製，以銀四萬五千錠為額，有溢額者別作增餘”。阿合馬整頓商稅，並製訂商稅製度，令富商大賈交稅，這是正確的。
第二，實行鹽、鐵、藥材、茶葉等專賣政策。阿合馬理財，規定食鹽由國家專賣，不準走私。
中統四年（1263年）正月，阿合馬請設東平等路巡禁私鹽軍，查禁食鹽走私。
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兵南下，姚樞與徒單公履等上言，建議北鹽及藥材，可以讓老百姓從便貨賣。
阿合馬不同意，特上奏說：“臣等以為此事若小民為之，恐紊亂不一”。堅持食鹽和藥材專賣，並建議在南京、衛輝等路籍括藥材，在蔡州發鹽十二萬斤，由政府專賣，禁止私相貿易。
對於金、銀、銅、鐵等礦冶及其器物製造，更是規定由國家專營和專賣。
中統四年（1263年）正月，阿合馬就“請興河南等處鐵冶”，後來又推薦禮部尚書馬月合乃“兼領已括戶三千，興煽鐵冶”，大力發展鐵冶業。
阿合馬還“榷民鐵鑄為農器，厚其值以配民”，收購老百姓家中廢鐵，再加工鑄造成農具，加價賣給農民。民間不便買用，阿合馬便強行抑配。此外，阿合馬還禁止私造銅器等，均由官府專營專賣。
阿合馬實行鹽鐵官營並沒有錯，曆史上自漢武帝實行鹽鐵官營以來，各個朝代基本上實行官營政策，均收到一定效益。
阿合馬所實行官營政策。與曆史上不同的是，一切從商人眼光著眼，以獲利為前提，因此在經營和專賣過程中出現一些問題，其功利思想也遭到一部分人反對。
第三，理算錢糧。理算也稱“拘刷”、“根刷”、“打勘”等，意思是檢查各地官司錢糧收支情況。查其欺隱，追征曆年積欠。
阿合馬理財，屢次大規模進行理算，特別是統一江南之後，理算更加頻繁。阿合馬理算錢糧，檢查各級官府的欺隱、積欠及貪汙等，本身並沒有錯，隻是阿合馬及他所任用的理算官員均有一顆商人腦瓜，分赴各地以誅求獲利為務，隻要給他一些好處，理算即可順利過關，否則必然要理算個翻天覆地。
因此，各級官員爭相賄賂理算官員，使理算活動有名無實，成為額外搜刮的一種手段。
州縣上下司務，每年打勘一二次，賄賂歸於官長，州縣官吏皆以為苦。各級官吏層層搜刮，有如鸕鶿得魚滿頷，即為人抖取；鸕鶿再去取魚，人又來抖取。各級官員所獲，最後都被阿合馬等人索取。
各級官員無所得，繼續向下級官員索取，最低一級官員無所取，隻好加重對老百姓的搜括。結果，不但未能理算清楚各級官府的欺隱、積欠及貪汙，相反倒助長了各級官員的貪汙受賄，進一步增加了老百姓的負擔。
第四，濫發紙鈔。中統初年發行中統交鈔，以絲或銀為本，印數有限製，每年不過十萬錠。至元十一年（1274年），滅宋戰爭和平定北方諸王叛亂戰爭開始以後，阿合馬為了搜刮錢財，開始大量印行交鈔。增加紙鈔的發行量，是政府搜括財富的一種手段，在一定時期內確可以緩解政府的財政虧空。
但紙幣大量發行，引起紙鈔貶值，物價飛漲，使持幣者蒙受巨大損失，導致社會動蕩不安，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無疑於飲鴆止渴的一種做法，不宜提倡。
阿合馬通過以上一係列措施，確實為朝廷搜括到不少錢財，因而得到急需金錢的忽必烈的寵信。忽必烈高興地說：“宰相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能兼此三者，乃為稱職。”“回回人中阿合馬才任宰相”。對阿合馬作了高度評價。阿合馬依恃忽必烈的信任，專權自恣，“光榮地履行宰相職責約二十五年”。
但是，阿合馬大量引入色目人的剝削方法，管理國家像經商一樣，追求利潤，大肆搜刮，極大地增加了老百姓的負擔，引起了人民群眾的普遍不滿，逐步激化了階級矛盾。
阿合馬還依仗忽必烈的信任，排斥異己，把自己的親信安插到各個要害部門。
阿合馬自恃力量強盛，肆無忌憚地詆毀漢法，貪汙受賄，無所不為，又引起了蒙古貴族和漢人地主中漢法派官員的極大不滿，他們紛紛起來與阿合馬抗爭。
中統三年（1262年），阿合馬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總管財賦，請求將有關事務直接上奏皇帝，不經中書。
忽必烈令廷臣討論：張文謙堅決反對，說“分製財用，古有是理，中書不預，無是理也”。忽必烈聽了張文謙的話，以為很有道理，給予支持，不準阿合馬所請。
至元元年（1264年），總管財賦的阿合馬黨徒自相攻擊，忽必烈命中書省調查其事，“眾畏其權，莫敢問”，中書平章政事廉希憲以與阿合馬鬥爭為己任。“窮治其事”，將調查到的真實情況報告忽必烈，忽必烈下令“杖阿合馬”，撤銷阿合馬所領中書左右部，並入中書省。
至元三年（1266年），忽必烈為了獲取更多的財富，在阿合馬的建議下，設置了製國用使司，總理財政，並以平章政事阿合馬兼領使職。
阿合馬大權在握，更加變本加利地排斥漢儒官員及傾向於漢法的蒙古貴族。丞相線真和史天澤屢次與阿合馬辯論，都被“多智巧言”的阿合馬所擊敗。
大將木華黎四世孫安童以勳舊子弟任中書右丞相，忽必烈令許衡做他的漢文輔導老師，安童又奏請儒臣姚樞入省議事。
阿合馬見安童親近漢儒，大為不滿，也想予以傾陷。
至元五年（1268年），阿合馬奏請以安童為三公，以解除他在中書省的實權。忽必烈將其事交給儒臣們討論，商挺說：“安童，國之柱石，若為三公，是崇以虛名而實奪之權也，甚不可”。
眾人紛紛附合商挺之意，阿合馬的陰謀沒有得逞。
阿合馬想要架空安童的陰謀雖然沒有得逞，但其後他奏事不經中書，越過安童。直接向皇帝上奏，安童知道以後，非常氣憤，他對忽必烈說：
“臣近言尚書省、樞密院、禦史台，宜各循常製奏事，其大者從臣等議定奏聞，已有旨俞允。今尚書省一切以聞，似違前奏。”
忽必烈也覺得阿合馬太過分了，說：“汝所言是。豈阿合馬以朕頗信用，敢如是耶！其不與卿議論非是，宜如卿所言。”
但阿合馬擢用私人，仍然“不由部擬，不谘中書”，安童沒有辦法，隻好固請，“自今唯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事並付阿合馬”。隻好向阿合馬妥協。
許衡在朝，一直堅持同阿合馬鬥爭。至元十年（1273年），朝廷議設行樞密院，阿合馬欲以其子忽辛兼掌兵權，許衡再次起來抗爭，他認為“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父位尚書，典民與財，而子又典兵，太重。”
忽必烈聽了許衡的話，說“你擔心他會造反嗎?”許衡回答說，阿合馬雖然不反，但這是“反側之道也。古者奸邪未有不由如此者。”
忽必烈把這些話轉告給阿合馬，阿合馬非常生氣，質問許衡說：“公何以言吾反?”許衡回答說：“吾言前世反者，皆由權重，君誠不反，何為由其道?”
阿合馬自知無話可答，隻好反唇相譏道：“公實反耳，人所嗜好者，勢利、爵祿、聲色，公一切不好，欲得人心，非反而何”。
雖然漢法派官員紛紛奏劾阿合馬“蠹國害民”，但都被阿合馬這種巧辯所掩飾過去，阿合馬仍然得到忽必烈的信任。
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忽必烈身邊有影響的漢法派官員，特別是漢法派中的義理派官員，已經日漸減少。
至元十一年（1274年），劉秉忠病死；至元十二年（1275年），史天澤亡故；至元十三年（1276），趙璧去世；姚樞在阿合馬掌權不久就被排擠為昭文館大學士，主持詳定禮儀，退居閑散職位，到至元十五年（1278）離開了人世；同年，董文炳也病死了；廉希憲被罷相閑居以後出放外任，身體欠佳，至元十七年（1280）病亡；同年，竇默、李德輝也進了陰曹地府；許衡在至元十年（1273）因阿合馬排擠而被迫辭職還鄉，至元十八年（1281）憂鬱而死；王恂也於同年而亡。工部侍郎董文用雖然身體尚好，至元十三年（1276）也被阿合馬讒陷，出為衛輝路總管。
這樣，在朝廷中的漢法派官員，就隻有張文謙、張易、趙良弼及傾向於漢法派的蒙古貴族安童了。
安童身任右丞相，曾對阿合馬進行一些牽製，但至元十二年（1275年）受命輔助皇子那木罕出鎮阿力麻裏，伯顏繼任為中書右丞相，阿術任左丞相，伯顏和阿術都是武人，長期率師在外，這樣，身為平章政事的阿合馬便控製了朝中主要大權。
在漢法派官員體弱多病、紛紛亡故之時，身任禦史中丞的張文謙成了漢人儒臣的實際領袖，運用手中的監察權力，事事牽製阿合馬。阿合馬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後快，因此，上奏忽必烈，請求罷廢諸道按察司，既可以排除台諫機關對他的牽製，又可以整治一下張文謙，借以動搖張文謙的地位。
張文謙看出了阿合馬的陰謀，向忽必烈極陳利害，得到忽必烈的讚許，諸道按察司才得以保留。雖然如此，張文謙深知為阿合馬所忌，無力與之抗爭，隻好上疏求去，後被改任為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領導修曆工作。
張易、趙良弼見狀，知道一時難與阿合馬為敵，遂視“權臣（指阿合馬）奸欺，結舌其旁，符無與己然者”，委屈求全，保存權位，一時與阿合馬相安無事。
這些漢法派官員看看鬥不過阿合馬，隻好站到支持漢法的皇太子真金一邊，暗中策動真金，企圖利用真金的勢力來與阿合馬抗衡。
真金是忽必烈皇後察必所生長子，早在忽必烈身居藩邸時，就令年少的真金從姚樞、竇默學習儒家經典，又選王恂、李德輝等人為伴讀。姚樞“日以三綱王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
中統二年（1261年），大儒劉秉忠的弟子王恂被提升為太子讚善，中統三年真金被封為燕王，王恂一直給侍左右，王恂親手撰成一部二十萬言的總結曆史經驗和教訓的教材，供真金學習。在漢儒的影響和熏陶下。直金很快成了儒家的忠實信徒。
至元十年（1273年），在漢儒的建議下，忽必烈依據漢製，正式冊立真金為皇太子。本來，真金對學習漢文化就很感興趣，自己所取得的皇太子地位又是漢儒幫助的結果，因此，他對漢儒非常感激，更樂於親近漢懦和推行漢法了，而漢儒們也以真金為自己的靠山，真金與漢儒緊緊地結合在一起了。
真金被立為皇太子，兼任中書令和判樞密院事，並不掌握實權，難於參預政事。當時規定，中書省和樞密院所議軍國大事都是先向忽必烈奏聞，經忽必烈審批後再報告真金，真金對於忽必烈已經作出的決定，盡管有意見也不好提出來，隻好默認和服從。
漢儒們覺得這種狀況難於同握有實權的阿合馬抗爭，便積極策劃，想方設法讓真金出來參決朝政，以裁抑阿合馬的勢力。
至元十六年（1279年）十月，漢儒在忽必烈年事已高、病足而難於行動的情況下，串通太一道教五祖李居壽，借作醮事之機，向忽必烈提出了“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預國政”的建議，接著擔任符寶郎的近侍董文忠也建議忽必烈改變皇帝禦批之後再報告太子真金的辦法，實行先啟後聞製度，即中書省和樞密院所議軍國大事先報請真金審批，然後再奏聞皇帝，如果真金審批不妥，忽必烈還可以詔敕的形式重新裁斷。
這種作法，並沒有削弱忽必烈的權力，倒減輕了忽必烈不少的負擔。
因此，忽必烈欣然同意，立即下詔皇太子真金參決朝政，“凡中書省、樞密院、禦史台及百司之事，皆先啟後聞”。太子先啟後聞製度，雖然沒有削弱忽必烈的權力，卻極大地擴大了皇太子真金的權力，從此，阿合馬奏事，必須先經真金批準方能上奏忽必烈，極大地增加了漢法派同以阿合馬為首的色目官僚鬥爭的實力，漢法派同色目派的鬥爭開始有了轉機。
真金在漢儒的影響下，早就對阿合馬恨之入骨。
至元十五年（1278），安童薦用的漢人、湖南行省左丞崔斌入朝，“極言阿合馬奸蠹”，並說“江南官冗，委任非人”，“阿合馬溺於私愛，一門子弟，並為要官”。
忽必烈聽了，十分生氣，命令禦史大夫相威、樞密副使孛羅前往調查。調查情況得實，忽必烈下令，汰其冗員，罷黜阿合馬親黨，對阿合馬是一次不小的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