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著名古建築專家羅哲文
北京安貞裏2區14棟住有30多位文物戰線的老專家，他們幾乎都曾下放鄂南的向陽湖。74歲的羅哲文先生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羅老個子不算高，笑眯眯的，一副老天真的樣子。他對來自鹹寧的客人表現出十分的熱情，先是主動向我介紹幾位鄰居值得宣傳，並告知他們的門棟和電話，然後才想到該自己“答記者問”了。
羅哲文回憶王冶秋坐在這位“國寶級”專家麵前，我很自然地將提前了解到的有關情況在腦海中“過了一遍電影”——羅哲文和單士元（已故）、鄭孝燮二老被文博界稱為古建築領域的“三駕馬車”。半個多世紀以來，羅老主要從事建築曆史的研究和古跡保護、管理、勘察等工作，寫有《中國古代建築簡史》、《中國古塔》、《中國曆代帝王陵》、《長城史話》等專著。他還是我國走遍萬裏長城的第一人，主持過長城八達嶺、山海關的維修設計。因此，真正熟悉長城的人，都不會忘記羅哲文……我正這麼想著，已知我來意的羅老抓緊時間，開始講述起自己的幹校生活經曆：
1969年冬，正值壯年的羅哲文背著“現行反革命”的罪名，辭別家人來到鹹寧幹校，編在一大隊二連。不久，他被分配和老書法家李長路、年輕的大學畢業生杜克（現任文化部圖書館司司長）同住一間房，正好是“老中青三結合”。李長路時任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因參加革命較早，且無任何曆史問題，負責監視當時尚在受審查的羅哲文；杜克小青年一個，看似精神負擔少一些，有空便放開喉嚨學唱京劇，可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單挑《紅燈記》第八場“刑場鬥爭”李玉和出場時的唱段反複練習：“獄警傳似狼嗥，我邁步出監。休看我，戴鐵鐐，裹鐵鏈，鎖住我雙腳和雙手，鎖不住我雄心壯誌衝雲天！”好在李長路是個大好人，向軍宣隊彙報羅哲文表現不錯，杜克唱的是樣板戲也沒問題！羅哲文則在圍湖造田等繁重勞動之餘，仍保持著文人的閑情逸致，經常提著一架舊相機到處拍照，攝下了不少幹校實景和鄂南的農村風光。
羅老重溫這些往事，尤其欣賞杜克昔日的精彩“表演”，禁不住開懷大笑。我請老專家適時清理一些舊照片，供我作資料用，他慨然應允。為了搶救更多的幹校史料，我問羅老：“向陽湖前後幾年間，誰是您印象最深的人？”他馬上回答說：“文博界的老領導、原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我們至今感念他！”
《回憶王冶秋》封麵談起王冶秋同誌，我因為年輕，僅略有所知。他是魯迅先生晚年的好友，魯迅在生命最後兩三年間的日記中幾十次提到王冶秋，並和他通過信。30多年後，王冶秋竟會與向陽湖結下一段緣分，無疑是值得我們大書一筆的。於是，我懷著一顆崇敬之心，認真記下羅老深情的回憶：王冶秋是我國文博事業的奠基人，“文革”之初就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受到林彪、“四人幫”的殘酷迫害。他於1969年下放鹹寧幹校時，已是花甲老人。不久，由於敬愛的周總理親自點名，他調回北京重新工作，擔任國務院文博口領導小組副組長。有了“尚方寶劍”，王冶秋竭盡全力，排除重重幹擾，從幹校調回大批業務骨幹，重振文博事業。他於70年代初先後主持和指導故宮重新開放，組織舉辦“文化大革命期間文物展覽”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土文物展覽”，在國內外引起極大反響，以至輿論界將“文物外交”和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乒乓外交”相提並論。1971年初，周總理指示要恢複《文物》、《考古》和《考古學報》，王冶秋抓住時機，力舉羅哲文和王代文、俞筱堯、楊瑾、石光明、葉青穀等同誌回京辦刊。要知道，這些專家在幹校有的是“右派”，有的是正受審查的“五一六分子”，有的黨員還沒有恢複組織生活，而在極“左”路線的影響下，幹校的當權者對他們很快“歸隊”難以接受，或對調令置之不理，或人為地設置障礙。王冶秋親自做方方麵麵的工作，並派員逐一落實回京人員的到位。許多幹校文化人當時既不敢想，更不相信能辦到的事，王冶秋以無畏的勇氣和非凡的魄力實實在在地辦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