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杜威教育思想的影響下，中國掀起教育改革之風。一時間，“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社會“成為中國教育的最新理念，許多大學把杜威的《民主主義與教育》當作教材，各級師範也紛紛效仿杜威夫婦的做法，把附屬學校改為實驗中學或實驗小學。最值得注意的是，在1922年公布的《學校係統改革案》中，也把“適應社會進化的需要、發揮平民教育精神、謀求個性的發展、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於普及”等理念，當作學校改革的重要標誌。（《中華民國教育法規選編》第41-42頁，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這種影響到幾十年以後都可以看到。比如1964年毛澤東對其侄兒毛遠新說：“……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麼不反？”“文革”開始後，他又進一步提出：“改革舊的教育製度，改革舊的教學方針和方法，是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當然這裏所謂改革，與當年的改革根本不是一回事。
五 舒新城推廣道爾頓製
盡管易培基要雄心勃勃地進行教育改革，盡管當時的社會風氣對這種改革十分有利，但是舒新城還是很快就離開湖南第一師範。離開的原因，據說與校內風潮有關，這一點可以從著名文史學家陶菊隱的回憶中得到印證。陶先生說：“新城在一師任教一年，因反對學生選舉校長，於一九二一年辭職赴滬。到滬不久，張東蓀介紹他到中國公學任中學部主任。……一九二二年，梁啟超將中國公學改為大學，聘張君勱為大學校長，而將中學部改為中國公學附設吳淞中學。此時，美國教育界風行一時的道爾頓製輸入中國，新城深感興趣，就在吳淞中學首先讓學生自由學習，共同研究，以培養學生的自學與工作能力。這種製度與杜威博士所提倡的‘學生治校’初無二致，道爾頓製推行不久，並無顯著成效。”（《回憶中華書局》第12頁，中華書局1987年版）陶先生早在1916年就已經認識舒新城，他的話應該大體不錯。這一年，舒新城虛歲30，正是“而立”之年。
據舒新城說，道爾頓製於1920年在美國問世後，很快就傳到英國並在兩千多所學校實行，德國、法國、日本對此也反響熱烈。1922年6月，《教育雜誌》發表鮑德征所寫的《道爾頓實驗室計劃》，向中國教育界首先介紹了這種製度。讀了該文之後，舒新城對道爾頓製產生興趣，先後與杜威夫人和帕克赫斯特女士取得聯係，一方麵索要資料，一方麵在吳淞中學試行。不久，《教育雜誌》又推出“道爾頓製專號”，各地報刊也紛紛登載討論這種製度的文章，於是在全國範圍內，已經或準備實行這種製度的中小學達到40多所，舒新城在《中華教育界》第十三卷第二期（1923年8月）上撰文說：“道爾頓製在中國真可謂風靡一時！“由於客觀條件有限，舒新城在吳淞中學的實驗隻能在文科進行。盡管如此，他還是因此與校方發生誤會，不得不離開上海去了南京。陶菊隱說：”新城到南京後，又應東南大學附中之聘，任研究股主任，不負行政責任。南京半城半鄉，環境優美，生活低廉，加以新城的住所距金陵大學不遠，便於借閱圖書，因此自一九二三年春天到一九二四年秋天，他在東南大學附中任職一年半。”（《回憶中華書局》第12-13頁）在此期間，舒新城寫文章，做講演，不遺餘力地推廣道爾頓製。1922年12月7日，他在東大附中全體教職員會議上發表“道爾頓製與中等教育”的談話，12月23日在上海江蘇省立第二師範學校教育研究會發表“道爾頓製與小學教育”的演講，此外他還撰寫了《道爾頓製可有的弊端》等文章。為了適應大家需要，他在收集資料的基礎上，編寫了《道爾頓製概觀》一書，於1923年初由中華書局出版。
在介紹道爾頓製的時候，舒新城也談到班級製的弊病。他說：在這種製度下，由於教師的目的是教書，學生的目的是聽課，“二者之間除了以教科書為交換言語的媒介以外，實無何種關於人生生活上的真摯言語。至於課堂以外的相見更談不到人生興趣；學風好的，教師與學生見麵尚彼此交換招呼，學風不好的，教師見著學生心裏有一種‘好不願意’的感想，學生見著教師甚且有仇視之念。”在這種情況下，學生一旦出了學校，“要他們能待人以誠，集群策群力為社會謀幸福，雖不能說絕對無其人，但為數總不多。”很多人自然要問：如果取消了班級教學製，教師的作用何以體現？對於這一擔心，舒新城用美國道爾頓中學校長喬克敏的話做了回答。喬氏認為教師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麵：第一，在學生自由研究的前提下，規劃並指導學生完成各科作業；第二，根據學生個性，對其離校後的生活、擇業予以指導；第三，充當學生自治的顧問，指導他們既要克製自己，對團體負責，又不要壓抑或影響個人創造力。因此舒新城認為中等教育的原則有三：其一，它應當是自由的；其二，應當給學生接觸自然的各種機會；其三，應當使師生在人格上互相感應。由此可見，道爾頓製並不否定教師的作用，而所謂自由也不是放任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