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委員會認為，科學的發展不是零零碎碎的技術進步，而是一種根本性的改革。要使人們對科學有基本的了解，最好的辦法是借助於通才教育。
吳大猷說：“通才教育可使學生未來發展時，能有一種寬廣的基礎，使得念科學的人，也能了解、欣賞人文知識。同樣地，念人文的人，如果對科學有清楚的了解，將來如果進入政府機構，在從事政府決定時，就可避免發生偏差。”在這次采訪中，餘英時也談到在台灣和世界各地出現的一些情況，這些情況與如今內地麵臨的困境極其相似。他說：“我國傳統教育的毛病是偏重於通才、不重專業。現在的情形恰好相反。由於社會趨於專業化，個人必須有一技之長，職業才有保障。因此，哪些專長易於找到職業，大家便一擁而上。這種情形當然不限於中國台灣，美國、蘇聯等地，亦複如此。例如，目前各國都有許多男女，紛紛學醫、法律與電腦。這純粹是一種以職業為主導的教育取向。這種取向，有予以自覺改變的必要。”如何才能改變這種不正常的取向呢？餘先生的意見是：無論你學什麼專業，都應該對專業以外的學科具備必要的常識。隻有這樣，你“才有資格做一個完整的現代人，並具備綜合判斷的能力”。他認為，這些問題涉及考試與教育製度，要徹底解決雖然不是容易的事，但至少也應該做些努力和嚐試，“否則就會產生一種流弊，亦即造成一種所謂‘對很多事情知道得很少，對很少事情知道得很多’的‘專家’。這種專家隻有很狹隘的專業或純技術觀點，卻無法妥善處理專業以外的重要問題，甚至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這些話對於那些過分迷信專家的人們，無異於當頭棒喝。
最讓人感動和欽佩的是，作為一個自然科學家，吳大猷總是站在人類社會健康發展的高度，反複強調人文科學的重要性。他說，隨著科技的發展和經濟的繁榮，人們的欲望也越來越高，這就使人類陷入一個貪婪的欲壑難填的旋渦之中。其中最明顯的是生態環境的破壞和犯罪率不斷增高等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隻能依靠人文科學來發展人類的智慧，控製並克服人類的貪欲。他指出，要想讓人文與科技“融合起來，成為更高層次的一個文化，著重的是需要改變人類的教育，使習科技的不成為‘機器人’，習人文的了解‘科技’的性質”。也就是說，當我們兼備人文與科學的更高智慧時，才能擺脫目前的困境。
1984年吳大猷已經年近八旬，但他仍然擔任中國台灣科學教育指導委員會主任和“中央研究院”院長等重要職務。這一年年底，他在台灣地區國民大會憲政研討委員會全體會議上強調：所謂科學精神，乃是科學家追求真理、探索未知的一種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盡管它原本並不是為了實用，但它卻是一切技術的“根”。基於這一認識，他主張發展工業不能隻停留在”技術引進“的模仿階段，而應該加強基礎科學的研究。與此同時，他認為激發青年學生對科學的興趣，是中學教育的主要任務。但是，由於“大學聯招”（類似內地高考）存在的問題，使中學教育出現三大偏差：一是課程設置太偏，二是文理分科太早，三是學業負擔太重。這就使大多數學生在學習中隻能采用死記硬背的方法，不能理解知識的奧秘和科學的真諦，從而對科學喪失興趣。為了糾正這些偏差，吳大猷成立了”人文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一方麵主持高中教材改革，一方麵組織相關教師培訓，以便進一步提倡通才教育。
在此之前，吳大猷還在台灣《民生報》發表文章，提出隻有推行通識教育（即通才教育），才是解決問題的最好出路。在這篇短文中他指出：
台灣初中生畢業後就必須做職業教育或考高中的選擇，這就不可能讓學生養成求知的興趣和習慣；至於大學的專業設置，也有過於狹窄的毛病。他認為整個社會對教育有誤解，以為上大學就是為了找工作，或以為大學應該對學生進行專才訓練，“這些皆是偏狹之見”。他說：大學的“學者和學生都有自由從事所選擇的學術”研究的權利，凡是受過大學教育的人，都應該擁有基礎知識和科學訓練。通才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學生養成廣泛的求知興趣和不斷學習的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