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奇怪！究竟還要付出多少代價，王蒙才能懂得生活的複雜與嚴峻？懂得複雜與嚴峻後，他還能這樣向往光明和快樂嗎？
4月初，冰雪還沒解凍，就迎來了1965年的初春，一切都辦好了，王蒙準備去伊犁。他一人先去，等安頓好，我和孩子再去。
我趕忙給他準備行裝。幾件隨身替換的衣服，加上盥洗用具，很簡單。4月中旬的一天，我送他到車站。在公共汽車的站牌下，他滿懷信心地對我說：
“要不了多久，很快我就會接你們來，等我的消息吧！”
兩個孩子與我更是相依為命了。幸虧有親家奶奶幫著照看他倆。我的工作繁重——任一個高中班的班主任，還兼兩個年級的課；晨起帶學生訓練，晚上輔導自習。孩子們總盼望我早點兒回來，每到晚上大兒子就趴在窗戶前，望眼欲穿。見到我辦公室的燈熄了，就立刻跑出來迎我，遠遠一通狂呼，然後兩隻小手攏住我的雙膝不放。
這期間，王蒙隔三岔五地有信來，他極其興奮地向我描述伊犁的風光、風土人情，敘述他在伊犁的所見所聞及各種感受。
這一年6月，王蒙在一封信中誠懇、真摯、熱情地要我也去伊犁。
真是奇怪，已經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了，王蒙仍然那樣透過玫瑰色的色彩描繪著、感受著邊疆大地，用無比光明與歡樂的胸懷去擁抱著生活。究竟還要付出多少代價，他才能真正懂得生活的複雜與嚴峻呢？而且，在懂得了生活的複雜與嚴峻以後，他還能這樣向往光明和快樂嗎？
我不知道。我隻想盡快去到他的身邊。
王蒙不斷來信，敘述在伊犁的生活。他說，伊犁是一個亦城亦鄉的“具有共產主義風貌”的地方。他去了距伊寧市8公裏的巴彥岱，被分配在二大隊一生產隊參加勞動。他學會了使用砍土镘；愛上了維吾爾農民的食品；他住在老鄉家裏，努力學習維語……看他的信，就像他在那裏留學，在那裏旅遊，幾乎是樂不思家了。但他還是思家。從去了伊犁，我們通信討論的第一主題便是：什麼時候我也去伊犁，實現我們的團聚呢？
調動工作，準備搬遷，成為我生活議程中的首要項目。
我所在第七中學的張校長，平素有些待人拘謹，例行公事，但逢到關鍵時刻，很仗義，通情達理。他說：“你們去邊城，是到下麵去，這裏工作再離不開也得放你。我支持你們。王蒙那裏，需要你去，你們一定會有作為的。”第一關就通行無阻，於是我抓緊工作，在完成教學進度的同時，提高質量，給後進生輔導補課，為的是期末取得優異成績，要善始善終嘛！
“我看，等你來時，還是要把老小送回北京去。畢竟這裏是邊境，如果有風吹草動，扶老攜幼總不方便……”這是王蒙在離開烏魯木齊時做出的果斷安排。
1965年7月，我利用暑期，送回親家奶奶和兩個半懂事又不大懂事的兒子。“沒想到，剛來還不滿一年，又回去了。”親家奶奶不無遺憾地說。我也沒想到，那次竟是跟她訣別了。倒是兩個兒子很高興，說：“太好了，回北京找姥姥去了。”
在和王蒙的通信中，我們約定8月20日趕到烏魯木齊碰頭，他把“家”接去。那天的列車，像知道我的心思似的，破天荒地準點抵達。12點40分，陽光耀眼，我在人群中擠著，剛出站口，忽然聽到有人在喊：“我在這兒哪！我在這兒哪！”我順著熟悉的聲音，一眼望到了他。他身穿在北京時我給他買的銀灰色襯衫，戴一副茶色窄邊近視鏡，滿麵洋溢著微笑，興奮掩蓋著倦意。
“我等你半個小時了，來早了。”他趕忙接過我的手提包，“要搬家，怎麼還帶這麼多東西？”
“沒什麼，這是他爺爺給你帶的信遠齋的酸梅糕。”
他為之一震，但什麼也沒說。
我們回到家，你看著我，我望著你。孩子不在身邊，好冷清啊！再一看，房間內窗台上、桌子上灑滿了灰塵。顧不上打掃，簡單吃了碗掛麵臥雞蛋，就開始籌劃搬家和工作調動等事宜。
幾天之後，陽光變得柔和了，已經是夏末，大西北的夏天本來就不長。那天下午，涼風習習，我倆漫步在烏魯木齊西公園。西公園又叫鑒湖公園，風景優美，位於市政府近旁。其實我們並不單純是逛公園，我還肩負重任，要去市教育局人事處辦理調離手續。入園後，我們又計議了一下，王蒙在池塘邊那張靠背椅上等我的消息。工作調動在市教育局遇到了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