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這個國家，最昂貴的物品是自由與理想。它們都是具體的，都是不可以被出賣的，而自由與理想，也不可以被互相出賣。
我進大學聽的第一次大型講座，是在複旦4號樓的階梯教室，因為到得遲了，教室裏滿滿當當都是人，我隻能掛在鐵架窗台上，把脖子拚命往裏伸。那時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存在主義剛剛如同幽靈般地襲入激變中的中國。
一位哲學係的青年講師站在台上，他大聲說，上帝死了。
如今想來，我成為一個具有獨立意識的人，大抵是在那個複旦秋夜。我是一個屬於自己的讀書人。
“無事袖手談性情，有難一死報君王。”這句詩也是在大學圖書館裏讀到的，不記得是哪本書了，但是過目即不忘，耿耿於懷。當時就想，中國書生的千年局促與荒誕就在這14個字裏了，我們這一輩應該學習做一個“沒有君王的書生”。
在大學這樣的“真空狀態”下，當一個思想自由的讀書人似乎是容易的，你對社會無所求，社會於你亦無所擾。可是出了校門，後來的20多年，卻是一天接一天的不容易。
大學畢業是在1990年。國家好像一夜之間被推進了商品化的潮流中，大概是在1992年前後，一位熄燈之後闊談康德和北島的上鋪同學，突然給我打電話，說他在新疆能弄到上好的葡萄幹，如果能在南方找到銷路，可以發一筆上萬元的大財。又過了幾周，一位廈門的同學來信，說杭州海鮮市場的基圍蝦都是從廈門空運的，問我能不能聯係一個下家。去電視機廠采訪，廠長從上衣口袋裏掏出一張蓋了圓章的條子，說憑這個買彩電可以便宜300元——相當於我兩個月的工資。
還有一次，陪一位飲料公司老板見市裏的副市長。副市長一表人才，氣傲勢盛。兩方坐定，老板突然從包裏摸出一部半塊磚頭大小的摩托羅拉移動手機，小心翼翼地豎在茶幾前。副市長第一次親眼看見此物——在當年它的價格相當於高級公務員10年的工資，我分明感覺到他的氣勢硬生生地被壓下了半頭。
那個年輕的我，握著一管鋼筆的書生，夾在政商之間，猛然又想起性情與君王。
到了年底，單位把大家召集起來，談第二年的工作目標。輪到我發言，我說，明年的目標是掙到5000元稿費，做“半個萬元戶”。四座的叔嬸輩們齊齊把無比詫異的目光射向坐在牆角的我。
後來的幾年裏，瘋狂地寫稿子，為單位寫，為單位外的報紙、電台寫，為企業寫新聞通稿、彙報材料、講話稿甚至情況說明，為廣告公司寫報紙文案、電視廣告腳本，再然後，寫專欄、寫書，一本接一本地寫書。
那些年，我開始信奉這樣一句格言——“作為知識分子，你必須有一份不以此為生的職業。”羅斯福的這句話裏有一種決然的掙脫，它告誡我，讀書人應擺脫對任何外部組織的人身和物質依附，同時，其職業選擇應該來自興趣和責任，而與生存無關。這是一種來自西方的價值觀，最遠可追溯到亞裏士多德，他將具有道德行為能力的人局限於“有產男性公民”，即“無恒產則不自由，不自由則無道德”。在一個一切均可以用財富量化評估的商業社會裏，思想自由不再是一個哲學名詞，而是一種昂貴的生存姿態，它應基於財富的自由。
20世紀90年代末，房地產業悄然趨暖，在財經世界浸淫多年的我，對照歐美和亞洲列國的經驗，意識到這將是一個長期行情，而我一生中也許隻能經曆一次。於是，我將幾乎所有的稿費積蓄都投擲於購房。這是一個特別單純的行動，無須尋租、無須出賣。你隻要有勇氣並懂一些貨幣杠杆的知識，購入即持有，持有即出租，一有機會便抵押套現，再複循環，財富便如溪入壑，水漲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