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有詩為證”的風格
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以後，千餘年來一直是中國人民的主要信仰，“家家阿彌陀，戶戶觀世音”可見佛教在中國的家喻戶曉。而佛教的哲理部分與儒、道等相結合、相融會、相激蕩，然後彙入了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的大海裏，形成中華文化的主流之一。
文化的內容極其廣泛，項目極其繁多。凡人類從野蠻進化到文明的一切總成績，都可以叫做文化。就文學而言，由於佛典的翻譯，刺激了中國的文學的革命，從詩文意境到文體演變，在魏晉時代，就已有了新的氣象，也由於梵文的拚音和華嚴字母的翻譯，啟悟了中國文字的反切，由反切而四回聲，由四聲而把五言詩、七言詩改進為律絕，我國的語彙即增加了三萬五千多個。語法及文體也隨之大變，禪宗語錄正是中國文學一大革命。到了唐代以後的文體，受了佛教文學的感染，多能近於寫實而順暢。經隋唐至宋代，“渾詞小說”及“平話”的出現，那是受了佛教所用“變文”的影響。文學情趣也隨之發展。中國古詩的第一長詩“孔雀東南飛”是受馬鳴大師所作“佛所行讚”的影響。近乎語體的唐宋詩，如白居易及蘇東坡等的詩，是因禪宗的“頌古”以及寒山，拾得所作深入淺出的新詩而來的。也因禪宗語錄而又有宋明理學家的語錄出現。明清小說是由平話及擬平話以來，小說中“以詩為證”的風格，散文之後以韻文作結的形式，以及彈詞裏的說與唱文夾雜並用，都是受佛經中“長行”與“偈頌”並用的暗示。佛教文學最富想象力，對於最缺乏想象力的中國文學，具有很大的解放作用。中國浪漫主義作品，象李白的詩、小說《西遊記》等正是受佛教文學影響的產物。
2、飄飄欲仙、栩栩如生
魏晉的佛教建築，一直影響著中國的建築藝術。佛教的建築由於佛經中敘述天宮及佛國淨土的施設，力求藝術化，建築物的布置，點綴更顯得莊嚴，雄偉，這都融入了中國的建築藝術。在佛教傳入中國前，中國尚未有塑像的技藝。但到了唐代，佛教的塑像，美麗盡致，曾極一時之盛。洛陽的龍門，大同的雲崗，那些偉大的佛像雕刻，浩大的工程，精湛的技巧，均有飄飄欲仙，栩栩如生之態，那不隻是中國的藝術寶庫，也是世界性的藝術偉構。在繪畫方麵，如敦煌莫高窟的壁畫，也享譽世界。後漢以後，佛教的傳入，中國的美術，遂由貴族美術一變而成為宗教美術，建築則從宮殿樓台而變為寺院塔婆，繪畫雕塑則從君臣肖像而變成佛菩薩像，工藝則從器皿服飾而變為宗教之佛物法器……此種美術形態一直延續到今。
由於佛教的許多碑碣的保存，也為中國的書法，儲蓄了無價的財富，許多名家的字跡，多由佛教的流傳而得遍及民間。“魚山梵唄”是受了佛教梵音影響而來的中國音樂……。
3、佛學——老莊
佛教入得以前，中國雖然已有了惠施、墨子、荀子等類似論理學（名學）的提出，但中國之有完整的論理學，卻自佛教傳入以後的因明學開始。中國從唐朝至明朝，皆是用天文學家一行禪師所定的曆法，而那是根據印度的天文學而來的。
佛教初入中國時，道教的排斥很大，但到了魏晉時代，講佛學的引用了老莊，講老莊的也引用了佛經，從此以後，道教典籍日益完善，在許多方麵，都是取材於佛教，比如地獄及閻羅的概念、道教欣然地接受了運用了。到了宋時的全真教，根本就是佛化的道教，由於禪宗的啟發，宋元明的儒家——理學的出現，根本就是禪化的儒教。禪宗僅是佛教的一支，宋明的理學家對禪宗的法門隻是淺嚐輒止。唯恐深入後，會迷失了他們自己原有的認識。朱熹看的佛典較多，朱熹就有這樣的體驗。
近世以來的中國的思想家中，如康有為、譚嗣同、章炳麟、梁啟超、胡適、梁漱溟等，雖然未必信仰佛教，他們卻都受了佛教思想的啟發。1964年6月至8月，在夏威夷召開的第四屆東西方哲學家會議中，強調大乘佛教的精神以及佛教所要建立的宗教世界。可見不唯對中國，對全人類也是有極大貢獻的。
中國原有的儒教信仰，是注重於現實人生的建設，無暇推究生前與死後的事情。所以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對於生前死後以及形而上的宇宙本體，都是存而不論，所以說“祀神如神在”縱然講到善惡的補償及懲罰的問題，也寄望於各人的後代子孫，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經）正是寄望於子孫果報。
自佛教傳入以後，“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因果觀，為中國民間，帶來了新興而有力的希望。佛教給我們指出了生死輪回的問題，以及善惡報應的問題，告訴了人們，一切行為，均由各自負責，善報屬於自己，惡報也屬於自己，現在不報，來世必報。這一點，鼓勵了人們要積極地去惡；這一觀念，對於千百年來的中國民心社會的安定與影響之大而且深，實在無法估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