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川孝昭還記得在一個送他最喜歡的學生的“社行會”上，什麼食品都沒有，除了他從自己家裏拿來的一小袋幹豆子，這是包括他三個饑腸轆轆的孩子的一家人一天的口糧。當鍾敲五點時，那個學生站起來，臉上帶著淡淡的微笑，對著老師說：“好了，我必須走了，非常感謝您在過去幾年中對我的教導。現在我已做好了必死的準備。”
官方不時組織隆重的歡送儀式，用以激勵更多的後來者——
1943年10月21日，上萬名從本州的大學和學院應征入伍的學生聚集在東京明治體育場，參加“二戰”中日本規模最大的一次送行會。時任首相並兼任陸軍大臣的東條英機等一班閣員都出現在檢閱台上。在整整三個小時裏，在一片如絲的冰冷雨水中，3.5萬名年輕人肩頭扛著步槍，一直保持著立正的姿勢。在他們周圍是6.5萬名神情肅穆的送行者，其中有中學生，女子大學的學生，以及他們的親友。
東條英機發表了題為《決定性的時刻已經到來》的演講。
東京帝國大學的一名叫江橋慎四郎的學生，代表新兵發言。他略有傷感卻又充滿自信力的聲音，立即通過電台傳遍了列島的無數會場：“當我們拿起槍和刺刀，開始履行我們打垮頑敵的光榮使命時，我們當然就沒有打算生還。我相信，你們這些留在後方的學生們，在不久的將來，就跟著我們的腳步，踩過我們的屍體，向著大東亞戰爭的勝利進軍。”
大會結束後，整個東京仿佛一下寂靜下來。隻聽見新兵們一陣陣如雷的腳步聲穿過街道，向皇宮廣場進發。他們在那裏向著皇宮三呼“萬歲”後，便決然地走向了戰場。
據戰後統計，這批大學生新兵中，僅作為“神風”敢死隊的隊員而死去的，就有650人。
民間自發的送行，可能更讓應征者心緒翻湧，銘記終生——
昭和十二年，即1937年，7月7日北京盧溝橋事件爆發。8月26日早晨七點，家住京都府竹野郡丹後町、時年25歲的東史郎接到了征召令。命令上寫明他已編入第16師團步兵第20聯隊，該聯隊即將出發去中國戰場。
次日，他即住進設在一家旅館的新兵報到點。他的母親和弟弟重一來與他告別，他們在旅館樓上相見。母親很冷靜，重一也很冷靜。母親說：“這是一次千金難買的出征。你高高興興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話，你就剖腹自殺！因為我有三個兒子，死你一個沒有關係。”
接著，她送給兒子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東史郎“覺得母親特別偉大”，他當即在心中堅定地發誓：“我要欣然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