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可惜這既非奇門，我請教了一下經濟學家，世界上還沒有僅靠抵製一國的產品就能把這個國家給灰飛煙滅了的先例；亦不屬利器，很可能還是小泉首相正等著的一件“反利器”——
已經有長期研究日本的資深專家分析：自民黨的主要政治對手民主黨不久前在參議院選舉中大勝，已經直接威脅到小泉的政治生涯。小泉在激怒鄰國，尤其是激怒中國上愈演愈烈的主要目的就是逼迫中國作出強烈反應。中國一旦作出強烈反應，日本輿論就會一片翻騰，民主黨內部重視中國和對中國強硬的不同派別，就會發生分化甚至分裂。此消彼長，小泉和自民黨就能重新取得明顯的政治優勢。
“偽悲情”者肯定是大量存在的。
看過網上流傳的前年西北某大學學生反日遊行視頻的人可能都注意到，在隊伍中確有不少麵容嚴肅、堅毅，顯然胸燃一腔怒火的青年，但也有不少參加遊行的學生談笑風生，紅頰生渦，就像是陝北農村的少男少女去趕一個大集，或是西方盛裝的紳士、小姐去參加聖誕晚會，在他們臉上看不到一點悲情的影子，似乎他們並不在乎要“仇”什麼，隻希望能“與子同仇”，與大多數人一起“仇”，他們像是因為願意分享“和你在一起”的感覺而參加遊行的。
這種具有精神意味的仇日情結，已若即若離於仇恨目標，上升為共同從事一種愛國壯舉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魯迅說，中國人向來隻有“合群的自大”，當個體融入一個無邊無際的群體時，個體就會感到力量的膨脹，肉身的不朽。在社會劇烈轉型的今天，部分年輕人和社會邊緣人，因對社會的種種不公而滿腹牢騷，因對未來命運的難以預測而深感個體之渺小，而仇日，或許便是他們時下唯一能在大街上排泄牢騷、擺脫渺小的一項“偉大事業”。
“偽悲情”者們大多數是不自覺的，或者說是潛意識的。但自覺的、非常理性的“偽悲情”者，現在也屢見不鮮。
在國內發行量據說早已過百萬冊的《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裏提到這樣一件事：我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發生爆炸事件後，“當時在美國使館門前的抗議人群中，有一名大學生向記者氣勢洶洶地痛斥了美國的傲慢思維，即美國認為應把自己的政治製度強加給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當這名學生繼續高聲漫罵時，采訪他的記者緊著問，他打算這樣罵多久。這位年輕人就事論事地回答說，他在這兒呆不了多長時間。他解釋說，他必須回家準備即將到來的GRE考試——美國研究生院的入學考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