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覺的承諾
上一個世紀下半葉開始，隨著中國社會內外矛盾的逐步激化，社會肌體的危機全麵地暴露出來，文學也開始和社會的改良或革命作同步的探求和實踐。用詩耿表現國運衰落的悲情，用小說描寫社會各個層麵、特別是官場的腐敗和黑暗，用散文、雜文和隨筆作為匕首或投槍剌向國民麻木愚鈍的靈魂，這一切，均是那一時代學人和作家、詩人全力以赴的實踐。在這樣的情勢下，所謂文學，其主要和基本的動能，與社會其他的意識形態並無大的差別。也就是從那時開始，中國文學在觀念中對非社會性的純美或純娛樂性的傾向，便有了明顯的忽略乃至歧視。
文學運動和社會改造的關係，從來也沒有這一時期這樣的密切。文學自覺地摒棄部分甚而全部對它來說乃是拫本品質的審美愉悅的功用，而承擔起挽救危亡和啟發民智的責任。將近一個世紀的社會動蕩，激使文學以自己的方式與社會作同步的爭取。文學是首先投身於救亡，還是全力進行對民眾的啟蒙？除此之外，文學再也沒有第三種的選擇。救亡和啟蒙是中國文學百年的夢境，它纏繞著、牽縈著、同時又無限地困擾著中國所有文士的心靈。它生發出中國文學的許許多多的活劇。中國文學的紛爭、歧誤和變異，它的生長和消退，它的繁榮和衰落，無數令人困擾的題目，並非與此無關。
1840年禁煙的主將林則徐，他是一位受命於危難之時、建立了功業，最後又在和、戰兩派的鬥爭中成為犧牲品的一位悲劇性人物。鴉片戰爭後，他被貶官遠謫伊犁。1842年9月在滴遷經蘭州的途中，給兩位朋友寫了一封信，其中有些話，很能傳達中國文士的複雜心境一還是那縷抹不去、扯不斷的憂患——自念禍福死生，早巳度外置之，惟逆焰巳若燥原，身雖放逐，安能諉諸不聞不見？潤州失後，未得續耗，不知近日又複何似？愈行愈遠，徒覺憂心如焚耳。竊謂剿夷而不謀船炮水軍，是自取敗也。沿海口岸，巳防不勝防，況又入長江與內河乎？……逆艦深入險地，是謂我中原無人也？兩先生非親軍旅者，徐之覦縷此事，亦正為局外人，乃不妨言之，幸勿以示他人，禱切，禱切！
他說得很清楚，個人的“禍福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他的優患依然是涉及社稷安危、萬民憂樂這樣一些大題目。他因功獲罪，而且有意地為難他，讓他這樣一位出生在溫暖的海濱的人，以老邁之年流放西北邊地。那裏是大戈壁的盡頭，那裏是生長駱駝刺和胡楊林的地方，對於這樣一位長期習慣了南方生活的老人，那環境會是何等的嚴酷！可是，他依然前往，而且“愈行愈遠，徒覺憂心如焚”，他憂的什麼？憂的依然是被剝奪了的、不要他“憂”的天下！
可以認為，近代中國社會的危急和動蕩，是近代中國文學憂患主題的源頭。鴉片戰爭翻開了中國近代史最悲涼的一頁，同樣，也翻開了中國近代文學史最悲涼的一頁。從1840年開始，中國的上空始終為濃重的陰雲所籠罩，悲涼的襲擊使中國染上了感世傷時的心理承襲。從那時開始，在文人公開的或不公開的筆下，悄悄地傳染著這情感的症候。文學成為宣泄這種苦痛的方式，久之，文學甚至被目為解決實際問題的手段。中國儒家文學觀念中的文以載道的傳統，到了此時，便不僅僅附著於抽象的理念，而是非常具體地與救亡解危的目的緊緊地聯係在一起了。
1898年是一個總結性的年份。自從1895年清朝龐大的北洋艦隊全軍覆滅以後，朝野為之鼎沸，這是災難向中國發出的最後警告。隨著各種救亡活動的開展，文學從中也得到明確的信號。先此一年，即1894年，孫中山在植香山成立興中會。當日的興中會的“章程”就說：“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從而呼籲“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正是當日危急之情的一種傳達。這種傳達相當概括地指出了中國憂患的情勢，同時，也指出文學中的中國憂患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