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古瓷鑒定專家耿寶昌
如果說，“瓷器”在英文中和“中國”為同一個詞，足見其曆史悠久的話，那麼，著名古瓷鑒定專家耿寶昌被稱為“人間國寶”也就順理成章。耿老現任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常務理事、國家文物局“館藏一級品確認組”主要成員、北京大學考古係研究生導師，著有《明清瓷器鑒定》，並主編《中華文物精華大辭典·陶瓷卷》（獲首屆中國辭書一等獎）。自15歲起，他便師從文物鑒定大家孫瀛州先生學習鑒定，50年代至今，憑著多年練就的“火眼金睛”，為國家鑒定確認過上萬件一級文物。繁華看盡歸純樸，盡管耿老已享譽海內外，他至今對“文革”期間在向陽湖度過的幹校生活仍“耿耿於懷”。
耿寶昌在讀書耿老在一個冬日的晚上接受我采訪時，是以一段放鴨舊事作為“開場白”的：他於1969年9月23日來到鹹寧幹校後，編在故宮所屬二大隊九連，不久便被分配到湖裏放鴨子。這種勞動雖然艱苦，但善於自我調節的文化人卻從中得到不少樂趣。如鴨子們在他的指揮棍下，總能團結一致，服從調配，頗通人性。有時哨子一響，便會成群結隊呈線狀靠攏來，場麵十分壯觀。因為他用土黴素、四環素等為鴨子治過病，還會時常被“大家”團團圍住，爭相與之親熱。耿老現在回想起來，倒覺得“真逗”。
我曾讀過陳白塵先生的《雲夢斷憶·憶鴨群》，今日親聞耿老的講述，感到如出一轍。他見我聽得認真，接著聊起了在向陽湖學做飯和育稻種的經曆，我一一記下，以備日後創作素材。老人勁頭十足，又生動地追述著：“幹校那陣子真叫‘見榮譽就讓，見困難就上’。有次我被派工去大堤看水情，防汛時大水一至，便趕忙敲鑼報警……人有時就是這樣，沒有吃不了的苦。”
作者和耿寶昌耿老滿頭銀發，身板硬朗，邊談邊“哈哈哈”笑個不停。這時，我乘空打量一下四周簡樸的陳設。且不說舊式家具和小冰箱、電視、電扇已經過時，竟還有一輛自行車占據著已稍嫌擁擠的客廳，此外，“撐門麵”的東西也有三件：牆上劉九庵先生題寫的“芝蘭室”匾額和桌上黃政旺（台灣中華文物學會理事長）贈送的金光閃閃的“光華文物”紀念牌，以及擺在地上的一件精美的陶瓷贗品。原來，早在50年代，耿老已將自己的藏品全部無償捐給單位，個人不再收藏；他鑒定文物也是公事公辦，從不理睬任何一次送上門的發財機會。他房裏展示的“請勿照相，諒謝絕鑒定”幾個大字就十分醒目，從中不難體會出主人大公無私的品格和甘於清貧的心境。我順便問起耿老為何住房如此簡陋，他打趣道：“我對這老房子有感情，既不粉牆壁，也不裝空調，免得走樣。我本來有條件搬到東郊好一點的宿舍去，但總是舍不得走，因為這裏離醫院近，離八寶山也近。如果離得太遠，死後多勞駕朋友不好意思。有人見麵問我最近身體怎麼樣，我總是回答‘還能活一禮拜’。”
真是樂死人！我以為，耿老的幽默還透示出一股悟道參禪的味兒。他自己似乎並不在意，轉而又談起幹校生活的感受，補充說：“我在鹹寧還有一點體會，真正有學問的人甭管什麼時候、什麼環境下，都是不會放棄自己專業的。比如，金石學家唐蘭先生年歲大，讓他晚上值班，他有空也不忘看甲骨文；再如古瓷專家馮先銘先生，他患有高血壓，在向陽湖強體力勞動之餘，仍然堅信有朝一日還會重操舊業；還有徐邦達先生，你白天批他‘走白專道路’，他晚上照樣偷看業務書……”自然，耿老又何嚐不是這樣。畢竟天道酬勤，已年近半百的他很快時來運轉。1971年5月，根據周總理指示，故宮邊整改邊開放，需要從鹹寧幹校調業務骨幹回京，耿寶昌等8人便成為故宮第一批離開向陽湖的人。送行時，留守的同事們全部滿眼淚水，仿佛和他們幾個“幸運者”是生離死別。到京第二天，他們就很快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國出土文物展覽”中去，在全國引起了轟動。不久，我國開展“文物外交”，1973年夏，應法、英等國的邀請，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出土文物展覽”到歐洲展出，耿寶昌旋即成為隨展組成員，這也是“文革”後文博界第一批專業人員出國……
“一晃快30年了，今天能和‘第二家鄉’的人見麵，真讓人高興。”耿老回憶至此，又親切地向我問起向陽湖的近況，並對鹹寧開發幹校文化的工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見。他認為，在特定曆史時期發生鹹寧幹校這一重大事件，對地方史、誌是個很好的充實，應該及時搶救和挖掘，借題發揮，搞好宣傳，眾多文化人雖然現在給鹹寧帶來了知名度，但當年也給地方上增添了不少麻煩（單說做房就砍了不少樹），而鹹寧人勤勞、質樸，他們的優秀品格也影響了大批文化人。這6000餘人中至少有90％以上的還在世，有選擇地進行采訪、宣傳，將對鄂南的精神文明建設起到潛移默化的推動作用。
有道是“客樹回看成故鄉”，耿老的一番話無疑洋溢著對鹹寧的關愛之情。臨別他還欣然應請留言，信筆寫下一行字：“常思當年向陽湖”，足見鹹寧和老專家一生鍾情的陶瓷一樣，再也難以從腦海中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