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喬不群。
不知爸媽怎麼想的，居然給他們唯一的兒子取了如此糟糕的名字。
喬木，秀於灌林，注定不合群？
從小學開始，我就開始思考那個年齡階段不該思考的燒腦問題。
大學畢業那個夏天，我獨自坐在溽熱難耐的蓉城街頭，噙著一根老冰棍，拿目光如機關槍般掃射周圍白花花的大長腿，被那些長得禍國殃民的俊秀靚女狠狠瞪眼之後，在無情無盡的自卑與沮喪中，再次想起自己的名字，腦中如放電影般回放二十多年曆程，終於篤定了答案。
我那畢業於老家縣城中等師範學校、後轉行官場的七零後老爸，自詡胸有幾許文墨，隻顧期望兒子鶴立雞群，卻忽略這名兒冥冥之中注定孤獨的意味，實屬他當老子的臭擺，大有用力過猛之嫌。
事實亦如此。
在每個學齡階段，我在學校結識的死黨就沒超過四個。
現在模糊記得，幼兒園有個羊角辮子丫頭，常常跟在我屁股後頭，非要追著一起玩耍，我獨自玩得忘乎所以，根本不愛搭理她，如今連那個愛哭鼻子的丫頭長啥樣兒都不記得了。
讀小學時，我這個門門考滿分的優等生，卻隻和那個全級倒數第一名名叫崔鋒的家夥形影不離，上樹掏鳥窩、拉扯前排女生頭發、給老師茶杯放蔗糖等造孽事兒沒少幹過。
初中同學中，誰也看不慣我，我也看不慣誰，稀裏糊塗過了三年，隻記得長相甜美性格溫柔的外語老師常常叫我去她辦公室，偶爾得到一個又紅又甜的蘋果，被班上同學羨慕慘了。
高中期間，我在遊戲廳認識了隔壁班的兩個富家子弟，一個叫夏熙陽，一個叫羅光淩，迅速成為狼狽為奸的同夥，“三賤客”榮譽稱號名冠襄城中學。後來，夏熙陽赴海南讀大學，羅光淩考上北京某著名學院。我們天各一方，偶爾在《英雄聯盟》中聚首。
我老家位於中原一個名叫襄城的地方，父親是某鎮頭兒，混得風生水起，母親則是縣財政局普通幹部，上班朝九晚五，日子過得平淡且自在。
四年前，他們毫不掩飾臉上赤裸裸的失望，將兒子送上前往蓉城的高鐵，連句叮囑話語也懶得說，手挽手轉身離去，就像朝天上放飛一隻紙鳶，就此撒手，再也不管了。
我坐在車廂靠窗位置，單手托腮，靜靜望著小得不能再小的襄城車站，無悲亦無戀。
我前去蓉城就讀的大學不是985、211，雖是二本院校，但還是有些名氣，並不似睡在上鋪的胡東胡說八道那樣，“他娘的，就一野雞大學而已”。
其實，不是我讀書中用，而是在高考前一周，我莫名其妙惡心嘔吐不止，任由老爸動用個人資源找到襄城最好醫生，也沒能讓我精神振作，依然一摸書就惡心，成天昏沉打瞌睡。
說來也奇怪，高考結束那天下午，我走出考場，雖然完全不記得在考卷上寫了些啥，但是怪病自然痊愈，看見人群中穿著短裙子的姑娘們，又覺得自己生龍活虎了。
查分那晚，我坐在遊戲室，正和夏熙陽、羅光淩如癡如迷地玩著《魔獸世界》，就連老媽打來電話也是心不在焉的，自然對她欣喜報出的“521”的分數毫不在意，“嗯嗯”兩聲掛了電話，繼續就著耳機話筒將豬隊友罵得狗血淋頭。
爸媽密謀好多天，最後越俎代庖替我選擇了蓉城這所大學。
我完全理解他倆恨鐵不成鋼的心態，畢竟按照高三幾次摸底考試成績來看，不說清華北大，考上河南一本院校應該不成問題，可他們兒子就是這麼不爭氣，僅勉強考取一所二本院校，而且還是外省的。
那個暑假，我幾乎沒怎麼落屋，將老爸辛苦藏掖了十幾年的私房錢揮霍一空，天天泡在遊戲室，除了喝酒抽煙，還學會了打麻將。
聽說四川麻將算得上國粹，今後去四川生活，怎能不入鄉隨俗呢？
在那個小天地擁有絕對權威的老爸氣得七竅生煙，好像又沒啥辦法可行，隻是抬頭看了看比他高過半頭的兒子，一臉肉疼地搖搖頭，將藏錢的鞋盒丟在茶幾上，倒背雙手出門去。
老媽倒是個樂天派，“噗嗤”一聲，笑了。
我來到蓉城，一晃就是四年。
同寢室四個家夥中，我最矮，剛好一米七，有些丟中原男人的臉。
睡在上鋪的家夥叫胡東，貴州人，高我三厘米，說話腔調與四川人差不多，操著一口我們聽不大懂的方言。
來自內蒙古的張水像根竹竿，又細又長，差不多一米九高，不愛笑，成天板著臉，好像誰借了他的米卻還了糠。
趙孟雷是個大胖子，身高一百八十厘米，體重也不服輸，常常保持在一百八十斤的水準上，像尊彌勒佛，見誰都笑眯眯的，脾氣極好，當然，我們調戲他女友時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