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吳大猷在台灣《中央日報》上談人才培養時，又涉及這個問題。他說，科學本身就是一個求知的過程，它需要一種純客觀的態度。但如今青年人求學，往往以出路和收入為轉移，結果是真正對學問有興趣的人沒有幾個。一年之後，已經是80高齡的吳大猷先生在接受《台大研訊》采訪時又說：“30年前我來台灣時學生的求學誌向都很高，很多有誌於基礎科學，求學的動機也比較單純，現在進大學的競爭依舊很激烈，但是很多學生對學術興趣並不高，隻在圖個資格。”吳大猷所說的30年前，是指1957年他回台灣講學的時候。當時他在台灣大學講學四個月，可謂座無虛席，盛況空前。他覺得這裏的學生比北京大學和西南聯大的學生還要好。吳大猷回台灣講學是胡適促成的，後來胡在信中對吳說：”你此次在台教學四個月，最辛苦，最負責任，所以最有成績。所謂‘成績’，不在班上那幾十個學生的考試成績，而在你所引起的青年學人的求知向學的熱誠……“（《胡適書信集》第1312頁）。這些話胡適在許多場合都說過。
胡適與吳大猷是一種亦師亦友的關係。在他們的交往中，有兩件事值得注意。
一是1947年，胡適曾給白崇禧、陳誠二人去信，提議在北京大學成立一個原子能研究中心，把這方麵的第一流物理學家集中起來，“專心研究最新的物理學理論與實驗，並訓練青年學者，以為國家將來國防工業之用”。在這封信中，胡適列出錢三強、何澤慧、胡寧、吳健雄、張文裕、張宗燧、吳大猷、馬仕俊、袁家騮等人，認為這九個人“可謂全國之選”。這件事雖因內戰未能實現，但也可以看出吳大猷在學界的地位。當時吳大猷正在國外，他代表胡適與正在英國的“張宗燧談數次，使其決來北大”（《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289—293頁）。張宗燧是著名學者和政治活動家張東蓀的兒子，他回國後，不僅沒有發揮自己的才能，反而因為父親在朝鮮戰爭期間被打成美國特務而受到牽連，並終於在“文革”中自殺身亡，為曆史留下沉痛的一頁。
二是1962年，中央研究院舉行第五次院士會議，當時擔任院長的胡適因為吳大猷、吳健雄、袁家騮、劉大中等四位海外院士都能回台灣出席會議，心情非常高興。2月24日下午5時，胡適在歡迎新院士的酒會上說：
“我今天還可以講一個故事。我常向人說，我是一個對物理學一竅不通的人，但我卻有兩個學生是物理學家：一個是北京大學物理係主任饒毓泰，一個是曾與李政道、楊振寧合作證驗‘對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吳健雄女士。而吳大猷卻是饒毓泰的學生，楊振寧、李政道又是吳大猷的學生。排行起來，饒毓泰、吳健雄是第二代，吳大猷是第三代，楊振寧、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時，吳健雄對吳大猷說：‘我高一輩，你該叫我師叔呢！’這一件事，我認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3898—第3899頁）出人意料的是，也許是過於興奮吧，胡適話音剛落，就因為心髒病突發而不幸逝世，因此這段話也就成了胡適的臨終遺言。
這件事告訴我們：在中國，人文學者曾經培養出世界級物理學家，世界級物理學家也在大力提倡人文教育。這其實是知識分子的一個好傳統。
遺憾的是，這個傳統在我們這裏被迫中斷。最近這個問題雖然引起了世人關注，但是大家並沒有認識到這是關係到“培養人，還是製造機器”的高度。因此，盡快恢複通才教育的傳統，才是振興中華民族的最好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