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是非洲中部國家剛果（金）的一條河流，這條河流既不壯闊，也不知名。1976年，河流沿岸的幾十個村莊，被一種不知名的病毒侵襲，在短暫的時間裏，數以百計的生靈塗炭，有的家庭甚至無一幸免。從此，人們便把這條河的名字，賦予給了這種病毒。埃博拉病毒，迅速以它的殘忍和肆虐的暴行，為世界所知。
鬥轉星移，近四十年後，這種沉寂許久的病毒又在西非出現，它與恐慌結伴而生，頓時攪得人心惶惶。
北京時間22時，溫和靜謐的夜色中，武文掖好女兒的被子，輕輕走出房間。他三十多歲，是公安部經偵局的一名警官，也是“獵狐2014”行動組的成員。他背上早已整理好的行囊，默默地看了看手表，盤算著自己即將踏上的這次遠行。他望著窗外漆黑的夜色，歎了口氣，在客廳中再次給老友打了電話。
“喂，我父母的接機拜托你了。”武文輕聲說，“好，淩晨到的飛機，我的家門鑰匙放在門前的牛奶箱裏，嗨……你嫂子也在出差，沒辦法。”他露出了一絲無奈的表情。
他的父母今夜從老家來京看望孫女，航班落地的時間正與他出差的時間重合。但服從命令是警察的天職，獵狐行動的工作刻不容緩，武文要立即前往境外執行押解任務。他又給出差的妻子發了條短信，告知已安排妥當，便打開房門，匆匆消失在北京潮濕的夜色中。
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亮如白晝，往來的旅客行色匆匆，不同的人為了不同的目的，奔向不同的地方。武文作為此次押解任務的行動組長，與其他四名警員按時聚齊。在候機樓中，武文不斷研究著此次押解的工作細節，重申著注意事項。緩和的語氣中，隱藏著一種不易察覺的謹慎。
“此行既要把犯罪嫌疑人成功押解回國，也要保證自身的安全。”武文邊說，邊給大家分發口罩。
他們此行的目的地，正是已經發現“埃博拉”病毒疑似病例的非洲國家——剛果（金）。“埃博拉”是世界衛生組織所列的人類危害最嚴重的病毒，被稱為“第四級病毒”。這種病毒不但危害嚴重，發病劇烈，且傳染性很高，危險性極大。
隊員們紛紛點頭，表情凝重。
“其實也沒那麼恐怖，隻要注意防護，就不會出現什麼問題。再說了，咱們是中國的獵手啊，‘狐狸’都沒事，咱們還怕什麼？”武文笑著說。他知道，作為指揮員，自己此刻的情緒對隊員們有著直接的影響。
行動之所以用“獵狐”為名，是因為此次行動抓捕的，都是潛逃境外的經濟犯罪嫌疑人。將經濟犯罪嫌疑人稱作狐狸是有道理的，他們往往有高學曆、高智商。對待這些人，警方不但要使用傳統的偵查方法開展工作，還要組織相匹配的隊伍，與對手鬥智鬥勇，實施抓捕、打擊。所以，“獵狐”緝捕行動隊成員們都是一些年富力強的警界精英，平均學曆都在研究生以上。
武文姓武，是國內某名牌大學的研究生，父母卻給他起了“文”這個名字，就是希望他日後從文。但命運使然，他學成畢業後，卻懷著執著的夢想和憧憬，投身到了轟轟烈烈的公安事業，進入公安部經偵局，做了一名警察，正式做起了“武”的工作。這一晃，十年有餘。
夜航寂寞，身邊的旅客沉睡著，那是一些一生中也許隻見一次的麵孔。武文給一個熟睡的警員輕輕蓋上毛毯，才坐回到座位上，擺正姿勢，也想讓自己進入到深度睡眠。他不是困倦，而是要應對這已經開始的二十小時飛行時間和上萬公裏的飛行距離。
而繁雜的思緒卻占據著武文的大腦，讓他越發清醒。他反複思量著四個工作重點：押解任務的順利實施，自己和隊員們的人身安全，“埃博拉”病毒的預防，以及協助國法律手續的辦理。他在大學學的是企業管理，在工作中習慣安排得按部就班、井井有條。但這次的押解之行，他卻做著最艱難最複雜的準備。他深知，自己即將到達的這個國家，是一個人均GDP一百八十六美元、全世界人類發展指數倒數第一的國家，如不準備充分，遇到阻礙，境外工作將難上加難。
時間的概念是相對的。如果在蔚藍的海島上遊玩嬉戲，二十個小時會稍縱即逝。而在此刻，武文卻覺得這二十小時度日如年，像一場磨礪。經濟艙狹小的空間讓他感到局促壓抑，坐久了渾身酸疼不說，胸悶得幾乎透不過氣。他想起了曾經一個“海歸”同學說過的戲言，說到了國外才知道，那裏是“好山好水好寂寞”，而隻有回到祖國，才是“好擠好亂好快樂”。這句話雖然是戲言，但確實是不少歸國人員的真實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