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毛詩》和《魯詩》、《韓詩》的傳授者都源出於子夏，但對詩的解釋，三家卻不一致。如《漢廣》，《毛序》以為“德廣所及也”。而《韓詩》則認為是“悅人也”。《邶風·柏舟》，《毛序》以為“言仁而不讓也”。而《魯詩》則認為是衛宣夫人自作。假定《詩序》是子夏一人所作，那麼《魯詩》、《韓詩》對詩義的解釋，決不會和《毛詩》如此相左。
3.齊、魯兩地的人傳授的都是子夏的《詩》學，那麼一定也傳授或者了解子夏所作的《詩序》，而事實是，除了趙人毛萇之外，傳授齊、魯詩的人，都不知道有《詩序》。
如果不是子夏，那麼是不是毛公呢？也不是。我們知道，《毛詩詁訓傳》（《毛傳》）是毛公所作，如果《詩序》是毛公所作，那麼它對詩意的闡釋應該和《毛傳》一樣。而實際上，兩者間卻有很大的分歧。如“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毛序》的解釋是：“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而《毛傳》卻以為“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又如“君子偕老，副筓六珈”，《毛序》說：“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而《毛傳》則說：“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兩者之間“違戾如此”，可見《序》不是出於毛公之手。
對《毛詩序》作者的猜測，在子夏、毛公之外，大多數學者都傾向衛宏。範曄《後漢書·儒林傳》明確指出：“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用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為《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在範曄以前，晉人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也提到：“九江謝曼卿亦善《毛詩》，乃為其訓。東海衛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得《風》《雅》之旨。”範曄是南朝劉宋時人，和陸璣時代不同，但兩人說法卻如此一致。從《毛詩序》的內容來看，它是因襲了《禮記》、《左傳》以及《史記》，這必定是在以上各種書傳世以後才可能出現的事。《毛詩序》的文字，也不同於孔子、子夏時代，呂思勉對這點有過十分精到的分析：“哀窈窕之‘哀’字，乃‘愛憐’之義，魏晉間人多如此用，漢人用者尚少，先漢更無論矣。知《序》之著於竹帛，必在東漢時也。”從語言的特點來確定作品的時代，確是比較可靠的論斷。這樣看來，《詩序》的著作權，應該歸屬於衛宏了。
既然可能是衛宏作了《詩序》，為什麼前儒一定認為是子夏作《詩序》呢？甚至如漢代的經學大師鄭玄，也遊移不定，時而說是子夏所作，時而說是子夏、毛公合作？這種現象，實際是一種功利思想的表現。韓愈曾不客氣地批評道：“漢之學者，欲顯立其傳，因借之子夏。”就是說，漢代學者，借助子夏的地位，來抬高《毛詩》的聲望。近代學者鄭振鐸在《讀毛詩序》中更清楚地點明其中的原因：“鄭玄他們所以主張《詩序》是子夏作的原故，不外借重以堅《詩序》的信仰而已……漢人傳經，其說本靠不住……一方麵又希望立於學官，堅學者之信仰，不得不多方假托，多方引證，以明自己的淵源有自。”鄭振鐸的看法，和韓愈不謀而合，確實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漢儒強調子夏作序的用意。
但是近年考古學上的發現，又使衛宏作《詩序》的結論受到了懷疑。近年，人們在安徽阜陽發現了西漢第二代汝陰侯夏侯灶隨葬的遺物，其中有一百七十餘條長短不一的竹簡，竹簡上寫的竟然是《詩經》！把這一部迄今為止發現的年代最早的《詩經》殘本和《毛詩》對照，可看出它的虛詞比《毛詩》少，並且有大量異文，把它和三家詩比，也頗有出入，但是出土的《詩經》也有《序》，和《毛詩序》相比，盡管文字上略有異同，但體例和序旨卻基本相似。由此可見，陸璣、範曄所說《毛序》是東漢衛宏所作，竟是主觀臆測之語。這樣一來，《毛詩序》的作者，又成了一個難以破解的謎了。
《詩序》究竟是怎樣的作品呢？《詩序》是先秦至漢時期，一篇完整的總結性的序文，是儒家對詩歌的特征和功能的總結性文獻。《詩序》講《詩》的精神和方法，傾向於“教化”觀念。它任意采用附會的方法歪曲《詩》的原意，使詩歌成為倫理教育的工具。例如，我們前麵舉過《周南·關雎》這一首詩。這是一首非常優美的愛情詩。可是《毛詩序》卻指出“《關雎》，後妃之德也”。而且進一步說這個後妃是周文王的妃子太姒。她“性行和諧，貞專化下”（孔穎達《毛詩正義》），她日夜想找一個賢善之女（“窈窕淑女”）來配文王，同時協助自己共同治理宮室、幫助文王。太姒這種思得賢才而無妒嫉之心的德行，將教化天下之人，“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強調教化作用，正是《詩序》的基本態度。又如《周南·卷耳》這首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