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善文
十三經者，我國五千年悠久輝煌的民族文化寶庫中最為精粹的十三部經典著作之總稱。
先師黃氏六庵教授（諱壽祺），昔有《群經要略》之作，其書《自序》嚐綜述諸經之特色雲：“餘以《尚書》為吾國最古之史，亦吾國各體散文之祖；《詩經》為韻文之淵藪；《春秋》為記事之寶書，此三經於文史關係最钜。”又曰：“近世《禮》學廢絕，專業者至稀，而講《孝經》者亦每失其義。《論語》、《孟子》支配吾國人思想者垂二千年，昔則家弦戶誦，今至大學文史係學生竟罕能舉其篇目。《爾雅》關乎文字訓詁，不識字何以讀書作文？”又曰：“獨《易》道廣大精微，見仁見智，無體無方，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不為典要，惟變所適，初學難以極深研幾。”這幾句話十分精辟地點明了群經在我國文化史上的顯著地位、內容特色，並指出近世學者對經學研究的荒疏與缺陷，其言辭之間，不無激勵後人當珍視國學而努力研治之良苦用心存焉。
一九九三年夏末，我與羅螢兄赴台灣訪學，幸識台北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總編輯陳清榮先生，與之論及中國經學後繼乏人的現狀，並提議倘能編撰一套簡說十三經要義的普及叢書，必將引發今日青年一代治經的興趣，且將有益於振興中華民族文化之千秋大業。陳先生聞畢此論，至為讚許，囑我及早安排編撰事宜。是為《十三經漫談》之最初編撰緣起。
越二載，一九九五年初夏，我以出席台灣大學與台灣易經學會聯合主辦的“海峽兩岸周易學術研討會”之機再度赴台，又趁暇與陳清榮先生深入商討《十三經漫談》的編寫步驟，承其全力支持，遂落實了此套叢書的編輯與出版規劃。是年回福州後，我即邀馬兄重奇教授共同擔任主編，並請羅螢、郭丹、徐啟庭、翁銀陶、徐六符、湯化、陳節、林誌強、黃黎星、劉鬆來、謝金良、楊誌賢、巫少鵬、葉全君等諸位同仁分經撰寫，曆時一載有奇，經過多次研討商榷，今喜各書已相繼完稿待梓，而諸位撰稿人所付出的努力亦將轉化為有補於社會教育之學術成果矣。
中國古代之言“經”者，乃典型常久之謂，故“經典”二字常被聯用，而劉勰《文心雕龍·宗經篇》遂稱：“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
先秦時代，我國有六經之書，即孔子授徒所用的《周易》、《尚書》、《詩經》、《禮經》、《樂經》、《春秋》六部典籍。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後，《樂經》亡佚，故西漢複興經學，僅立五經博士。稍後又曾將《論語》、《孝經》增列為學官講經之典籍。及至唐代，學官所立，於《禮》中分《三禮》（《周禮》、《儀禮》、《禮記》），於《春秋》中分《三傳》（《左傳》、《公羊傳》、《穀梁傳》），乃成九經；嗣又增入《論語》、《孝經》、《爾雅》，皆刻石於國子學，於是有十二經之名。有宋一代，程頤、朱熹諸儒出，更取《禮記》中的《大學》、《中庸》配《論語》、《孟子》而合為一帙，謂之《四書》，則《孟子》亦入“經”矣，此後風行天下之十三經遂以《孟子》殿焉。明清以降，尤其是清代學者阮元編校《十三經注疏》之後，這十三部經典更進一步受到中國廣大知識分子的普遍重視，乃至成為中國古代文化、學術最集中、最深邃、最典型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