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二月來信"的批評和決定提出抗辯。他在回信中指出"中央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計都太悲觀"，並強調在當前形勢下，朱、毛不宜遠離部隊。向來虛懷若穀、對下屬從不抱成見的周恩來，看罷毛澤東來信，立即意識到自己起草的"二月來信"確有許多不妥之處。他在政治局會議上作了自我批評，同意朱、毛不離開紅軍，但"希望來一個得力的人"共商製定紅軍行動方針的大計。這個"得力的人"終於來到上海，周恩來一見，喜出望外，原來就是留法同學、以快人快語著稱的老戰友陳毅。
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詳細聽取了陳毅的彙報後，決定由陳毅根據周恩來多次談話的內容，執筆起草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信。周恩來在這封黨史上有名的"九月來信"中，以中央的名義明確表示支持毛澤東。他握著將離滬返任的陳毅的手，鄭重地囑咐他："要請毛澤東複職，仍任紅四軍前委書記，召開一次黨的會議，統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決定"。毛澤東因此得以擺脫厄運，紅四軍又成了"朱毛紅軍"，從而結束了一次軍內危機。
毛澤東複職後，馬上修書中央。信中躍動著他複出的喜悅之情。毛澤東這才有"春風得意"，馳騁贛南之舉；也才有機會在隨後建立的紅一軍團出任"政治委員"。將紅軍中的"黨代表"改為"政治委員"是周恩來在"九月來信"中提出的建議。從此，"毛代表"便改稱為"毛委員"了。
周恩來的有力支持使毛澤東有可能在1929年12月的"古田會議"通過《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的決議。這個決議在紅軍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它奠定了人民軍隊中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基礎，奠定了毛澤東個人在中國人民軍隊中的領袖地位。
可以設想，如果沒有周恩來以大局為重，及時糾偏，臨時中央可能仍堅持"二月來信"的決定，也就不會有"九月來信"，不會有"古田會議"，不會有毛委員，曆史將如何發展，就得另行改寫了。
二讓毛澤東東山再起
1931年伊始，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在上海主持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他本來打算將周恩來趕出中央政治局，終因找不出可以頂替的人選而作罷。他說："恩來同誌顯然應該打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滾蛋，而是在工作中糾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錯誤。"那麼，讓他到哪裏，在什麼工作中"改正錯誤"呢？按照黨的慣例，"犯錯誤"的人是要下放的，於是決定讓他到王明視為畏途的蘇區，讓他到新建立的蘇區中央局，擔任書記。而王明則到他視為"安樂窩"的莫斯科去。
大出他們意外的是，周恩來在蘇區不是改正自己的所謂錯誤，而是改正他們在蘇區的錯誤，而且促成了周恩來和毛澤東的團結一致，改變了黨，改變了國家，也在一定意義上改變了世界。
周恩來早在廣州時期就對毛澤東刮目相看了。後來他在南昌起義後失敗了，毛澤東在井岡山創建紅色根據地成功了，這使他感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思想，可能是惟一正確的戰略抉擇。他到了蘇區，有機會同毛澤東相處，有機會並肩作戰，對毛澤東的才能有了具體了解和親身感受，對毛澤東更加器重和尊敬。周恩來小毛澤東5歲，由於不同的生活環境和成長經曆，形成了不同的氣質、性格和特點。毛澤東舉重若輕，提綱挈領，大刀闊斧；周恩來舉輕若重，處理周密，思慮精細。毛澤東樸質而豪爽，幽默而風趣，常用講笑話的方式說明問題，周恩來則更喜歡擺事實講道理，以闡明自己的見解；毛澤東往往一時興起斷然采取行動，穩健的周恩來則在采取行動之前，總是深思熟慮地權衡輕重，審時度勢。他們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周恩來深感欣慰，他終於為黨、為革命找到了真正的舵手，不同於陳獨秀、李立三、向忠發、王明等人，他發現了一個具有雄才大略的"帥才"。
周恩來於1931年底到達蘇區首都瑞金時，毫無顧忌地首先去看望剛剛受到"高強度"批判的毛澤東。他同這位"幹部"促膝長談，表現出尊重和同情。毛從這位瀟灑英俟的"上級"的言談中，受到鼓舞，得到安慰。
且說周恩來到達蘇區之前，上海派了一個由三人組成的"六屆四中會全代表團"來蘇區"糾偏"。這3個人就是黨史上有名的任弼時、王稼祥，還有一個顧作霖，人稱"三人團"；前兩人都屬於"國際派"後來王稼祥先於任弼時相機轉過來支持毛，成為毛的親密戰友。他們作為"欽差大臣"於1931年10月間在贛南會議上對毛開展"高強度"的批判，給毛戴上3頂大帽子："狹隘經驗論"、"富農路線"和"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會議作出取消紅一方麵軍總司令、總政委名義及其組織的決定，所有部隊集中統一於以朱德為首的蘇區中央軍事委員會。11月，中央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進一步撤銷了毛澤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然而由於毛澤東在蘇區的影響，在蘇區"一大"宣告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通過了在上海起草的憲法《大綱》，選舉毛澤東為國家主席。"毛主席"之稱由此而來，沿用終生。但這個主席當時還沒有1949年後的國家主席那樣大的權力。毛在蘇區黨內、軍內的職務都被剝奪了，蘇區黨和軍隊仍然籠罩在一片危機之中。這就是周恩來到達蘇區時所麵臨的嚴峻形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