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以來有一句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似乎是一種周期。曆史學家眼中也有一種周期，他們認為朝代由盛轉衰是一定的，開國時必定興盛太平，而這個朝代將要結束時，一定是內憂外患接踵而至。這兩個觀念中所說的“周期”，並不是一個必然的曆史規律，卻正好描述了一個政治共同體，將其當做一個複雜係統來看，它是如何逐漸失去自己的調節能力，以至於不能麵對困難的。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先說分合觀念。中國是很龐大的地區，各個地理區域天然條件不一樣，合在一起成為一個共同體，必須是各個區域之間能夠互補而無衝突。朝代剛興盛的時候——通常是大亂以後，一個新的秩序出現了，各個地區可以重新調節，彼此形成互補的關係；在各地區之間協調與重新分配資源，也正是一個新政權的重要任務。建立一些新的交通網和新的管理製度，都是為了要把若幹互相衝突的地區，重新放在一個係統之內，這個調節的過程可能要花很長的時間。比如說，漢代分裂以後，要到唐代才重新建構起一個南北之間相互協調的新秩序。漢代是東西方向的結合，物產和人力資源都是靠橫向的幾條大路和縱向的分支路線，將帝國結合為一個整體。漢代崩潰以後，北方少數民族的入侵導致南北分裂，各走各的發展路線。中間經過數百年的時間，其實南北的物產和人口配置都已經不一樣了，隋唐之間建立的大運河，就是重新結合南北的一個新的配套設施。
各區的核心與邊陲的關係，也因為新的資源分配而有不一樣。秦漢的核心，是在於關中和中原的配合，隋唐也是如此。但是在宋以後，核心實際上在逐漸南移。北宋雖然中央政府在北方，但財富和資源都已經移向南方，甚至於南方人才也逐漸多了。這個南移的趨向延續不斷。南宋時代疆域隻有北宋的一半，但國家的富力不但並未減少，反而比北宋時候更好些。“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這是一個自然的現象。到了明代，南北的差異更為顯著。政府保持南北兩直隸①作為中央直轄的領土，在這南北兩個直隸之內，不分封任何親王。但實際上，北直隸是北京的外圍，大量的軍隊駐屯在這些地區，南直隸卻是財富的所方式，明清兩代都如此。到清代晚期，沿海地區，華南和東南，都是支持國家的主要資源所在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都取決於中央政府能不能有效地掌握各主要地區的資源。
人才的選拔機製是否合理
再說盛衰周期。朝代剛起來的時候，似乎滿地都是人才；朝代結束的時候，人才都不見了。這並不是說天地生才在不同的時段有不同的分布，而是有才之士能不能被吸收到國家的管理機構之中，以維持一個有效的管理體係。中國曆代的王朝都是帝國製度，而且中央集權的趨向一朝比一朝嚴重。也就是說，統治階層是一個密封的集團。在開國之初，功臣將相來自各方，①南北兩直隸：直隸指直接隸屬於京師的地區，類似於今天的直轄市。明太祖建都南京，以應天府（今南京）為直隸。明成祖移都北京後，又稱直隸北京的地區為北直隸，直隸南京的地區為南直隸。成分是多元而複雜的，這些人才放在一起，又經過打天下的曆練，都是富有經驗的人物，他們的合作確實可以形成一個很強的團隊。一代、兩代過下去，功臣子弟成了紈絝，隻知享樂，不會辦事。皇室集團本身是一個非常狹小的團體，再加上逐漸有了皇權傳嫡子的規矩，這個可以從中選擇領導的人才庫，就非常狹小了。皇權本身是不容挑戰的，於是，依附在皇權四周的權貴——包括宦官和寵臣，代表皇權統治整個龐大的國家。這個團體延續日久，吸收新生力量的可能性也越小。固然中國有長期存在的科舉製度，理論上可以選拔全國最好的人才進入政府；不過，上麵向下選拔人才，一定是挑最聽話的人。於是，雖然有新人進入這小圈子，兩三代以後，這小圈子的新生力量也隻是陳舊力量的複製品。他們不會有新的觀念，也沒有勇氣作新的嚐試。一個掌握絕對權力的小圈子，如果兩三代以後，隻是同樣形態人物的複製，而兩三代之後隨著內外環境的改變，必定出現新的挑戰，這些領導者就不能應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