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事那年，餘三官十分年輕，年輕得還不懂怎樣修理嘴巴上的小黑胡。餘三官是跟隨他的鐵哥們四魁一起出事的，四魁死掉了，餘三官卻沒有死，餘三官受了傷，左胳膊骨折，後來的手術又不很成功，留下個端胳膊的習慣，加上他喜歡穿軍服警服或是鐵路服在街上走來走去，總是讓人聯想起這該是領導的作派。於是，餘三官又多了個外號，叫做小幹部。四魁死得個粉身碎骨，餘三官卻因禍得福，脫離了他一向討厭的土裏刨食。可以說，餘三官後來的幸運與四魁的不幸有著密不可分的連帶。
其實，四魁的死怨不了別人，都是陰差陽錯趕的。那天早上，四魁神采飛揚地來找餘三官，讓他跟車拉沙子往離村不遠的那個小火車站上送，好讓火車運到黑龍江蓋高樓。四魁有幸當上了村農機站唯一一輛55拖拉機的駕駛員，十分喜悅，他首先想到的是不會幹莊稼活兒的餘三官，讓餘三官做個跟車的美差。跟車的既不裝車也不卸車，隻出個眼睛，餘三官何樂而不為呢。
那場悲劇是在瞬間不可逆轉地發生了。出事前那一刻，四魁還高高在上地坐在駕駛樓，意氣風發地握著方向盤，一路風光地行駛在通往小火車站的京哈公路上。餘三官則閉著眼睛愜意地躺在車鬥的沙子上，享受著陽光照射在他肚皮上的溫暖以及顛簸帶來的舒坦。
路過鐵路公路交叉路口時，遠遠地見到橫杆徐徐降下，四魁開始減速，當他去踩刹車時，便驚得目瞪口呆，踩到底的刹車居然毫無反應，拖拉機依然如故地向前衝去。一列通向蘇聯的國際客車就在這時“嗚嗚”地開過來，四魁木偶似的端著方向盤，直直地撞飛了橫杆，一頭紮向國際列車的懷抱，差一點把那列巨大的蜈蚣撞得脫離軌道。
當時的餘三官根本沒有意識到出事了，他在聽到那一聲巨響的同時，自己像坐悠悠車一樣，被悠到了蔚藍的天空，他還沒來得及害怕，就滾到路基下的草叢裏，摔昏了。後來，他同別人講起自己撞車的經曆其實都是別人講給他的，四魁到底是怎樣撞的車，屍體究竟撞出了多少瓣，拖拉機的駕駛樓是怎樣雞蛋碰石頭一樣被火車揪得個七零八落，蘇聯人又是怎樣拿著照相機從停下的客車上往下拍照，餘三官都是通過別人的嘴講給他的耳朵，再由他的嘴講給別人的耳朵。後來鐵路公安到醫院取證時，餘三官卻把一切說得有板有眼，那是由於村幹部及時向他灌輸了觀點，讓他無論如何也不能承認刹車失靈，是看守道口的人把杆撂晚了，來不及刹車。於是，餘三官的證詞擺脫掉了四魁的某些責任，給村裏爭回來了一輛新拖拉機，也為四魁爭來了有限的喪葬費，倒黴的是看守道口的人，丟掉了差事，又受到了處罰。
餘三官吊著打了石膏的胳膊回到村裏時，道口處已經看不出一絲出事的痕跡了，小火車站的頭頭們正在不分晝夜地輪流值班。四魁早已入土為安，全村的人隻有餘三官沒有看到四魁的慘狀。餘三官立在道口處想了許久，四周的景物依然如故，火車還是平穩地按時穿梭，盡管他努力回憶當時的情景，還是覺得好像什麼也沒發生過一樣。走到四魁家的院門口，餘三官差一點沒像以往那樣喊一聲，四哥在家嗎？事實上，四哥已經永遠不會在家了。四魁的媳婦大芬正抱著吃奶的孩子，看到餘三官進院，如同一隻遭到攻擊的抱窩母雞，放下孩子，拾起掃帚疙瘩，挓挲著頭發，衝出屋門，不分腦袋屁股地打擊下去，直到有一下子掃到了餘三官受傷的胳膊上，餘三官發出了狗一般“嗷嗷”叫聲，大芬才停止了攻擊，嘴裏憤憤地罵：“喪門星，喪門星，是你催走了四魁。”不知怎的，餘三官也覺得這場事故中，自己沒有陪著鐵哥們四魁一起死掉，是件恥辱的事兒，那時，他哪怕是撒泡尿拉泡屎讓四魁等上一會兒再開車，也能把出事的那一刻錯過去，可他卻貪圖享樂般躺在車鬥上昏昏欲睡。
出了這麼大的事故，鐵路上自然十分關注，可鐵路職工卻不這麼關注，恐怕自己被派到這偏遠的地方守道口。於是，人選在內部難產了，就轉移到了外部，想雇一個熟悉本地情況忠於職守的長期合同工。餘三官以深受其害的慘痛代價以及替村裏討回拖拉機的特殊貢獻等優勢，被鐵路和村裏共同推舉為道口看守人，他便名正言順地穿上了鐵路製服。開始的時候，雖然沒有發給他標誌著正式職工的大簷帽，但他很快就搞到了一個舊帽子。他就這樣像模像樣地穿著正式的鐵路服，嘴含響亮的哨子，左手把持著斑馬紋的橫杆，右手很幹脆地揮舞著小紅旗，威嚴地守護在道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