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決定離開服務了13年的單位。那時是中國財經媒體的黃金時代，我設想創辦國內第一份商業周刊。在此前的2001年，我已經寫出《大敗局》，在商界有了一些信譽，有人願意掏錢投資，有4A公司願意入股並包銷所有廣告。我把這些資源打包成一份創業計劃書，與至少3家省級報業集團洽談刊號，不出預料的是，他們都表示了極大的興趣，但無一例外的是，他們都以國家政策為由，提出控股的要求，有一家集團表示可以讓民間持有49%的股份，“剩下的1%實在不能讓出來”。
但在我看來，那剩下的1%就是自由的疆界。
最後，我放棄了商業周刊的計劃。因為，書生不能有“君王”，即便為了理想，也不行。
不能辦雜誌，不能辦電視台，不能辦報紙，但我除了辦媒體又不會幹別的，於是，最後隻剩下一條出路：辦出版。
出版的書號也是牌照資源，但它有一個“半公開”的交易市場。
有交易，就有自由，而隻有自由前提下的理想才值得去實現。
於是，有了“藍獅子”。從第一天起，它的股東就全數為私人。
十餘年來，我一直被藍獅子折磨。就商業的意義上，出版是一個毛利率超低、賬期極長、退貨率讓人難以忍受的“爛行業”，在當今的三百六十行，隻有它還在“先鋪貨，後收款”。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藍獅子名聲在外，但規模和效益卻不盡如人意。不過，我卻從來沒有後悔和沮喪過，因為它是我的理想，而且是一個可以被掌控的理想，更要緊的是，與我的眾多才華橫溢的朋友們相比，我沒有為了理想，出賣我的“資本自由”。
浮生如夢，這一路走來三步一歎，別別扭扭。
在我們這個國家，最昂貴的物品是自由與理想。它們都是具體的，都是不可以被出賣的，而自由與理想，也不可以被互相出賣。
自由是世俗的，它不在空中，不在別處，它就在地上。作為一個讀書人，你能否自由地支配時間，你能否自由地選擇和放棄職業，你能否自由地在四月去京都看櫻花，你能否自由地與富可敵國的人平等對視，你能否自由地抵製任何利益集團的誘惑，這一切並不僅僅是心態或勇敢的問題，而是一種現實能力。
與自由相比，理想則是一個人的自我期許和自我價值呈現的方式。千百年來，無數中國讀書人為了理想以身相許，他們把自由出賣給帝王、黨派或豪門，試圖以此換取自我價值的實現。在我看來，這是不值得的。理想是一個“人生的泡沫”，可大可小，可逐步實現，也可以不實現，但是，自由不可須臾缺失。加繆在《西西弗神話》中論及“人的荒誕性”，曾說，“一個人始終是自己真理的獵物，這些真理一旦被確認，他就難以擺脫”。
那麼，一個人能否擁有與之製衡的能力？
加繆提供了三個結果：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