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在其發韌之作《天才夢》中寫道：“生活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錦袍之華美與虱子之可惡合而為一，則美者不複美，可惡者更其可惡。她的感受，十多歲時的感受，就已經如此到位，難怪後來她對世事人情能夠明察秋毫。張愛玲，還有蘇青，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孤島，上海能給她們提供的表演舞台十分有限，這兩個不可多得的女人卻在燈光慘淡的狹小舞台上表演得元氣淋漓，光彩四溢。文學在她們手中，無須政治的高鈣而自成骨骼，無須哲學的微量元素而自成筋脈，無須曆史的蛋白質而自成血肉，她們要表現的隻是暗麵的人性和灰調的人生，這份特長，可說別無第三人能出其右。
1、張愛玲
張愛玲（1920—1995），上海人，她的曾外公是李鴻章，祖父是張佩綸。張愛玲生長在一個不缺金錢單缺情感的家庭，父親是紈絝子弟，母親黃逸梵則是成色十足的新女性，在繪畫和音樂方麵頗有造諧。
大家閨秀，名門淑女，張愛玲的文學啟蒙居然要感謝鴛鴦蝴蝶派的小說，起點偏低，那份藝術滋養卻相當有益。《歇浦潮》《啼笑姻緣》《海上花列傳》是她喜歡的讀本，張恨水是她喜歡的作家。妙就妙在，她是“先看言情小說才知道得有愛的”。一位十三四歲的女中學生竟寫出了六回《摩登紅樓夢》，支遣著曹雪芹筆頭噓活的那些才子佳人陀螺似地團團直轉，在現代社會裏再演一幕悲歡離合，寶玉與黛玉分手，怡紅公子單身出洋，更使這對璧人額外地遭受了許多現世人生的憂煩苦痛。由於精神上太落寞，家庭如枯井一般生趣索然，張愛玲才多有幻想和鬱積，一一訴諸筆端。母親是家中的過客，父親則是昏君和暴君，她沒法討好姨娘（父親的小妾），父母仳離後，她更無法取悅那位性情酷虐的繼母，她被禁閉於一室，飽嚐鐵窗滋味。當飛機掠過天頂，她不禁恨恨地祈求，趕緊丟一顆炸彈下來吧，好與這個無情無義的家庭同歸於盡！她終於設法脫身，逃到大門外，依著往昔的性子，念念不忘省錢，與車夫拉鋸似地講價，花去一盞茶的工夫，她到了母親那兒，背脊上冒出冷汗，才感到幾分後怕。張愛玲的母親早年留法，受過頂好的西方教育，現在女兒掙脫樊籠，前來投靠，沒有不收留的理由，但她的積蓄已被丈夫榨幹，手頭正覺艱窘，隻好向女兒攤牌：你要是想早點嫁人，我給你置裝，想繼續讀書，我給你學費，二者隻能選一。張愛玲選擇了讀大學。
“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就目為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
在香港大學，張愛玲的文學才華顯山露水，一篇《天才夢》被上海《西風》雜誌初定為征文獎的第一名，最終被定為十三名，卒章所言“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這種滄桑盡閱、世味遍嚐的感慨哪像是源自一位十八歲少女的筆端？
“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快，快，遲了來不及了，來不及了！”戰火延燒的麵積愈廣，她也就愈發肯定自己的認識無差。她以競走的流星疾步搶到了隊伍的前列。她要成名，要有自己的生活，要有很多很多錢，要有一大櫃子漂亮衣服。姑姑張茂淵常常笑話她是財迷，“不知你從哪兒來的一身俗骨”，而張愛玲也樂於承認自己“一學會了‘拜金主義’這名詞，我就堅持我是拜金主義者”。這樣的人注定了俗是真俗，雅是大雅。香港淪陷後，她回到上海定居，與獨身的姑姑相依為命。《沉香屑——第一爐香》和《沉香屑——第二爐香》就是在這時候點燃的，當它們擺放到鴛鴦蝴蝶派的首領周瘦鵑的案頭時，似張愛玲這樣的年輕女子是很容易讓人懷疑她的創作能力的。好在周先生目光如炬，立刻看出這是一位天才的小說家，老來猶能識此才，自然歡喜得嘴都合不攏。這兩篇小說相繼在《紫羅蘭》雜誌上刊登，張愛玲一炮走紅。上海淪陷了，一時間變成真空地帶，左翼文學已失去市場，右翼文學招人厭棄，張愛玲適時地避開了黑煙繚繞的政治爐鼎，唯以“剝出血淋淋的人性”的文學作品應世。文學就是文學，不是什麼油漆刷子之類的工具，她的作品受到歡迎全在情理之中。
性格孤僻的天才總喜歡離群索居，對政治的溷穢氣息缺乏必要的嗅覺。在淪陷區上海，她隻是埋頭寫寫小說，抬頭看看天空，小說的基調是悲觀的，天空也總是一成不變的死灰煞白。二十一歲時，張愛玲越是精心繭結自己的情感空間，越是故意封閉自己的精神世界，就越不能說明她心如古井，她比常人更渴望愛情，渴望浪漫。她想象某個風和日麗的上午，一位風度翩翩的英俊男子捧著大簇鮮豔欲滴的玫瑰花，神情歡悅，從門前的碎石甬道上興衝衝地走過來。
那個人果然來了，他就是胡蘭成，官居《中華日報》主編、汪精衛偽政府文化宣傳部次長。他在自傳《今生今世》中不打自招：“我是政治的事亦像桃花運的糊塗。”你罵他是漢奸，沒錯；你稱他是才子，也對；你誇他是情聖，更好，這是他一生最洋洋得意的冠名。
“我以為人在戀愛的時候，是比在戰爭或革命的時候更樸素，也更放恣的。”
張愛玲以為如此，就該是如此了。她與胡蘭成晤言一室之間。兩人談些什麼？談音樂、戲劇、美術，當然少不了文學的湊趣，居然達成默契，政治的話題絲毫也不涉及，他不說，她也不問。胡蘭成不難看清張愛玲於文學藝術之外的弱智，這正是他感到莫名歡喜的，經驗告訴他，這樣的女人一旦愛上誰——用她的話說，即“心居落成”——誰就鐵定是她的主人。她的傻更勝過普通女子的傻，她的癡更勝過普通女子的癡。
“你的人是真的麼，你和我這樣在一起是真的麼？”
張愛玲會反反複複問胡蘭成，為同一個答案問上一千遍，不厭其煩，這才是戀愛中的女子，這才是醺醺然的濃醉。他要一張玉照，她就去照相館用心拍來，在相片的背麵她用謙卑之極的語氣寫道：
“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裏，但她心裏是歡喜的，從塵埃裏開出花來。”
唯高傲者能如此謙卑才是神奇，她崇拜他，“女人要崇拜才快樂，男人要被崇拜才快樂”，她樂得謙卑，使這個男人百倍地高大，高大到雲霄裏去，放出金燦燦的光輝。
緣分是怎麼回事？張愛玲給出的答案是：“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要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無涯的荒野裏，沒早一步，也沒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那也沒有別的話可說，唯有輕輕地問一聲：‘噢，你也在這裏嗎？’”她喜歡《詩經·邶風·擊鼓》中那四句詩：“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這是三千年前某位癡情人留下的癡情語，流傳太廣，直傳到孔聖人的耳朵裏去，老夫子尊重人性，可不像他的徒子徒孫們那樣假正經，他覺得這癡情語應該收入《詩經》。
上海的淪陷注定要毀滅一些人，成全一些人，炸斷許多故事的尾巴，也必然續合許多故事的頭頸。傾城之戀才好呢，她認定自己一生有托，托給這個叫胡蘭成的男人，正如她的小說《傾城之戀》中的白流蘇將終身托付給浪子範柳原，從此清償積欠了十輩子的情債，“生及相親，死得無恨”，“縱被無情棄，不能羞”啊！
1944年8月，二十三歲的張愛玲嫁給了三十八歲的胡蘭成，懷著新娘子所有的美夢，她想飛，直飛往伊甸園的東籬。胡蘭成剛剛解脫了舊婚姻的羈絆，就馬不停蹄，爭分奪秒地迎娶上海頂尖才女張愛玲，他的虛榮心得到了極大的滿足，從未有過的滿足，他向來自命風流，這是最得意的一次。他神魂顛倒，欲死欲仙，也沒忘記對自己的如花美眷恭維有加：“前人說夫婦如調琴瑟，我是從愛玲才得調弦正柱！”這樣的謊言脫口，世間盡有癡情女子愛聽。
許多人肯定會嘀咕，胡蘭成是漢奸，是汪偽政府的要員，張愛玲哪能嫁他？這豈不是將自己的名節往糞坑裏扔嗎？應該說，持疑者並不真正懂得女人。台灣女作家張曉風在《一個女人的愛情觀》中有這樣一段話揭看了底牌：
“愛一個人就是在他的頭銜、地位、學曆、經曆、善行、劣跡之外，看出真正的他不過是個孩子——好孩子或壞孩子——所以疼了他。”
張愛玲就是這樣疼了胡蘭成。她拿起筆來，鋪開白紙，仿佛鋪開整整一生，比任何時候都更筆歡墨舞地寫道：“胡蘭成與張愛玲簽訂終身，結為夫婦。”多麼平實的一句話，換了誰也不可能寫得比這更平實，幸福原是不必多加華彩描繪金邊的。她把筆遞給胡蘭成，仿佛遞過一支袖珍的接力棒，他略一沉吟，“願使歲月靜好，現世安穩”的句子就跳下筆端，他很得意，張愛玲也覺得這十個字渾然天成，仿佛得於神意。行了，就用這樣一篇短短的婚書，作成一生一世的契約，彼此能始終信守不渝嗎？炎櫻，這位張愛玲一生的知己，此時此刻作為證婚人，也在婚書上簽下自己的名字。
不願滿城去跑，不想多方交際，兩人隻是那麼癡癡傻傻地守著，一個是歡郎，一個是夢姑，待在屋子裏，“男的廢了耕，女的廢了織”，居然別成一個淨土生花的歡樂世界。張愛玲文思極暢，比山間的飛瀑還暢，一篇篇散文、小說像一尾尾活潑潑的魚兒直遊到上海的各大報刊上去。“桃紅的顏色裏聞得見香氣”，香氣氤氳，隻可惜不能綿綿持久。自古多情傷離別，當胡蘭成回返南京本部時，她就在窗前苦苦地守望黃昏，“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這樣的情緒大抵也是有的。
“那時你變姓名，可叫張牽，或叫張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牽你招你。”
這樣深情的話，是張愛玲在胡蘭成前途日趨黯淡時說的，卻如秋風射馬耳，他的一隻手伸給了張愛玲，另一隻手則偷偷地伸向廣大的空間。
好一位胡情聖，不過是一晌貪歡的浪子，世事離奇，偏偏浪子最惹人愛。婚後不到半年，胡蘭成的饞病驟然發作，漢陽醫院裏那位十七歲的漂亮護士周訓德正是他盤中的珍饈美味，“還將舊時意，憐取眼前人”，他哪裏肯愛肯憐呢？隻是狂蜂浪蝶似地戲弄一番，隻是解渴，他總是很渴，隻是解饞，他總是很饞。他拿捏得準，連這樣的風流過錯張愛憐也會原諒他，不過他還是吃了一驚，她在信中如此大度地說：
“我想過，你將來就隻是我這裏來來去去亦可以。”
他如逢特赦，從此更加恣意放縱。日本人投降了，胡蘭成的青雲之路猝然中斷，作為被通緝的漢奸，他隻能躲到溫州，靠張愛玲的接濟為生。見麵時，張愛玲看到這位負情漢與一位斯家小妾範秀美打得火熱，該寒心了吧，她卻依然固執地要求胡蘭成在她與周訓德之間作出選擇，她真正絕望，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去爭一回命運的眼色，卻又把自己看得很強很強，去力挽狂瀾於既倒。胡蘭成一味地耍滑，支吾其詞，不肯在兩人之間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擇。
“我待你，天下地下，無有得比較，若選擇，不但與你是委屈，亦對不起小周。人世迢迢如歲月，但是無嫌猜，按不上取舍的話。”
“你與我結婚時，婚帖上寫著‘現世安穩’，你不給我安穩！”
張愛玲還在據理力爭，內心深處希望的沙塔已經崩塌。傷心無益，豈能挽回舊日情懷？張愛玲哽咽良久，唯有歎息，“你是到底不肯，我想過，我倘使不得不離開你，亦不致尋短見，亦不能再愛別人，我將隻是萎謝了。”
遇人不淑，萎謝是必然的結局，多少癡情女子遭逢此厄，天才如張愛玲，也未能例外。但她還是從自己的積蓄中拿出一筆錢來周濟胡蘭成這位宿世怨家，直到1947年6月10日，胡蘭成已解除通緝令，成為自由身，她才將絕交書寄去，同時贈給他“安家費”三十萬元，可謂仁至義盡。這封“特函”隻有寥寥數語：
我已經不喜歡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歡我了的。這次的決心，我是經過一年半的長時間考慮的。彼時唯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難。你不要來尋我，即或寫信來，我亦是不看了的。
昔日抽刀斷水水更流，今日慧劍斬情絲，一根也不剩，這才叫你是你，我是我的訣絕，沒有任何藕斷絲連的餘地。
許多年泥丸走阪，風流雲散，六十年代初，張愛玲從美國給身居台島的胡蘭成寄去短函，索要一本胡蘭成的自傳《今生今世》，想看看那章“民國女子”中自己是何言語麵目。胡蘭成寄去了書，還附上一封情辭婉轉的信，希望重溫那一局昔年的鴛夢，但終成入海泥牛，再無消息。
張愛玲坦白承認：“一般所說‘時代紀念碑’似的作品，我是寫不來的，也不打算嚐試……”她小說中的人物多半是小奸小壞，沒有英雄，也沒有十惡不赦的壞蛋。即使是罌粟花和蔓陀蘿花，也各有各的真實，各有各的美麗，精刮世故的浪子佟振保與範柳原一流的“紅顏殺手”或許自私了些，放蕩了些，但這些人言語有味，麵目可愛，倒反而讓人恨不起來。至於她筆下的那些柔弱女子，白流蘇、王嬌蕊、葛薇龍……，一邊切實地顧及著自己作為女人應有的利益，一邊又幻想著玫瑰花般的愛情，其捉襟見肘的心思，飛蛾在火上的掙紮之態實在是太淒美了。在《沉香屑——第一爐香》中，葛薇龍與丈夫喬琪坐車看到街上的流鶯，她說：“她們是被迫的，我是自願的。”天下多少癡情女子看到此處，都會掩卷同悲吧。即便淫蕩如葛薇龍的姑姑，陰鷙如《茉莉香片》中聶傳新的後母，變態如《金瑣記》中的曹七巧，那樣的“壞”也都是人性的異形扭曲，她們害人也受害，是不該被推出午門去問斬的。王小波曾說，張愛玲的小說中“有憂傷，無憤怒；有絕望，無仇恨；看上去像個臨死的人寫的”（《關於幽閉型小說》）。這並不奇怪，他喜歡更富有生趣的東西，而張愛玲的作品中充斥著那種揮之不散的陰鬱和煩惱，像是六月天的悶罐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