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之一：企業曆史不同
美國工業化有200餘年的曆史，大型企業大多有較為悠久的曆史。比如，IBM成立於1911年，已是“百歲老人”，摩托羅拉成立於1928年，也有82年的曆史。老一輩創業者都以穩健立身，他們會把這種精神代代相傳下來。
同樣是穩健，但它具有兩麵性。持續性地成功了，就是“穩健”，不能夠持續性地成功，企業就衰敗了，那就是“保守”。IBM就是吃了這保守精神的虧。在前期，眼裏隻有“大型商用計算機”，視個人計算機為“玩意兒”；摩托羅拉也是吃了這個虧，保守在原有機型上，不思進取。
而東方的企業，尤其是中國民企，隻有區區20-30年曆史，這段曆史又恰恰是中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時期，社會浮躁心理盛行，如“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在開張”。
這個時期的創業者沒有父輩穩健持業的精神可以承襲，有的隻是一種特殊的經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人文精神洗禮，以及“大躍進”“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切身體會，還有“文化大革命”熏陶出來的“大無畏革命精神”。
這些足夠讓這些成功的企業家們瘋狂一百次！
好友馮侖曾經給我說過一個真實的故事，他在去海南之前曾在牟其中的蘭德公司一個戰略研究所就職。牟其中要他們論證打通喜馬拉雅山，把尼泊爾的季風引進來，以改善藏區的氣候和土壤。你看，中國的企業家瘋狂到何等程度！
原因之二：企業規模不同
IBM擁有全球雇員30多萬人，業務遍及160多個國家和地區。2006年，IBM公司的全球營業收入高達914億美元。摩托羅拉年營業額428億美元，2011年8月穀歌對它的收購價為125億美元。而中國的民企雖然強大，但跟那些“瘦死的駱駝”卻也沒法相比。
規模龐大的企業容易滋生“保守”心理。他們“尾大”而“不掉”，船大不好調頭，這成為他們滋生保守心理的溫床。而中國的企業規模小，“船小好調頭”，靈活性強，這無形中成了他們滋生冒進心理的土壤。此外，西方大企業的誘惑，“樣板作用”也會對中國民企心理產生躁動：“我要多元化”“要擴大規模”“要國際化”，等等。於是中國企業就冒進了。
原因之三：企業地位不同
武漢是湖北的省會，你的企業在武漢，就容易覆蓋湖北全省，省內的三四線城市也能有較好的認同。如果你在武漢做企業，卻要號召全國市場，難度就會相對大一些。那你就會想到要搬遷到首都北京。
同樣的道理，美國作為世界的金融中心、經濟中心、科學技術中心，它對全世界有著號召的地位。因此，美國大型企業的多元化、國際化擴張，肯定要比剛起步市場經濟的中國以及日本、韓國要順利得多。
此外，關鍵一點，美國還是世界信息中心。通信技術以及科技的、商業的信息流，美國比世界各國或地區都占據優勢。所以，他們不容易犯冒進的錯誤。
反過來看，我們國家處於第三世界，又像一個剛剛從計劃經濟脫胎的市場經濟嬰兒，你要搞國際化，就跟一個鄉鎮企業要占領全國市場一樣。
我在某省當時的輕工業廳任職出國考察時，就發現我國上好的醴陵瓷器，在美國隻是被擺放在很不起眼的三類貨架上，而英國的瓷器質量遠不如我國的醴陵瓷器，卻被擺放在貨架最顯眼的位置。
所以，中國民企的國際多元化道路、國際並購道路都會因為企業地位的問題，產生阻力，為失敗增添籌碼。比如，TCL的海外並購就是這樣。
原因之四：企業環境不同
我們不難發現，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低下的年代和地區，不容易發生大型企業的崩潰。比如說，在我國的大西北地區就很難見到大型企業倒閉的現象，在美國也是這樣。
縱觀美國大企業百餘年的發展曆史，為什麼大型企業的倒閉都集中在1990年往後？這就是因為20世紀70年代新技術革命的到來，以及信息化革命時代的到來。它們的到來意味著產品周期縮短，機會和危機並存，機會稍縱即逝，而一旦心存僥幸危機就會來。所以，美國的企業容易犯保守的錯誤，就是我們常說的“思想的變化趕不上形勢的變化”。藍色巨人IBM、摩托羅拉、寶麗來、柯達、阿迪達斯、克萊斯勒、通用電氣等，無不是犯了這種“保守”的錯，節奏總是慢一拍。
就在美國1960-1970年新技術革命如火如荼、信息化浪潮一浪高過一浪的時候，我國還沉浸在“文化大革命”之中。所以，我們本來什麼都沒有，不存在慢一拍的問題，而是“慢全拍”——一切從零開始。改革開放之後，我們要從零開始學習、爭取趕超美國已有的先進技術，要實現由0至10的飛躍，“冒進”就當然是我國民企衰敗的主打歌了。
第十一章 惶者生存：成功後必需的危機意識Ⅰ——大家觀點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