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家的一個老鄰居，晚年得到了一筆“巨款”。確切說是筆房屋拆遷款。至此我才知道，他曾經是天津人。之所以後來他以一張風刀刻畫過的臉告別這個世界，是因為國家政策的調整。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兩年半的時間裏，全國精簡了職工1887萬人，與此相應，全國城鎮人口共計減少了2600萬。經濟困難，物資短缺，農村成了蓄水池。這個人，屬於其中之一。
周恩來說，下去這麼多人，等於一個中等國家搬家，史無前例。毛澤東談起這件事說：“我們的人民好啊！幾千萬人招之即來，揮之即去。不是共產黨哪能辦得到？”
時至今日，好多朋友仍會說我：“你真農民！”
剛開始，我接不住這句話。該怎麼回敬呢？指責對方“你才農民”，我肯定不甘心。因為從鄉土來的我，認為這是對幾億人的侮辱；咒罵對方忘恩負義？我又覺得談不上。畢竟大家都不過是升鬥小民，奈何不得大的社會製度。後來，俺一般會笑答：“我確實是農民”。抵擋住“蔑視”，一片笑聲中，我往往感覺自己很心虛：我是農民嗎？
我的農業學曆，相當於小學畢業。此前城鄉學生的假期都截然不同：城裏的孩子放暑假和寒假；而農村的孩子，暑假被拆分成了麥假和秋假，以在農忙時幫助家長分擔點勞動，或許還能為將來成為標準的“莊稼漢”儲備農業知識。1980年代中後期，我已經開始在暑假偷瓜掠棗兒了。農業勞動能力，也最終成了嘴裏的口訣，而非手裏的活計。
我的禮儀常識，猶如幼兒園的娃娃。婚喪嫁娶，是傳統“禮治”社會的核心。它那繁瑣的程序，複雜的舉止，於我猶如天書。為了彌補這一課，我曾饒有趣味地研究起《朱子家禮》。又是查字典，又是對注釋，最終不過落得個不明所以。可對於一個普通的農民而言，這卻是基本的生活知識。
以上這些，恐怕每個從農村走出的人都有同感。可即便如今仍舊在農村的我們的同齡人，也已然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溝通方式，都已經迥然不同。比如最近回鄉，我偶然發現人們已經學會使用“傻逼”這個詞。這種高級文明話，顯然是順著文化優勢的瀑布飄落下來的，它填補了當地語言的一個空白。
所以，我把我的父母一輩，稱作最後一代農民。
四
我決定和我爸我媽聊聊，說說那些陳年舊事。
交談之中，我爸經常笑起來：“現在再說這些，就跟說古一樣了”！他沒吞字，的確是“古”。可這個“古”其實一點都不遠，就發生在過去的幾十年；我則經常感到驚詫，原來很多事，都與所謂的“常識”相反。
發現了什麼呢？
1958年，當地是大豐收，隔年人們卻開始挨餓。我爸的肚皮飽受煎熬，但我媽卻說她能吃上大米。
生產隊，其實很民主。隊長和會計，需要麵對一年一次的“海選”。可它並沒能刹住“吃喝風”。
“文革”中，我爸成了“紅衛兵”，對自己的揭發行為，他懊悔不已。可混亂中，經濟依舊在發展。
改革開放，我想當然地認為製度之變，是個發動機。我爸媽卻堅持技術條件的改善，才是農業進步的根源。
宗教信仰，被看作尋找內心支柱的路徑。可在農村，它在受到歡迎的同時，卻遭遇了最樸素的質疑：聖水能滅害蟲嗎？
……
得知我所做的事，有朋友說，你在做口述史。我覺得談不上。記憶，大多是靠不住的。而曆史，需要確鑿的時空位置。因此，我隻能力圖去還原一些事情。如果說曆史是棵大樹，我不過是撿起了一片樹葉而已。
又有人說，你把它寫成一部農村發展史。實話講，我沒這麼大野心。況且我向來認為，“農村”這個通稱下，實際各地情況千差萬別。讀上一本《鄉土中國》，就以為了解了中國農民，是無知的自大。如果說農村是片林子，我不過是圍著其中的一棵樹轉了幾圈。
還有人說，你這是在揭傷疤。我不回避苦難，也並不掩飾自己對農民的偏護，因為我覺得，那些大的社會變動，像極了輪圓的鞭子，鞭梢兒打人最疼，而農民就處在這個末端。可我也絕不會隱藏農民的缺陷。莫言在《紅高粱》裏稱高密東北鄉“無疑是地球上最美麗最醜陋、最超脫最世俗、最聖潔最齷齪、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地方”。我的家鄉，在當地也被稱作東北鄉。
其實，我就是想和父母聊聊天。他們享受著老年生活的安寧，也品嚐著兒女在外的寂寞。陪他們吹吹牛罵罵街，順便了解一下何謂“農民”，不是挺好嗎？
我爸說：“操他娘，你知道這一輩兒人是怎麼過來的呀？！”
我的確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