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原《詩刊》主編楊子敏
歲月不饒人。30年前下放鹹寧幹校時，楊子敏先生正值不惑，年富力強，如今卻已是“塵滿麵，鬢如霜”。楊先生看似青春已逝，但激情依舊，談起向陽湖，仍然是如詩的語言，如歌的情懷。
作者與楊子敏那天晚上，楊先生和夫人黑淑琴正在家中照看孫子學習功課，享受天倫之樂。從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詩刊》主編崗位上退下來後，他終於有了清閑的日子。見我遠道來訪，老兩口立即表示熱情歡迎。黑女士原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編輯兼記者，得知我的來意後，由於長期形成的職業敏感，她禁不住首先發了一通議論：“向陽湖文化資源，為你們鄂南所獨有，堪稱無價之寶。幹校有6000多文化人，是個大‘聚寶盆’，你們早就該充分利用這一優勢，把向陽湖推出來。如果提前十年的話，說不定鹹寧已經打響了！”這一番快人快語，使得我頓生一種“他鄉遇故知”之感。更可喜的是，楊先生及時接過夫人的話，又補充道：“城外同誌，你致力於宣傳向陽湖文化，到了收獲季節，它將贈給你一個碩果！”
我對老詩人的“預言”自然深信不疑，便主動介紹起自己研究“向陽湖文化”的由來和今後的打算，並請他談談昔日在鹹寧的生活經曆。楊先生興趣有加，生動地回答說：“‘五七’幹校，對我們這一代人都有一段心靈的曆程。它上演的是一幕悲喜劇，可以說是有血有淚有哭有笑。你今天上門，正好觸動了我記憶的按鈕……”
楊先生講述道，他於1969年9月下放向陽湖，直到1973年春才調回北京。中國作協在幹校編為五連，開始住在鍾家灣農戶家裏，後來自己蓋房，全連才集中住進新的宿舍區。當年勞動的艱苦不必細說，關鍵是精神負擔較為沉重。他下幹校之前，就曆經多次運動，屢遭批鬥，到了鹹寧，縈繞在心中的問題還是沒辦法找到答案：“我是反革命嗎？我是階級敵人嗎？”由於他對黨是無條件信任的，總認為如果存在問題，絕不會是黨和毛主席不對，肯定是自己有錯，但到底錯在哪裏，又不能說服自己，於是陷入極大的困惑之中。幹校後期時間較多，他除了幹活，便在煤油燈下認真通讀當時流行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和《列寧選集》。學習了革命導師們的一些精辟論斷，再聯係形勢，一會兒“批陳”，一會兒“批林”，他才恍然大悟：正是林彪、陳伯達一類政治騙子擾亂了我們的國家！
幹校留給楊先生的不僅有深層次的思考，難免還有幾分無奈。作為文學圈子的人，他們一有機會總沒有忘記拿起手中的筆。有次五連集體創作大合唱《向陽湖之歌》參加校部會演，崔道怡、王朝垠、楊匡滿等人作詞，楊子敏負責譜曲。沒想到因歌詞中有一句“五七戰士想念毛主席，站在幹校望北京”，竟受到“不安心改造”的非議；連樂曲用了四分之三的拍子表現插秧時的歡快，也被視作“翹尾巴”。尤其讓楊先生難忘的是，1970年他獲準回京探親，到家時正碰上兩個兒子在門外玩耍，老大見了叫聲“爸”，小的才7歲，卻仿佛不認識他是誰。一起住了幾天才有感情，臨別時爭著要送他，到了火車快開動之前，小兒子還不肯下車，號啕大哭起來，當爸的隻好強忍住淚水，一直到車過了豐台，心情才稍稍恢複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