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先生在他著名的《西行漫記》中寫到：“1936年6月，我的一位中國好友帶給我中國西北出現了使人驚訝的政治局麵的消息——這後來終於導致蔣介石總司令被扣的驚人事件，扭轉了中國曆史的潮流。”（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7頁，新華出版社1984年版）這裏，斯諾已經把紅軍西征、“西安事變”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內在原因聯係在一起了。山城堡戰役的指揮者彭德懷也在他的自述中談到山城堡戰役時說：“此役雖小，卻成為促成西安‘雙十二事變’的一個因素。（《彭德懷自述》第217頁）也是說山城堡戰役與“西安事變”的關係。1984年版的《西行漫記》出版時，胡愈之先生在“中文重譯本序”裏說：“1936年，中國正醞釀著由長期的反共內戰轉變為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麵抗戰，而這也就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實際上，也都是在說紅軍西征與“西安事變”的關係，包括之後所形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意義。
今天，我們更加追念那些曾經馳騁在寧夏大地上的紅軍英雄，也懷念那些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身的前輩們。
紅軍西征與西安事變
西征的中樞地區在寧夏。在此前毛澤東就認為，當前的任務是擴大陝甘寧革命根據地。西麵的甘肅、寧夏地區是無堡壘地區，我軍應到這一地區進行外線作戰。西征的目的很明確：為著極力擴大西北抗日根據地並使之鞏固；為著擴大抗日紅軍；為著更接近外蒙和蘇聯；為著一切抗日力量的團聚。
寧夏與陝甘寧邊區大本營——陝北是連為一體的。西征時期寧夏南部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東與陝北根據地相連；南與西蘭交通樞紐固原相接；西可越黃河抵河西，發展的空間很大。從陝甘寧根據地的開辟與擴大看，無論是以寧夏中南部為中心向南、西、北發展，還是進退防禦陝甘寧邊區，都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同心縣外圍是交鋒的戰場，南部是國民黨東北軍，西部是蔣介石嫡係胡宗南部，北麵是獨守寧夏的馬鴻逵部等。就是在這樣一個圍剿堵截的空間中，與紅軍東征一樣，紅軍西征同樣開辟了廣大的蘇區，建立了豫海回族自治政府等蘇維埃政權，換起了民眾，尤其是廣大回族群眾，凝聚了抗日力量。
紅軍西征的過程中，接近和爭取東北軍以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毛澤東非常看重這一點。1936年5月18日西征戰役命令發布後的第三天，毛澤東在給朱德、張國燾等人的電文裏已談到“紅軍同東北軍合作的情況”，紅軍與東北軍已有一定程度的來往。5月25日，毛澤東等在給朱德、張國燾等人的又一份電文裏，在談到二、四方麵軍快速北上會師時說：“……至於奉軍（東北軍），已與秘密約定不加攔阻”。實際上，在紅軍西征過程中，已經伴隨著與東北軍一定程度上的合作。5月26日，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等人電文裏又說：“已電張（張學良）讓出曲子、環縣、洪德城，但一軍團應不待張複電即進至元城鎮……相機占領曲子及其南北一線，惟以不與東北軍作戰為原則，對馬鴻賓（時任國民黨西北“剿總”第一路軍第四縱隊司令兼第三十五師師長）則堅決打擊之。”可見，西征一開始，紅軍與東北軍已經默契，以示盡量減少正麵衝突。對馬鴻逵部是堅決打擊的，攻占寧夏是西征的軍事目的之一。同時，對於敢於正麵圍剿紅軍的東北軍，西征紅軍還是要教訓的。何柱國部，是國民黨軍西北“剿總”所屬東北軍騎兵軍軍長，在張學良去南京參加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時，按照蔣介石的命令，指揮東北軍步騎兵數師的兵力自慶陽至固原一線向紅軍進攻。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電文中說：“對何柱國指揮‘進剿’之全部東北軍，宜決定消滅其一部，這樣做不會妨礙大局，反有利於大局。”其實，何柱國部到寧夏固原一帶，也未敢發動全麵進攻。
楊虎臣的西北軍，也是紅軍西征過程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爭取力量。西征後期，毛澤東曾致信國民黨第十七路軍總參議杜斌丞，希望他進一步推動楊虎臣接受抗日聯合戰線。西北地方勢力，也希望楊虎臣能大力斡旋。楊虎臣同意聯合戰線時，毛澤東表示歡迎，並派人專門拜謁楊虎臣。無論張學良，還是楊虎臣，西北軍事委員會始終采取統一聯合戰線的政策。即抗日是基本指向，在抗日的前提下，紅軍與東北軍、西北軍走向聯合。由“西安事變”，可以明白地看出紅軍西征過程中，紅軍與東北軍、西北軍在一步步走近，最終結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關乎國家前途命運的抗日的問題上，他們的指向是一致的，都是在聯合抗日旗幟下的共同目標。
紅軍西征期間，紅軍一、二、四方麵軍在寧夏的大會師，山城堡戰役大捷，為西安事變的發生創造和提供了特定曆史背景下的地理環境和軍事保障，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它的曆史意義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