諶勝藍
漢武帝元狩四年，飛將軍李廣因為在漠北之戰中誤了與大將軍衛青會合的時間，犯下死罪，他沒等人審問，就拔劍自刎而死。在此之前，李廣也有過一次犯死罪的經曆，但那一次，他出錢贖了罪，而這一次，他沒有給自己一點機會和餘地。
王立群老師說，因為李廣非常看重他一生中最後的這一次漠北之戰，這時候，李廣己年過六十，他希望這一次出征能完成他一生的夙願：立功封侯。可是，在即將遭遇匈奴單於建立戰功的那一刻，他被衛青調走，他失去了最後的機會。如果說上一次李廣出錢是贖命，不如說是贖下一個建立功勳的機會，可是現在，機會不再有，他留下性命又有什麼意義？
在一個將軍眼裏，最光榮的死是戰死沙場，馬革裹屍，最榮耀的事是立功封侯。如此說來，李廣之死是理想破滅的結果。他當然屬“不得好死”之人，而其死蘊涵的高尚人格追求，怎麼不讓人覺得比泰山還重。
公元1279年二月初六，在中國南部崖山海麵上，風吼海嘯，撕殺衝天，南宋海上小朝廷的二十萬軍隊，與元軍進行著最後的較量。在船上缺乏淡水和物資十日的宋軍終於抵擋不住元軍的進攻，失敗就在眼前。一直拚死保護皇帝的陸秀夫麵對此景，悲痛地對八歲的小皇帝趙昺說：“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說著，他身著朝服，背起皇帝，用素白的綢帶將兩人捆在一起，縱身跳入茫茫大海，跟著他們一起入海的是成千上萬的宋軍。在此之前，陸秀夫的妻兒在他的命令下也跳海殉節。
公元1645年5月的揚州，再現類似場景。清軍凶猛地圍攻著揚州，揚州城破就在當即，清軍力勸城內史可法率軍民投降，被史可法嚴詞拒絕。城破後，史可法自刎不死，被眾人擁下城樓，他對清軍將領說：“城亡與亡，我意已決，即碎屍萬段，甘之如飴。”隨後壯烈就義。
陸秀夫在南宋朝廷投降元軍之後，拒不承認元政權，另建一宋政權，與元軍對抗達三年之久；史可法在大明己滅亡、各地紛紛降清之際，率揚州軍民奮起抗敵。他們表現的是一個民族永不妥協的氣概。在緊急關頭，明知不可勝而為之，犧牲了生命，這種為民族大義而死的精神，怎不比泰山還重。
公元前494年，吳越開戰，越國大敗。越王勾踐成了吳王夫差的奴仆，負責看守夫差父親的墳墓，兼為夫差養馬，他“服犢鼻、著樵頭；夫人衣無緣之裳、施左關之襦。”百依百順，小心伺候夫差。三年後，得以回國。回國後的勾踐臥薪嚐膽，富民強國，12年後，率軍一舉擊敗吳軍，並成為春秋時間最後一個霸主。
越軍初敗之時，勾踐本有以死相拚、不願受辱的想法，終於被文種勸住。由國王而變為異國奴仆，勾踐體會的是天堂地獄的差別，是榮耀屈辱的變更。難得的是，他堅定地活了下來，為了一雪國家恥辱，為了一展稱霸宏圖。為了一個遠大的抱負，選擇了比死更艱難的活法，這種生命散發的意義重於泰山。
公元前278年，在得知楚的首都郢都被秦攻下之後，悲憤的屈原自沉於汨羅江。在此之前，他被兩度流放，時間長達二十年，其中的艱難困苦，無以言表。在各國紛爭的戰國時期，“朝秦暮楚”、“楚材晉用”成為士大夫們和各國的共同認可的價值觀，以屈原之才，他受到的將不止一個國家的歡迎，他完全可以去別國尋求出路，但在漫漫流放路上，他始終不肯離開楚國一步，表現了對祖國的無限忠誠和熱愛，最終以死殉國。這種為了國家而苦難地支撐著生命、又義無反顧選擇死亡的品格，可與日月爭光，可與泰山比重。
司馬遷在給好友任安的信中說：“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這句話是司馬遷經曆李陵之禍後對生命全新的認識，對生和死的最透徹的領會。因為他並不怕死，他可以為李陵去死，可是他的心中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任務，他要完成《史記》。於是這個堂堂七尺男兒，選擇了接受宮刑，選擇了這種屈辱的活，隻有活下來，才能完成這個宏偉的著作。這種生命的本質，難道不能與泰山一比輕重嗎？
人固有一死，但死的境界各有不同，為遠大理想、為民族大義、為高尚人格、為真理大義．．．．．．死得其所。作為生命的個體，生的意義也各不相同，是苟且偷生，還是為理想信念而生，其價值各有不同。
司馬遷從自身的經曆中提煉出了全新的生死觀，他也用實際行動，活出了生命的意義。無數的先人，用他們高尚的人格、堅韌的品質，在生死的訣擇中，生得燦爛，死得輝煌，照亮著曆史長河，照亮著我們的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