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患是一種傳染，後來變成了遺傳。中國文人和作家提起筆來，便是萬家憂樂的注人和傳示。要是說先前的《西廂記》是通過鶯鶯的哭泣，傳達了普遍的青年男女婚姻戀愛受到逼迫和禁錮的悲哀；要是說先前的《紅樓夢》是通過賈寶玉和林黛玉的哭泣，喚起了潛深的紅樓一夢的人生感歎；到了清末的此時此刻，卻是現實社會苦難的種種侵襲並占領了中國文士的情感和理性的全部空間。文學由慨歎成為呼號，它是對於現實的直接麵對和進逼，這些文士認為，他們的文字的責任，首先、或者毫無疑問的就是這種麵對和進逼。
悠遠的接續
接連近代文學的始於1919年的現代文學，的確是翻開了中國文學史的革命性的一頁。號稱新文學運動的兩大目標的“人的文學”和“活的文學”，體現了這一文學革命的最本質的內涵。那就是，第一，它表現和傳達了在濃重的封建重壓下的現代人的覺醒，包括個性解放在內的革命性的內容，是新的文學的理想和目的；其次，所謂活的文學，是指以鮮活的口頭白話為運載手段，以代替在日常生活中逐漸失去生命力的文言。上述這兩點，都是近代和近代以前的舊文學所不具有的本質，這是中閏新、舊文學的分水嶺，他們有著不同的質。
但它們又都是中國文學，文學所裝填的新的時代精神和新的生活情態，以及文學表達工具的由文言到白話，都不能改變完整的中國文化和完整的中國文學史所規約的基本品質和特征。也就是這樣的原因，導致不論多麼的漫長和久遠，我們都會從《詩經》樸素的耿吟中，感受到黃土地的深厚和溫暖；我們都會從屈原的《天問》中，感受到最初的懷疑精神；同樣，我們從李白的佯狂中感受到才華無以施展的激憤；從杜甫的沉鬱中感受到心懷天下的優戚。我們正是這樣穿越浩茫的時空，獲得了作為中國人的感情的交彙和脈搏的共振。
現代文學從中國文學的悠遠中獲得了它的全部豐富，更從近代文學那裏直接繼承了世紀末的憂患。要是說，20世紀中國文學的基本情感色調是感傷的話，那麼，毫無疑問作為感傷文學的根源，卻是19世紀中葉以來的中國的屈辱和苦難。這種文學的悲情，是緊緊地牽縈著社會盛衰和天下安危的思考，不同於一般文學中表現的那種對於一己憂戚或生命存在的永恒困擾的宣泄。它的最集中的特征，是對民族和群體的現實苦難作了最大程度的和可能的強調。中國現代文學的誕生，壓根兒就處在這種揮之不去的集體性的悲滄氛圍之中。它的滋生，它的成長，它的發展，均得到世紀苦難的恩澤。
正是因此，我們在中國新文學重要的和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詩人那裏，無處不看到憂鬱的和悲傷的情思。魯迅的小說的基調就是感傷，孔乙己的木訥和迂執，阿0的遲鈍和麻木，《狂人日記》的主人公的異常的疑懼，我們從作家的悲天憫人中隨處都可發現這種世紀末的憂患的籠罩。這種世紀病，甚至延續到他後期那些雜文的激憤之中。新文學運動開展之後，這種總體的氛圍迷漫在所有的重要作家的作品中，而不是一種個別的現象。下麵這一段引文體現了當日以文學為工具，追求光明未來而不滿於黑暗的呼聲——黑沉沉的夜，一切都熟睡了，死一般的，沒有一點聲音，一件動作，闐寂無聊的長夜嗬！
這樣的，幾百年幾百年的時期過去了，而晨光沒有來，黑夜沒有止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