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兒小小年紀便有了計謀。隻要他想出去玩，就一定主動積極地在家“大幹社會主義”——又擦桌子又掃地，又倒垃圾又挑水，然後突然不見了，天黑以後才回來。
1960年初春的一天早晨，我起晚了，沒吃早點空腹跑步到學校趕上第一節課，不料正上著課，忽然感到眼前一片漆黑，便暈倒了。當我醒來時已經躺在校醫務室，校醫告訴我，是妊娠反應。我寫信把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告訴了正在下麵勞動的王蒙，他覺得有點兒意外，但是他仍然表示孩子有生的權利。雖然當時各方麵的條件都不允許我們再要第二個孩子，但這是天意，我們隻能選擇順從。
當年7月2日，我在天壇醫院生下第二個兒子。臨產時王蒙仍然不在我身邊，他回不來，似乎是天經地義。這回我平靜多了，也沒有了上次那種不切實際的奢望。
那時王蒙正在山溝裏天天背石頭，我們商量的結果，一致同意給二兒子起名為“石”。
兩個兒子，一座山、一塊石，結結實實地來到了人間，我們也得克服一切困難，結結實實地活下去。
這一年國家正處在三年困難時期，生活艱難的不隻是我們一家，王蒙在勞動中體力消耗很大，自然急需熱量的補充；兩個兒子尚小，也正需要營養。我做教師，按規定要從每月的28斤半糧食定量中拿出3斤給困難戶。這樣我們的需求量遠遠地大於供應量。若能為王蒙找到幾斤全國糧票，是我最大的寬慰，他在那兒，幹的是超重體力勞動，享用的卻是輕體力勞動的糧食供應標準，每月僅32斤。他怎麼可能吃得飽呢？
我呢，省吃儉用，給孩子花5元錢買一斤點心，當時就算高消費了。看到從幼兒園回來的孩子大口大口地吃點心——在幼兒園用餐後——我說：“小肚子受得了嗎？”山兒懂事地說：“受得了，受得了。”我的眼淚一下子湧了出來。
石兒倒真像是一塊堅硬的石頭，皮皮實實地就長大了。在兩歲時，他特別愛哭，常常在大人熟睡的深更半夜，大哭不止。於是全家人趕忙爬起來圍著他團團轉，卻也無濟於事。有時哭著要糖吃，給了他又不要；有時哭著要劃船去，三更半夜上哪兒劃船去？這使王蒙特別心疼他。石兒自小喜歡穿色彩鮮豔的新衣服。1962年夏季，我們在東單轉車時走進一家小商店，想為石兒選一雙涼鞋，他非要一雙淡綠色的涼鞋，但至少大兩號，王蒙就依著他買了下來，石兒穿上就不脫下來，提不起鞋來還要穿。
1962年春，王蒙勞改終於結束了，我們回到小絨線胡同那並不完全屬於我們的家，改住到後院的南屋。這裏冬不暖夏不涼，由於潮濕，牆腳地縫生出許多小爬蟲，還有土鱉之類的。不滿5歲的山兒說：“咱屋多好，有蒼蠅，有蚊子，有土鱉，還有蠍拉虎子，像動物園一樣，我喜歡。”令人哭笑不得。
那一年我在109中學任教，工作很忙，每天回來很晚。王蒙常常領著山兒在小絨線胡同東口的大槐樹底下等我，王蒙邊等邊哄著孩子唱：“大黃牛，肥又大，土改以後到我家……”這首民歌韻律優美，音調淒涼。有一天，我才從胡同口一露麵就看見他們，山兒向我撲過來，我們常常是這樣唱著有趣的歌，快快樂樂地回到家。
王蒙在“文革”期間，早已把筆扔到一邊兒，如果需要填個什麼表格之類的，就臨時向孩子借用一下。當時的文化氣氛可想而知了。
一旦遇到孩子們有個什麼幾何難題，王蒙可就大顯身手了，從石兒那裏把筆搶過來，躲到一邊兒解算，然後大講特講證明方法：“看！我都四十幾歲的人了，還沒忘。”又借題發揮地講起當年幾何成績如何棒，如何為老師指出其他解題方法。明顯在以此震懾兒子們。
在家裏，孩子們自然給王蒙些麵子，他卻有些不“自知”，竟到外人那裏吹噓幾何去了。劇團的一位編劇請王蒙輔導她的孩子——一位極聰明的小神童學習幾何。王蒙講得得意，偏偏小神童不買王蒙的賬，與王蒙爭論不休。王蒙又祭起了他的“三S”法寶，小神童也火了，表示“三S”有什麼了不起，我就是不承認。搞得王蒙臉紅脖子粗，最終還是敗下陣來。
王蒙是孩子們的大朋友，孩子最感興趣的是跟爸爸在大雪紛飛中滾雪球、打雪仗。“文革”期間，我們對孩子的學習抓得不緊，但是對孩子勞動觀念的培養還是很在意的。兩個孩子隻不過七八歲，王蒙已經教會他們挑水。他還常常帶著孩子清理積雪，他站在房頂上掃雪，孩子在地麵上呼應，那是一種天倫之樂。他帶孩子挖菜窖的情景，還真有“大躍進”的氣氛，一鼓作氣掘地三米，山兒、石兒像是玩了一回地道戰。
石兒很有意思。小小年紀已經有了小計謀。隻要他想出去玩，就一定先主動積極地在家“大幹社會主義”——他自己的話，又擦桌子又掃地，又倒垃圾又挑水—— 然後突然不見了，天黑以後才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