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爺爺：“北京人好，天津人不行。”
我：“怎麼呢？”
爺爺：“北京人，對誰都客客氣氣的，說話，裏邊兒一個髒字兒都沒有！”
我：“天津人呢？”
爺爺：“天津人？你要是門口兒種棵樹，天天有人來給你澆水。”
我：“那還不好？”
爺爺：“開水！”
說到開水兩個字，低頭抽煙慢條斯理說話的爺爺，突然坐直扭過頭來。我笑得都沒能看清他的表情是否也像馬三立。這成了我關於城市的最早啟蒙。
多年後，我到北京上大學。先坐汽車抵達趙公口長途車站，又改乘公交來到了著名的交通樞紐西直門。那時它還是大圓盤造型，橋側擁擠著一排排的小公交。售票員流利地叫著“…華…大頤和園了，…華…大頤和園了”。北京人習慣性的快語和吞字，讓我猶豫了很久才爬上了一輛汽車。坐等發車之際，不知道因為什麼兩輛小公交發生了衝突。一個售貨員站著扒著車門，另外一位則從窗戶中探出頭來，京罵猶如滔滔江水，流淌在古都的街道上。我驚訝得目瞪口呆，又欣喜得喜笑顏開：原來北京人民也不那麼“文明”啊？
再之後，在號稱人文之地科技搖籃的中關村，我又領教了更為純樸的罵聲。兩位衣著光鮮的女士過馬路，一輛汽車搶行，擦身而過。其中一位，對著遠去的車尾發射出一句“搶孝帽子呢吧”！另外一位，箭步上前，補射了一句“急著去投胎呢吧”！我不禁感歎：真乃傳神之作！
我爺爺的評價，有些不靠譜了。可北京是讓人親近的，起碼對於我這種進城農民而言，的確如此。我常常在想為什麼？大概它來自文化的粘合力。髒話裏尋找傳統，頗有些禮失求諸野的感覺。京罵的博大精深，裏邊蘊藏著無數的傳統思想。披麻戴孝，是儒家禮儀；六道輪回，是佛家用語。兩句罵人話裏，儒釋道已經暗藏其二了。
但北京又是有距離的。它來自哪裏呢？我的一位朋友常說，你看首都的街道，那種寬闊裏有一股皇氣。我覺得有道理，因為一般人哪會把路修得這麼沒人氣呢？還是在京罵裏找找吧。在我家鄉的土話裏，最惡毒的三個字是“私孩子”。北京話中類似的說法是“丫挺的”，它是“丫頭養的”的連讀。這自然是老爺公子們的傑作。
所以，很多人喜歡北京，因為它浸透在傳統農耕文明中。至於有些隔閡，那多來自官場文化的熏染。而人們對於上海和天津的偏見，很大程度上出於對工商文明的排斥。
我服膺一個判斷：本質上，中國人都是農民。所以，不了解農民，你就不能說理解中國。
（二）
爆竹大概最怕過年，一要殞命，二要挨罵。
寫下這幾個字時，適逢春節。我在村中，一邊享受著清夜捫心的安寧，一邊聽著微博上來自城市的“炮聲”。我的同事，一位大V寫道：“這個點兒還放鞭炮的人沒孩子，我說的是雙關語”。
我喜歡鞭炮，但限於農村。大型的產品，為祭祖而燃。天闊地平的曠野，一聲轟鳴，或是一串的爆裂，是無法替代的情感宣泄。炸藥的含量，隨著人們的錢包在膨脹，可當它可以用斤來計數時又能如何？乾坤之內，那不過是個小歎息。天地之大，人生之短，感受更清晰而已。小型的產品，為祈福或遊戲而放。劃地而建的院落，幾聲脆響或是一陣的喧囂，是靜中求動的氣氛調解。它不會過大，也不會過晚出現，因為放炮的人要自避其擾。
至於城市裏的煙花，我則有些敬而遠之。樓下的一個二踢腳躥到我的窗前，我都想朝下打上幾發閃光雷。人口的密集，讓建築不得不向天空發展。於是，頭上三尺不是神明，而是鄰居。立體空間，需要新的規則；至於那些在街角路邊衝霄而起的煙火，也不過是帶來有時有會兒的歡愉。城市大了，幾點睡的鳥兒都有。聲音的幹擾，並不會像安全那樣畫地為牢，它在肆無忌憚地穿透周邊的窗戶，入了居民的夢鄉。
兩相對照，我不認為放鞭炮是什麼“陋習”。它本不醜，也不陋，無非是被放錯了地方而已。“農曆新年”這幾個字，已經告知我們，炮仗也是一個進城的“農民”。鞭炮禁還是放的背後，是鄉土文明和城市文明的衝突。
其實又何止鞭炮，整個中國人都似乎不適應這個變遷。輕鬆享受著出境遊的新貴國人，歸來之時，手拿肩扛著大包小包大箱小箱，頗有返鄉農民的風采。雖然腰纏萬貫，但靠著大聲喧嘩，不守秩序，舉止隨意等“法寶”，中國人最近還是順利拿下了全球最不受歡迎遊客排名榜的次席。分析之中，最讓老外不解的是，為什麼那麼有錢的人會經常順走廁所的手紙和餐廳的刀叉？
最近都在提城鎮化。有人就提出，重中之重是“人的城鎮化”，或者叫“人的市民化”。一般理解，這個詞寓意，城市化並非隻是人的空間轉移，還要有同等福利待遇的給予。我覺得不妨，再給它增加一層含義，即所有居住於城市中的人，能夠適應新的生活空間和規則。這需要多方的努力，也需要時間的打磨。聽到一些對國人素質的悲憤之言時，我總是很友好地安慰對方：“要寬容，要耐心。你看，我都學會排隊了，還有啥不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