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到醫院，大夫告訴他：“是個‘克孜’（女孩）。”王蒙大喊大叫起來：“女兒！女兒！”當下給女兒取名伊歡——伊犁的歡樂。
1969年3月24日，吃過晚飯，我對王蒙說，得馬上去醫院。王蒙趕忙推出他的破自行車，帶上我就走。當時正值伊犁武鬥的兩派動起真格的，一路上硝煙彌漫，機關槍、小炮“啪啪”作響，嚇得我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好不容易到了人民醫院，王蒙說：“這是一所少數民族醫院，可能倒安全些，就在這兒吧。”他扶我走進去。果然，這裏的工作人員全是維吾爾族。大夫和藹可親，馬上安排我住院。兩天以後，3月27日淩晨4時女兒出世。臨分娩前，維吾爾族接生員安慰我：“你會生巴郎（男孩）的，你會的。”她以為這是對我最大的鼓勵和安慰，哪知道我和王蒙都是求女心切哩。早晨6時，王蒙來醫院看我，大夫告訴他：“是個‘克孜’（女孩）。”王蒙大喊大叫起來：“女兒！女兒！”當下給女兒取了名字伊歡——伊犁的歡樂！
在生兩個兒子時，由於當時王蒙的處境，他沒能在我身邊，這始終是難以撫平的傷痛。然而這次王蒙自始至終陪伴著我，而且蒼天有眼，賜給我們一個女兒。
伊歡，伊犁的歡樂。給女兒起這個名字的時候，當真喚起我們一些歡樂。我原本以為命中隻有兒子呢，這麼一來，按當地的說法，叫作兒女雙全，生活中有紅有綠，有了色彩。王蒙聽到喜訊後，在醫院的走廊裏，在住家的小院內，當眾歡呼：“克孜（女孩）！我們有個女兒了！”山兒、石兒更是按捺不住，催著爸爸快把雞燉好，小手端著一鍋雞，到醫院來看我，一麵讓我快喝雞湯，一麵急不可耐地尋找小妹妹。當醫生把伊歡抱過來時，王蒙說這是親生的，不會抱錯的。醫生又說生伊歡那天，除了我以外，全是維吾爾族產婦，他們不可能生出漢族的小女孩；可巧那天除了我，其他人全部生的是男嬰。這種不必要的“論證”，沒料到產生了奇異的效果，我、王蒙和我們的兩個兒子頓時感到格外親切，心想這真正是親生的。兩個哥哥看到繈褓中的小妹妹，紅撲撲的小臉蛋，一頭細軟的長發，又驚喜又好奇，這個抱過來那個又抱。這時我和王蒙真正體味到什麼叫天倫之樂。
當時的社會環境，伊犁兩派正在武鬥，教育係統依舊癱瘓，“複課鬧革命”喊了一陣兒，仍然是隻“鬧革命”不複課。我的產假時間可以任意延長，王蒙在巴彥岱公社的“三同”，也處於無人管理、無人過問的狀況。
這樣就為我們提供了在家看孩子的機會，尤其是王蒙，他從未有過如此優越的條件，可以在我身邊，和我一起照料新出生的孩子。
不過，王蒙真的管起孩子來，還真有點兒令人害怕呢。幹一點事，都吵得大家不得安寧。
譬如喂兩次牛奶之間要加一次水，加就加吧，他要大講特講加水的必要性。每次加菜泥、蛋黃或魚肝油、鈣片之類，不僅先宣講道理，還不停地支使人遞水、拿毛巾……搞得驚天動地。
這回坐月子，王蒙一直在身邊伺候。喝的是王蒙親手做的雞湯，吃的是巴彥岱——王蒙勞動的地方——農民送來的雞蛋與羊肉。我心滿意足。
至於管孩子，他晝夜全包。女兒他帶到1歲零4個月，直到1970年暑假把女兒送回姥姥家。他教會伊歡走路。伊歡l歲時，當她小心翼翼地邁出第一步、第二步，意識到沒有人扶，便歪歪斜斜地小跑起來，越跑越快，停不下來。王蒙緊追不舍，終於女兒摔倒了，王蒙及時扶住了她。王蒙因此常炫耀：既要放手讓孩子學走路，又要及時采取措施防止孩子摔倒。
在當時無法寫作的情況下，每天為女兒伊歡記日記是不可缺少的，這也算是那個時期他唯一的創作了。當然，他看孩子的功績，是不能埋沒的，他生怕別人不知道，逢人便說自己如何帶孩子。伊歡長大後，他仍不停地告訴伊歡爸爸立下的汗馬功勞。伊歡也順水推舟表示絕不辜負爸爸的養育之恩。
孩子們在我這個不大經心的媽媽的哺育下，在爸爸的大呼小叫中，茁壯成長。
小女兒伊歡，1歲零4個月去了姥姥家，在姥姥和姨的培養下，成長得很健康。她跟姨很親，大約在3歲時，有一陣管姨叫“媽媽”。後來知道我快回來探親了，她馬上改口叫“姨”。她6歲時，我們接她來新疆住了一年。在北京車站是我的外甥張寧送行，他趴在車廂窗口，千囑咐萬叮嚀：“小伊歡就去一年！”伊歡在車子開動的時刻，還在大聲喊：“去一年我就回來。”
通過熱心朋友都幸福的介紹，伊歡6歲就上了第10小學，入學時已近9月中旬，當年那裏又是春季招生，這樣她比起其他一年級學生少學了半個多學期的課程。但是聰明的伊歡入學不到半個月的工夫，成績就名列前茅了。
在烏魯木齊，伊歡很快就適應了。她結交了許多朋友，有維吾爾族的，有漢族的。放學的路上，他們比賽跨越很寬的水渠；大雪紛飛中，他們打雪仗滾成一團。因為是“文革”中，孩子們玩鬧就以對方的姓為準喊口號，伊歡被喊成：“打倒王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