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要素成本上漲的壓力，從成本角度推動了物價上漲。有關部門做過測算，這一輪通貨膨脹成本推動的因素占將近50%。中國現在進入了一個非常典型的需求和成本共同作用的通貨膨脹的時代。
再如，國際貿易結構方麵，中國2013年可能成為世界第一大進口國，進口什麼東西，基本上什麼東西就漲價，這對國民經濟成本上升的推動作用是非常明顯的。所以，通脹裏很大程度上是國際輸入的通貨膨脹。另外，中國長時期國際收支結構嚴重失衡，收大於支，國家外彙儲備即將突破4萬億大關，外彙儲備的增加意味著結彙量的增大，即外彙占款的增加，現階段流通中近百萬億的M2首要原因即是外彙占款。少出口點行不行？經濟麵臨下行壓力不可能這麼做，另外國際貿易中保護主義還在抬頭也決定了我們不能這麼做。我們曾經想，讓出口商賺了錢不要把錢拿回來，而是買東西回來，這樣就不用結彙了。但這樣也有一些現實難題。總之，這一係列結構因素——要素成本結構、國際貿易結構、國際收支結構的失衡，成為現在通貨膨脹新的原因，而對這些原因我們缺少有效的辦法，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擔心通脹。除了這些結構性的原因外，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流出來大把的錢，它有一個時間上的滯後性，這也帶來通貨膨脹的壓力。
再看經濟下行，從數據上看似乎也是一個偽命題。就動因看，投資需求年增長近5年來均在20%以上（名義），消費需求（社會消費品零售）年均增長14%左右，都不低。問題在於投資需求增長中政府起了重要的作用，市場力量不足，難持續；消費需求背後收入分配扭曲嚴重，差距擴大難以短期克服，令人擔憂。這就使得內需不足將長期困擾我國。
新出路
在這種新的曆史機遇、新的曆史起點、新的曆史挑戰、新的矛盾失衡和新的失衡原因的基礎上，經濟發展隻有一個出路，靠創新。首先是重視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源於製度創新，這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在新的曆史起點上全麵深化改革的重要曆史意義之所在，可以說生死攸關。
中國的這些問題靠宏觀政策，靠總供給總需求關係的短期調整是解決不了的，一定要從根本上解決。根本上解決問題靠什麼呢？就是結構的升級和轉型。中國經濟的失衡、通貨膨脹的根源都是一係列的結構問題，包括成本結構、國際收支結構等。產品結構升級上不去，產業結構升級上不去，創新動力不足，投資消費結構不合理等，導致了一係列的內需疲軟。所以，真正要解決中國經濟增長的短期均衡和長期可持續發展，關鍵是在結構方麵，要確確實實進行戰略性調整。所以，十八大講中國發展方式轉變的主攻方向是努力實現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了全麵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明確了總體改革和經濟體製改革的關係，企業改革中產權改革、企業改革和價格改革的關係等等。任務、方向的明確，邏輯關係、曆史邏輯的把握，為我們的理論和實際指明了方向。有這種製度創新推動，在這個基礎上促進技術創新，在製度創新和技術創新兩個車輪的承載下推動發展方式的轉變，通過發展方式的轉變，切實使中國經濟結構升級，實現中國的現代化，我們應當是有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