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市場經濟的現狀之一：傳統文化，重如泰山
戴著枷鎖的林教頭，無法戰勝洪教頭。而兩千年文化傳統的負麵效應，又豈止是一麵長枷？如前所述，中國現代化道路必定是市場經濟之路，這是說，除此之外沒有第二條路可走，這是其一。但市場經濟之路並非布滿鮮花，而是一條荊棘叢生的道路，這是其二。這兩個前提預示了，中國走向市場經濟之路，必須有足夠的信心、足夠的勇氣、足夠的心理準備和足夠的精神準備。但是，確認了走市場經濟之路的信念，並不等於已經形成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對於中國人來說，可不像芝麻開門那般奇妙，隻消一開此門，便可以獲得一切。實際上，中國的市場經濟建設還麵臨著許多的困難，這些困難，有些是國際性的，有些則是我們所特有的。中國的市場經濟之路，有沉重的曆史負擔，也有很文化負擔，還有很重的經濟和技術負擔，還有一些更為可怕的體製負擔。把這些負擔歸納起來，可以看做三個方麵的障礙，這就是傳統文化的障礙，計劃經濟體製的慣性與殘餘的障礙，以及多年來形成的落後的社會現實的障礙。中國自孔夫子創立儒學算起，於今已有約2400年時間。從秦始皇統一六國算起，也有了2 219年；即使從漢武帝采納董仲舒“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算起，也有了2 000多年曆史。2000年儒學傳統，既是中國人的光榮，也是中國現代化的麻煩。實在說，舊有的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市場經濟有很大的距離，而且就它的結構形態與直接含義而論，它與現代文明確實處在尖銳對立的地位。當然這不是說，儒學文化不能現代化，而是說不對傳統文化尤其是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文化給予充分的曆史批判與認識，那麼無論中國的經濟也好，中國的現代文明也好，都很難實現現代化飛躍。中國正式確認市場經濟道路不過幾年時間。而且．中國的計劃體製，以及中國的儒學文化傳統，地位是如此牢固，影響是如此巨大，都是一個不了解中國內情的人很難想象的。中國的計劃經濟體製，經20多年改革開放的實踐，已經化去大半，但它形成的定勢作用與殘餘影響，不可謂不深不大。還有中國社會的發展基礎這個製約因素。中國雖有數千年文明，但至少自明正德年間開始，已經與西方拉開距離。近500年的時間，西方出現許多重大的科技進步，西方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曆史上雖然也有康乾盛世，但從本質上看，這500年不是中國領先…：界的500年，也不是中國與世界同步同速的500年，而足落後於西方發展速度與規模的500年。西方近500年來出現的經濟、文化與技術進步，在中國這段曆史上或者很少出現，或者從未出現。諸如產業革命，現代化管理，蒸汽革命，電氣革命，牛頓的力學革命，愛因斯坦的物理學革命，在中國曆史上均未曾m現。哥白尼發表《天體運行論》的時候，正是嘉靖二十二年，那個時候的嘉靖皇帝，正被道士的胡言亂語弄得心迷神亂，整個明王朝是一片烏煙瘴氣，而當時的清官海瑞的最大壯舉，就是命人抬著棺材，上朝進諫。伽利略為近代物理學拚命奮爭的時代，正是明王朝急劇走向滅亡的時代。幾個明代皇帝，不是昏庸，就是短命，不昏不死，也是剛愎自用。彼時的皇太極父子正在北方崛起，而農民起義軍也正在橫掃神州大地。此時的明王朝，不但科學沒有發展，連繼續生存都成了問題。牛頓力學大行其道的時候，正是康乾盛世的前一個段階。此時的西方經過文藝複興的洗禮，正處在科學飛速發展的大好時光，而中國的康熙、雍正，卻在為所謂的收拾人心而大搞文字獄。公正地說，康熙雍正都是大清王朝很有作為的皇帝，然而，此時的世界，正是走向近代工業文明的特別關鍵的時代，康熙、雍正的治術與牛頓力學雖然都十分顯赫，但他們所代表的方向，卻有天壤之別。在牛頓身後是英國產業革命，而康熙、雍正之後，除去一部《紅樓夢》之外，沒有幾件值得現代人驕傲的東西。科學技術如此，人學思想也不樂觀。當法國大革命推出《人權宣言》的時候，正是乾隆五十四年，彼時的乾隆皇帝正為自己成為“十全老人”而洋洋得意哩！當馬克思、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的時候，中國剛剛經曆完二次鴉片戰爭。彼時的中國不僅對於“解放全人類”十分陌生，對於平等、自由與博愛同樣不知其為人間何物？當美國的《解放黑奴宣言》發表的時候，正是同治三年，彼時彼地，中國的圓明園剛剛被英國軍隊燒毀，同年喪權辱國的《幸醜條約》尚且墨跡未幹。中國雖然有數千年文明史，雖然有可以和古希臘哲學時代相媲美的先秦諸子時代，雖然有可以和古羅馬極盛時期爭雄的西漢王朝，雖然有大大超過中世紀文明的盛唐文化，雖然有大約占古代人類一半的技術發明；但是，中國曆史上沒有市場經濟，沒有如古羅馬一樣的法律文化傳統，沒有文藝複興，沒有啟蒙運動，沒有產業革命，沒有《人權宣言》，沒有《獨立宣言》，也沒有《共產黨宣言》和《解放黑奴宣言》。這一切都使中國的市場經濟缺少曆史文化的動力。中國傳統文化並非不能現代化，而且假使世界上沒有西方文明，中國也一定會走向市場經濟的道路。然而曆史不能假設，正像周瑜長歎“既生瑜，何生亮”一樣。西方近代文明是曆史的存在，因此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道路，必定是一條開放的道路。換句話說，中國的前途，不但與中國文化緊密相關，而且和西方文明同樣緊密相關。事實上，這種關係，在徐光啟譯《幾何原理》的時候已初顯端倪，在“五四”時代已然成為一股強大的潮流。連毛澤東主席都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中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傳統儒學文化，實在是市場經濟的死敵。封建時代雖然早已滅亡，但封建文化的影響依然很大。如果影響不大，怎麼會發生“文化大革命”？傳統文化中，不是全然有害的內容，也不是全然無用的內容，但確有很多消極的內容，一直到現在還在影響我們的生活，影響我們的思想，影響我們的現代化大業。這裏先講幾種典型的表現。盲目樂觀，妄自尊大。樂觀本是好事，加上盲目就十分危險。自尊本是好品質，妄自尊大則顯得滑稽可笑。依我們中國人的老脾氣，愛聽好話，聽不得壞話。誰批評中國，誰就是和中華民族過不去。然後，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和他理論起來沒完。有人說，日本是“危機國家”，美國是“問題國家”，中國是“成就國家”。請列位不要當真以為日本人正處在危機之中，美國人生活在問題堆裏要死要活不能自拔。所謂日本是“危機國家”，因為他們總有危機感。資源少也是危機，地震多又是危機，教育出點麻煩還是危機，孩子吃苦精神差了，也是危機。總而言之，日本人的內心世界，是很少悠閑也不允許悠閑。所以日本的女人總有幹不完的事情，而日本的男人非去酒館狂呼濫飲，不能得到精神上的解脫。但曆史的事實是，正因為日本人有這樣的危機感，再加上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通過像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類國際組織，從而成了關貿總協定俱樂部裏的一會員，並進入了國際市場。日本才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國家，日本的產品才遍布全世界，而日本柔道等民族性體育活動，也已成為世界性運動項目。美國是“問題國家”，因為在美國，上上下下，總是問題不斷。國會為各類社會問題爭論不休，甚至大動肝火。報紙為各類社會問題憂心忡忡，甚至怒不可遏。有人說，讀美國的報紙，非有些膽量才行，因為報上有如此多的凶殺、暴力與黑暗，沒有點膽量怕不敢去紐約，也不敢去芝加哥的。然而，美國雖是“問題國家”，卻又是最發達的國家，這裏麵的奧妙，實在值得我們中國人深思。大約那些最不憚於暴露問題的人，才解決問題最快。比如你明明生了暗瘡，卻硬不承認，其結果，隻能是苦了自己，也害了別人。美國籃球明星，人稱“魔術師”的約翰遜先生，患了艾滋病，他並不隱瞞病情，而且把病情公之於眾。他的這種行為理應受到而且確實受到了人們的歡迎和尊重。中國並非沒有艾滋病——雖然想當初也曾為中國沒艾滋病而大大地自豪過好幾年，但中國的艾滋病患者有敢於公布自己病情的勇氣嗎？這不能怪這些患病的人，實在因為社會生活和社會文化環境，不允許他們公開承認自己的病情。中國是“成就國家”，而且越是犯了錯誤，出了毛病，遇到困難，還越是“成就巨大”。比如“三年困難”時期，人都餓瘦了，餓癟了，餓死了，連毛主席都不吃肉了，可是， “反帝反修”喊得驚天動地，解放世界上還有四分之三的受苦人，彼時彼地，仿佛隻有中國才是人類的希望。中國人的這種文化毛病，實在古已有之。所以當林則徐南下禁煙之時，並不把英國人十分放在眼裏。後來真的動起手來．道光皇帝方始屁滾尿流，於是諉過於人，把林則徐流放到新疆，於是後來的中國人個個為林則徐鳴不平，但我們很少去想：假設林則徐未曾流放萬裏，道光皇帝對他信任有加，那情形會怎麼樣？可歎的是，這毛病，直到上世紀下半葉，也沒有多少改正的跡象。在某種程度上，甚至還有些愈演愈烈，更有些花樣翻新，變本加厲。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人，決定“超英趕美”，實行大躍進。而且認定，隻要我們中國人想超英，一定能超英，要趕美，一定能趕美。古人雲，三年不飛，一飛衝天；三年不鳴，一鳴驚人。中國人一鳴，便百鳥壓音，中國人一飛，便飛到了世界的最前麵。其結果，是大躍進成了大倒退，不知損壞多少財產，不知餓死了多少炎黃子孫。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人，並不接受教訓，更加鬥誌昂揚。大躍進還不過癮，還要來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如果說50年代的中國人，隻是想超過英國趕上美國的話，那麼60年代的中國人，硬要解放全人類，北京就是世界革命的首都，中國則是解放全人類的革命根據地。20世紀70年代末期，終於粉碎了“四人幫”，結束了十年動亂，然而．舊習慣要改也難。幾百年的舊病除根更難。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人更不得了。一些頭腦發熱的同胞，最喜歡聽的就是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最喜歡講的就是中國經濟發展速度，以及我們以7%的耕地養活了22%的世界人口。21世紀果真就是中國的世紀嗎？中國現在的國民生產總值是多少？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是多少？中國的人均產值是多少？美國的人均產值是多少？而且，按中國人比較一致的看法，我們大約在2 050年，可以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那我們可以想象，一個中等發達的大國能主導21世紀嗎？不錯，中國20多年來的經濟發展速度很快，而且可以說創造了一個發展中大國的發展奇跡。但這是有原因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中國經濟的基礎很差，底子很薄。中國以7%的耕地養活22%的世界人口，也是基本事實。中國耕地不多，人口很多，但真的認真計算，中國並不是人均耕地麵積最少的國家。實在說，比中國人均耕地麵積更少的國家有的是，而且他們的生存狀態，並不見得比中國差，有些比中國還要好上許多倍。比如日本，它的國土麵積為37. 78萬平方公裏，1994年的人口為1.243億，1994年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裏330人，這密度已然很大。如果再考慮到日本2/3以上國土為山地，平原隻占全國國土的13%，那麼，日本應該就是世界上以耕地麵積計算人口密度最高的國家了。李劍雄先生《未來生存空間》一書中有這樣的分析：這裏我們可以用一個“比較密度”的概念，即平均每平方公裏的農用土地人口數，來進行比較：“中國551（1978年數，以下各國同），印尼676，孟加拉國910，荷蘭l106，埃及l 426，而日本高達2219。日本惟一比中國有利的條件是，年人均降水量接近中國的2倍。”1D以此觀之，中國人以7%的世界耕地麵積養活22%的世界人口，雖然是一個不錯的成績，但並非最好的成績。如果總是陶醉在這樣的成績中而不能自拔，那麼，印尼前政府就更有理由為自己的家族政治自豪了，孟加拉國就更有理由為自己的貧困驕傲了。在我看來，中國人更應該多知道，多了解荷蘭、日本、以色列這樣一些資源不多，而人口密度極大的國家的情況，並下定決心，向他們學習。中國的農業生產水平如果追上日本，則中國的奇跡一定更為感人。中國的農副產品若趕得上，荷蘭，則全世界各大城市就會天天嗅到中國的花香。中國的節水能力若趕上以色列，則中國缺水狀況一定會大為改觀。寫到此，又使我想到早些時中國的“說不”情結。先是有一本《中國可以說不》的書，引起很大的社會反映，因為反應強烈，於是說不成風，很快又有了《中國何以說不》，《中國為什麼可以說不》，《中國還是可以說不》等等。中國人能否說不？當然可以。不但中國人，任何一個國家都可以說不。正如在正常的狀態下，每個公民都可以說不的道理是一樣的。“說不”何以成風？有人說，這是我們中國人有一種情緒。他們反對軟弱，反對退讓，反對窩窩囊囊。說毛澤東時代，中國雖窮，但敢和帝國主義叫板。按著這意思理解，說不的情緒是希望中國政府對美態度更強烈些。這也無可厚非。但在我看來，問題的要害是對什麼說不，蘇聯人擅長說不，主要表現在政治問題上，因為說“不”說得太多了，甚至在聯合國有了“不”先生的“雅”號。l I本人電說不，而且不說則已，一說便寫了二三本書，主要表現在經濟方麵，即日本不能完全聽命於美國，日本既有實力，也有自己的利益和想法。中國人說不，是政治問題嗎？是經濟問題嗎？依我看，中國人的說不，主要是表現在情緒方麵．，你不照顧我情緒，我就說不，看你尊重不尊重“我老人家”。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人民在現時階段，要做的事情實在太多，而最重要的事莫過於實現現代化。凡影響和阻礙中國現代化的，不管你是誰，一律可以說不。豈止說不而已，還要予以批判、懲治、消除。中國人可以說不，而且對於那些醜陋的社會現象，比如貪汙，腐敗，吸毒，販毒，踐踏人權，鯨吞鄰國，製造恐怖，擴大汙染，為黑社會洗錢，等等，無論你是國內國外，無論你是東方西方，一律無條件反對。中國人說不，不僅是情緒而已，還要給曆史一個真正的交代。但願“說不”所反映的僅僅是一種民族主義情緒。而這種情緒在我們中國，確實由來已久，而且積習難改。對此駱爽先生曾這樣評說。當此民族主義在“知識分子”中甚囂塵上之時，回顧一下“五四”以來的幾位最具影響力的作家的態度是耐人尋味的。澳大利亞的中國學者白傑明最近在海外的一本書中說，在某些中國人心目中，操外國人也是一種愛國(Screw foreign cunt is a kind of patrio-tism)。白傑明引了《北京人在紐約》中的王啟明為例。王騎在金發豐乳的外國妓女身上，發泄挫折感和自卑感，鈔票在床上飛舞，王啟明要妓女說“我愛你”。白傑明稱此幕滿足了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報複、“操美國大爺”的心願，是一種沒有信仰的義和團方式。義和團怎麼樣？據說是吞了神符，便可刀槍不入，於是便請關雲長、嶽武穆、張飛、李逵、秦瓊、馬超，乃至孫悟空、豬八戎等各種神靈下界，一齊降妖。但那結果，卻是十分可悲的。愚昧不能贏得曆史。“天朝”精神不能幫你真正成為天朝。其結果，不過是在人類文化史又增添了一些黑色幽默而已。中國人不要妄自尊大，而應該認真地而不是膚淺地，負責地而不是敷衍地，深入地而不是表層地向國外的一切先進經驗學習。中國人要擺對自己的位置，正確認識我們自己所處的曆史文化水平。實在說，中國目前的經濟實力如何，技術水平如何，人口素質如何，教育狀況如何，生活水平如何，生活質量如何，企業效率如何，民主如何，廉政如何，縱然別人不批評你，我們自己心中還沒數嗎？中國確實在進步，中國的改革開放確實取得了很大成就，中國的現代化事業確實很有希望，但中國畢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不但水平不高，而且問題很多。中國傳統文化的又一個消極表現，是等級觀念。等級觀念，無所不在。等級觀念在我們中國，可說是曆史悠久，根深蒂同。惟其如此，中國曆史上才沒有平等的地位，甚至不允許有平等的觀念。三綱五常——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是天經地義的大道理，誰也反對它不得奈何它不得。君為臣綱。你想平等，就是反叛，而且叛君即是叛國，叛國就該有{‘惡不赦的大罪名。父為子綱。你想平等，平等就是不孝，不孝二字可以讓你死無葬身之地。夫為妻綱。你想平等，平等就是不賢，不賢町以讓你遺臭萬年。古來中國人，隻講綱常，沒有平等。所以我說，中國傳統觀念特別是儒學觀念中，隻有人上人，或者人下人。所謂“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隻有治人者或者被治者，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隻有君子或者小人，所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隻有好人或者壞人，所謂“孔子作春秋，使亂臣賊子懼”。儒學雖也講仁者愛人，然而人與人不同，不但有學識的不同，貧富的不同，身份的不同，而且有價值的不同。帝王如神聖，小民如草芥。所以自古以來，中國就有眾多的“民”的觀念，有良民，有順民，有黎民，有庶民，有平民，有小民，有鄉民，有草民，有刁民，有流民，還有暴民，可悲可歎的是，自古以來沒有公民。自古以來中國“民”的概念雖多，卻不知“公民”為何物。這是中國文化的悲哀，也是中國曆史的悲哀。中國等級觀念的表現，可謂無所不在。其網絡之龐大，內容之繁雜，等級之森嚴，尊卑之懸殊，足稱世界第一。而且，這個第一，恐怕在世界人類史上是沒有哪個民族可以超過的了。等級製觀念的第一個惡果，便是不承認卑賤者的人格。因為不承認卑賤者的人格，高貴者從而也就沒了人格。中國曆史上，最擅長的乃是神化與鬼化曆史及曆史人物。關雲長是被神化的，嶽武穆也是被神化的，但最被神化的還是皇帝，即使這是一個最最草包的皇帝，他也是上膺天命。即使這是一個最最混蛋的皇帝，你也拿他毫無辦法。諸葛亮可謂大智者也，而劉禪則近乎一個白癡，但白癡盡管白癡，孔明先生見了他一樣的叩拜如搗蒜，禮敬萬方如儀。有一位作家，查了中國的最具權威性的兩部辭書，這兩部辭書中竟然不收“人格”一詞。《辭海》不收人格，說明它以為這個詞並不重要，不重要到了可以略去不釋的程度；《辭源》不收人格，大約它認為人格一詞沒有淵源，因此無須為記。難道，中國人就如此沒有人格嗎？森嚴等級之下，人格算什麼東西！它的第二個弊端是，凡有功勞必歸功於尊者，但有過失必歸於下人。聖人是不會犯錯誤的，即使有了錯誤，也是你理解得不對。皇帝是不會犯錯誤的，即使錯殺了一萬個人，也是因為身邊有一群小人。所以見了孔子牌位，盡管叩頭，進了私塾門檻，隻管背書。宋高宗殺了嶽飛，便歸罪於秦檜，唐僧亂念緊箍咒，便說豬八戒搬弄是非。中國古來的等級觀念，其影響如此之大，雖聖賢亦不能免，雖狂者亦不能免，雖烈者猶不能免。中國古代文學人物中，賈寶玉、林黛玉是最具民主風采的了。他們兩位可以說是中國所有古典文學人物中，最能與近代人文精神相溝通的人物。然而，賈寶玉雖然具有很強的叛逆性格，他對自己的父母亦是百般無奈。王夫人逼死了晴雯，他便把一股怨氣發在襲人之流的身上。雖然《芙蓉誄詩》上有日：“毀柢奴之口，討豈從寬？剖悍婦之心，忿猶未釋。”但我們不能說這悍婦的指責，也包括了他的母親。林黛玉是中國曆史上最懂得愛情的經典人物，她因情而思，因情而妒，又因情而死。但她嫉妒寶釵，而不嫉妒襲人。她高興時，還要俏語聲聲叫襲人作嫂子。對於晴雯甚至連最起碼的同情都沒有。林黛玉不妒襲人，因為她認為她不夠嫉妒的資格，她不高興與晴雯為伍，因為在她眼裏，那美麗的晴雯也終不過是奴才罷了。又有狂狷才子金聖歎。金聖歎是大才子，他曾計劃評點中國古來的六才子書： 《莊子》、 《離騷》、《史記》、《杜詩》、《西廂記》、《水滸傳》。可謂有大法眼者。他有誌批點這六才子的書，惜乎未成。但看他批的《西廂》與《水滸》，可以知道這是一位錦心繡口，有著卓異的藝術見解與才能的落拓的文人。他的批文，可說是千古奇文；他的性格，可說洋溢著某種獨特的狂者之氣，狷者之風。然而，因為請願去哭祖廟，因為不願逃避正義良心，終於被清王朝殺害。金先生係狂者，但性格雖狂，絕不反對皇帝。不但不反對皇帝，而且對皇帝的一個讚語，還要神魂顛倒。死到臨頭，還要寄希望於皇帝的赦令，臨死之前，他在《與家人書》中寫道：“殺頭，至痛也！籍沒，至慘也，而聖歎以無意得之，不亦異乎？若朝廷有赦令或可相見，不然死矣。”悲慟之言，出於心底，絕死之餘，又存深情。其情其景，令人寒心！另據《清稗類抄》記載，聖歎先生當棄市之日，曾經將家書交給獄卒，拜托他轉給自己的妻子。這獄卒擔心信中有誹謗皇帝的話，便把這信呈給了行刑的官員。這官人打開一看，見上麵寫道：“字付大兒看，鹽菜與黃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於是這官人笑道： “金先生死且侮人。”“哭祖廟”而被定罪，呼先帝而被掌嘴，無意間被殺頭。這樣的冤屈，可謂“九幽十八獄，無此黑暗也。”然而，金先生還幻想赦令，還大談“鹽菜與黃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有評者說，“這就是金聖歎式的死法，這就是金聖歎式的幽默。”然而，我要說，這更是金聖歎式的悲哀，是中國一切舊有狂狷才子的悲哀。冤獄如此，為什麼不能呼之，喊之，叫之，罵之，恨之，憤之，乃至猶如李逵先生一般，管你什麼鳥皇帝，一路衝殺過去。金先生雖然手上沒有那一雙車輪般的大板斧，卻有一枝鬼泣神驚的妙筆，便罵上一品，又有何不可！金聖歎先生之外，還有以叛逆性格享名於世的李贄先生。李贄先生為明代人，可說是金先生的前輩，而論其個性與才學，更是中國明清史上的一位開山式人物。他一生著書，不合時宜。自知不合時宜，但絕不獻媚於官，亦不屈從於人。他為自己的書分類，或命名為“藏書”或命名為“焚書”。其意若日，若不焚之？必定藏之，不焚不藏，不是李贄作品。雖是激憤之舉，亦是悲傷之舉。作書的目的，有千有萬，但作書為了藏之的，可有幾人，作書為了焚之的又有幾人。這在中國文化人中，可謂鳳毛麟角。然而，依然不脫古舊藩籬。依今人看來，寫書便為傳播，傳播愈廣愈好。既要作書，何必藏之，何必焚之， “李贄老子寫書，不焚不藏，就要讓它風風雨雨，傳之頌之，天下大白之，盡人皆知之。”倘或如此，可就好了。但凡文明時代，寫書者便應享有最充分的自由，而生活在文明時代的人們，更應追求這樣的權力。李贄雖是叛逆者，畢竟沒有推翻舊製度的勇氣，因此他的焚藏之舉，同樣有逃避之嫌，同樣是傷心之舉。當然，我們不能以今天的人文標準要求古人，但因此也可以知道，我們同樣不應站在占人的立場上麻醉自己，甚至陶醉自己。可悲的是，即使20世紀已經過去的今天，中國人的等級觀念依然頑固存在，甚至無所不在。我們北京城有一位了不起的姑娘常立新，數年前，她去雲南撒尼村寨的時候，撿了一個棄嬰。她珍視這小生命，走了四個小時的路，把她送到路南縣彝族自治區的公安局派出所。派出所說，孩子太小，沒辦法。她又去找鄉政府，鄉長說： “你要就領走，不要，哪兒撿的就扔哪兒去。”常立新很氣憤，對這位鄉長說： “您是人民政府嗎？”她讓他把他說的話寫在紙上，這鄉長不寫。她問這孩子死了怎麼辦？他回答， “死了就死了”。於是我們這位北京老鄉忍無可忍，打了鄉長一個耳光。這下可不得了了。常立新回憶說：“他們辦公室有四個人，就把我摁在地上拳打腳踢。好多人看見了，打得我聲嘶力竭，還在打。他們還讓我做‘飛機式’，頭摁在膝蓋上，然後押著去派出所，在後麵還踢我。”為什麼打了如此不講道理如此沒有人心的多長一個耳光，就遭到如此的毒打？回答說因為他是鄉長。你是什麼人，敢打鄉長，打鄉長就如同在太歲頭上動土。太歲乃是凶神惡煞，你敢惹他，豈不是咎由自取。那鄉長的手下人說的明白：“你膽大，你敢打我們鄉長？”言為心聲，其心可見，因為你打了人家的鄉長，人家豈能與你善罷甘休。美國有一則幽默，說“耶穌上廁所，後麵跟著十一個門徒”。這話在我們中國應該改一改。耶穌上廁所，後麵追著一群小人。中國人的等級無所不在，無所不有。官中有官，民中有民，關係中有關係，奴才中還有奴才。主人也分貴賤，奴才還分大小。大奴才如《紅樓夢》中的周瑞、賴大，家中也是使奴喚婢，儼然便是一方地主。小奴才如賈府中的、丫頭小子。然而，、丫頭與丫頭也不同，如襲人便成了半個主子，而晴雯在王夫人麵前半點人的地位也沒有，但麵對墜兒、四兒一樣的小、丫環，她竟然也有打罵欺侮之權。實際上，周瑞、賴大，也不過是奴才頭目而已，即使官高一品如嚴嵩，權極一時如魏忠賢，又何嚐不是奴才。即使忠勇如嶽武穆，英烈如袁崇煥，在皇帝老子麵前也不過是奴才而已。奴才有大小、尊卑，這其實是人世間最為可怕的事。這種奴才中又有奴才，主子上還有主子的等級製，造成了中國人特有的整體性奴化現象。就是說，麵對皇權，一切皆可成為奴仆，而且是忠心耿耿的奴仆，甘願獻身的奴仆，就如同 “文革”期間，億萬人都自覺自願去搞什麼“三忠於”，“四無限”一般。中國人最講身份，身份就是等級。同樣做官，大官便尊，小官便卑，所謂官大一級壓死人。同樣的民，士、農、工、商，士人地位優越，商人地位就低。士人可以入仕，一旦人仕，搖身一變，成為高人一等的人。商人雖能賺錢，但社會地位低下，不但在官麵前直不起腰來，就是同為民的士人、農人，也看你不起，說是“無商不奸”。現代社會，本該一切公民，都享有平等權利，但是不行。你講你的公民平等，他搞他的官僚特權。豈止官僚特權，在中國，幾乎任何一種所謂的優勢，都能成為特權。城市居民享受城鎮居民的福利待遇，久而久之，便形成城裏人的心理優越感。國企職工享受某種福利待遇，久而久之，同樣形成心理優越感。其結果，是城裏人對所從事的職業挑三揀四，這也不於，那也不幹。以北京為例，如煤炭、紡織、修理、環衛、建築、廢品回收、餐飲乃至各大企業單位的雜務、衛生等工種，幾乎無本地人問津。城裏的髒活、累活、苦活，城裏人不幹，要外地人幹。外地人賺了錢，又生出許多妒意。這就是說，自己的事，自己不幹，別人幹，自己還不高興，還要擺一擺城裏人的譜，表現一下城裏人的與眾不同。國企職工也是如此，國企未必有發展前途，但人們視為鐵飯碗，鐵飯碗也是一種優越感，許多有專業的人，為了這種優越感，寧可耽誤專業，影響自己才能的發揮，也不肯到新的天地中去闖蕩去發展。這兩類優越性，其實與等級觀念本不該有直接關係，但處在所謂優勢中的人們，竟然也把這看成自己身份高貴的象征。從而居高臨下，擺不正自己的位置。現在，下崗職工甚多，對於上述種種觀念形成劇烈衝擊。下崗雖非好事，但通過下崗，改變一下舊有的社會觀念，也可以說是壞事中有了某些積極動向。因為有這種無聊且有害的等級觀念，所以作為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隻能甘居卑賤，凡事忍讓。所謂“身在屋簷下，哪能不低頭”，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所謂“退一步則天寬地闊”。中國人的忍，隻適用於無權無勢的一方。皇帝從不用忍，即使虛心納諫也不過是少殺幾個人而已。小老百姓無權無勢，無錢無力，隻有一味的忍讓。碰到老虎則作爪下肉，碰到惡人便作盤中餐。現代人終於開始醒悟，於是有家長一變千年舊習，教育孩子對於惡事予以還擊。《北京晚報》曾登過一篇題為“教孩子‘還手’如何？”的文章。文章說作者自己的小女孩在幼兒園總受欺負，他也曾埋怨女兒說，以後不要帶東西到幼兒園去吃，別和小朋友吵就是了。但是不管用，還是受欺負。於是這位作者發表了這樣一篇見解：曾看過一篇介紹中美教育觀念差異的文章，美國小學教師如果發現某個孩子無端欺負了另一個孩子，對其的處罰是，讓那個被欺負的孩子回敬兩拳，以此使膽小的孩子學會如何進行自我保護。這種教育方法看似有簡單之嫌，但聯想到女兒時常無故被打，而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