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市場經濟與公民
中國的曆史證明：沒有市場經濟，經濟乃是滋養公民文化的土壤。西方的曆史證明：沒有人文運動，市場經濟，還需要公民作主體，否則，發展。1．問題的緣起即沒有公民文化，市場則沒有市場經濟；有了這市場便難存在，更難本書前幾章，分別討論了市場經濟的必然性；市場經濟的各種可能性；中國為什麼必然走市場經濟道路；中國市場經濟的曆史前景與現實基礎；中國市場經濟之路的觀念定位和中國市場經濟的理論定位。自本章起，將分別討論市場經濟中的公民觀，政府觀，企業觀，科技觀和教育文化觀。現代中國麵臨的問題如此之多，為什麼專門討論這五個問題。這五個問題個個重要，為什麼把公民觀念列在第一位？因為，一切科學與文明，中心問題都是人的問題，市場經濟條件下，人的問題尤其顯赫而緊要，對人的研究常常成為社會研究的邏輯起點。那麼什麼是邏輯起點？曆史自有起點，但它的起點顯然不是從人的誕生、人的價值或人的觀念出發的。比如天文學的起點顯然地早於人類的起點，比如地質學的起點也絕對早於人類，即使研究人類史的，它也先要討論產生人的曆史條件，因而它也不是直接從人出發的。但是，有些學科，例如倫理學，就應該把人作為它的邏輯起點。因為倫理學正是研究人際道德關係的一門學說，研究道德關係，自然要從人出發，自人而道德，自道德而道德學。以人作為邏輯起點，又不止於倫理學而已。實際上，西方近代文明，就其自覺意義而言，也是以人為出發點的。西方文明，就它的曆史文獻而言，它不把經濟發展作為自己的出發點，而把人文主義作為自己的旗幟。雖然沒有特定經濟的曆史溶化，就不能為人文主義提供基礎，但在當時以及以後的相當長的時期內，人們並不把人文主義與市場經濟聯係起來，甚至認為人是理想的，經濟是世俗的；人是光輝的，經濟是瑣屑的；人的理想遠遠高於經濟理想，而以賺錢為目的的所謂理想，簡直就算不上是理想。西方近代文明的產生就是要張揚人性，從而以人性取代神性，人文主義時代也就是人開始覺醒和為自己的利益與名譽而奮鬥的時代，這樣的時代，至少中世紀時期，在西方是不曾有過的。但這不是說，經濟不重要，、相反，經濟很重要，沒有經濟的變化，則人的觀念決然沒有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決定思想，也是對的。但要明確的是，盡管經濟基礎的變化如此重要，它與上層建築的變化卻不是共時態的。通俗地說，不是經濟先變了，在經濟發生變化的時候，人們隻能張著大嘴在一邊守候著，然後，等著經濟發展到相應階段——發生質變之後，其他上層建築的方方麵麵，再隨之一變。實際上，經濟變化的意義在於：第一，它的基礎性地位無可替代；第二，它的演變為上層建築的變化提供了必然性；第三，經濟演變本身也具有規律性，並與整個社會演變的規律性相一致。但上層建築不是全然被動的，它有自己的能動性，比如人的思想觀念就有相對的超前性，人對未來總有一些科學的或比較科學的預見性，而文化藝術的發展以及法律、體製、習俗、教育等各個方麵都有自己的相對獨立性。這些獨立性與能動性相結合，構成社會發展的異常複雜性。這種複雜性就其現實性而言，是很難用誰決定誰，或誰反作用於誰這樣簡單的公式概括的。實際上，社會各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要複雜得多。因為它複雜，所以才出現各種各樣的文化表現形態。它有漸進，有驟進，也有緩進；不但有進，而且有退。法國大革命後，三次帝製，五次共和，可謂進進退退，不能穩定。這樣複雜的形態，想用一句話或一個公式概括出來，怎麼可能？社會因素的互動之所以複雜，因為它的互動屬於結構性互動，而結構性互動的特點在於，它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變一格而動整體。，比如在數字排列上，一個數字的變動，雖然看似簡單，但這簡單隻能存在於這數字所在結構的簡單性上。1+1=2，2+1=3，簡單得很。但在複雜的結構中，就不同了。當過會計的諸位先生小姐必定明白，一筆賬錯r，哪怕隻錯了一個數，那麼與之相應的整個賬目都可能出現問題。而學過高等數學的諸位更容易明白，有時一步之差，便使整個題解發生逆轉。而學過工程學的更易於體悟，在整體結構要求很強的係統中，一個小部件，很可能就會釀成大問題，它可以使火箭不能升天，也可能使核彈不能爆炸。人作為社會研究的邏輯起點，即今而古，自古而然。原始社會，人以類劃分，以部落為生存單位。那個時代，人的自覺是“類”的自覺，人的存在方式是部落。隻要是人，便是同類，隻要是同部落，便共命運。同部落間，強力權威當然是沒有的，成員之間相互平等，並無尊卑貴賤之別。有獵物則平分而食，有甘泉則平等而飲，此種生活形態，無以名之，名之日原始共產主義 到了奴隸社會，則人與人之間有了階級區別，或者說有了人與非人的區分。平民是人，貴族是高等人，奴隸則不是人。奴隸時代的人際關係，隻是平民以上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在雅典時代，確有平等原則，但它不包括奴隸在內。而在中國或古羅馬時代，則人與人之間的平等無以言之。奴隸已經不算人了，即使平民與貴族，貴族中中下層貴族和高級權貴也有“質”的差異。可以說，人類同類平等始於奴隸時代，人與人的同類對立也始自奴隸時代。而一切奴隸時代的人際關係、倫理關係、社會關係，常常就以這種人的價值觀念作為自己的邏輯起點。中國內地通常說的封建社會則是人的等級化社會。人在封建時代，沒有平等的價值觀念，而且連平等兩字提都不要提起。特別是如中國封建社會這樣的文化類型，平等連立錐之地都沒有。隻有等級，沒有平等。而且這種等級從上到下，絕無例外。即使貴為皇室，也不平等。皇帝和太子能平等嗎？皇帝和皇後能平等嗎？皇後與貴妃能平等嗎？常在和宮女能平等嗎？不要說這個，就是太監與太監，宮女與宮女之間，也絕無平等可言。大太監如劉瑾、魏忠賢、李蓮英之流，雖是奴才，卻有偷天換日的能力。而一個敬事房的小太監，不過當牛做馬，一群被弄殘了的奴隸而已．奴隸比他們有時還要幸福些哩！封建的等級化人格幾乎無所不在，而且主上有主，奴下還有奴，我們讀《紅樓夢》，知道奴才間的爭鬥和壓榨，有時來得更為可怕，而那些一旦爬上某個貴族台階的奴才，實在比舊主子還更能置同類於死地。人的價值等級化了。所以在封建時代，隻有人上人，或者人下人，沒有平等的人，沒有正常的人，沒有真正具有獨立人格的人。近代西方文明的價值在於，它第一次確定了人的價值的平等性， “人人生而平等”，便是他們的理念。人人平等的旗幟就是人文主義的旗幟，而它的社會基礎則是市場經濟。從這個角度看，人的邏輯本質上乃是經濟的邏輯。原始社會，食物匱乏，惟有以類平等的方式才能維持部落的生存。奴隸時代，有了貧富之別，但物質依然很不豐富，惟有犧牲多數人或者犧牲相當多的人的自由與人格，才能使社會財富得以積累和發展。封建時代，已是農業時代——農業自然經濟時代，這個時候，人類有能力廢除奴隸製，但沒有能力廢除等級製，等級製正是保持小農經濟穩定的必要的社會存在方式。因為小農經濟最需穩定，最恨動亂，最厭惡交易和外部幹涉，最需要有一個絕對權威來保證社會的穩定性。於是，家庭便以男性家長為尊，社會便需要一個高於一切的絕對權威。這種等級形態在中國封建王朝達到極致，同時也使中國所謂的封建文明達到了曆史發展的最大可能性。西方自近代以來，進入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反對的就是所謂的絕對權威，它不承認絕對權威，而且在成熟的市場經濟中，也確實沒有絕對權威，不要說絕對權威，甚至連相對的權威也立足不牢。實際上，在市場經濟中，沒有什麼人可以誇口說他是最強的，也沒有人可以誇口說他是最富的，更沒有人可以誇口說他是不可改變的。封建時代，總有最強者，通常情況下，皇帝就是最強者。朕即天下，天下人都是他的臣民，君主如父，臣民如於，兒子與父親相比，凡兒子都是弱者——這雖然不是人類有史以來的規矩，卻是這時代絕對的規矩。戰場上戰無不勝的大將軍，在皇帝麵前，不過爾爾；能臣中最有威望的德高望重的宰相，在皇帝麵前，同樣爾爾；開國功臣，托孤老臣，皇親國戚，甚至三位一體的絕代名臣，在皇帝麵前，同樣不過爾爾。嶽飛棒不棒，就憑那幾個人馬，便能大敗金兵，單憑嶽家軍旗號，就能威懾敵膽。然而，趙構小兒一個不高興，就弄掉了嶽大帥的頭顱。蕭何能力怎麼樣？功高蓋世，連韓信、張良都比不上他。然而，劉邦一怒，他便失魂落魄，也幸而失魂落魄，總算保住了首級。同樣堪稱名相的李善長，那下場可就慘了，雖為朱元璋奔波一生勞碌一生，功列群臣之首，身為天下一人，然而，到了耄耋之年，還要被無辜加上個死罪，不但死無葬身之地，連合家老小都難逃厄運。等級社會，隻有權威者的權威，沒有非權威者的權威。雖然權威者是被非權威者推崇、擁戴出來的——天下本無神，需要神的社會自會弄出一個又一個造神運動，其結果，是使卑微者的地位更其卑微，使甘為下賤人們的地位尤其下賤——人們造了神，又為神所蹂躪。令人回首往事，不禁要問，造神者們，爾等苦心孤詣，到底所為何來？市場經濟條件下，世間沒有最強者。因為市場經濟不需要最強者，社會既不需要，任你什麼樣的造神者都難以造出神來。在成熟的市場條件下，任何人的權威都是相對的。美國最有權威的人，乃是總統，然而，總統的權威，本質上不是他個人的權威，而是那個職位的權威，是選民授予的權威，是憲法規定的權威。絕不像封建時代那樣，一提皇帝，先講天命，天命所在，不是人力可以獲得的。總統沒有什麼天命，隻要多數選民支持，你就可以當選，反之，管你什麼人，隻能望票興歎，徒喚奈何！不僅如此，雖然身為總統，如果犯了不可原諒的錯誤，一樣可以被彈劾，彈劾不成，算你走運，彈劾成功，隻能下台。不但下台，還可能被追究相應的法律責任。尼克鬆總統，可以說是一位很傑出的國際戰略家，因為水門事件，隻好自動辭職。如果不辭職，那麼，便有麵對彈劾的危險，而他的過失，在很多東方人看來，無非小事一樁而已。市場經濟是一劑威力無窮的社會平等劑，它不允許特殊人物存在，因為它的本質乃是法製經濟。市場經濟條件下，沒人敢誇口說他是最富有者，最富的人當然是有的，國際社會年年搞排行榜，排出××年世界10大富翁，或者20大富翁。但市場經濟的妙處在於，它不是一潭死水，而是一川活水，如江滾滾，如海滔滔，千變萬化，無息無止。富者可以變窮，窮者亦可變富，昔日破爛街頭的小男孩兒，可能成為億萬富翁，而昨天赫赫有名的大老板，今日便可能成為小攤販，甚至落魄街頭，一貧如洗。市場經濟，就它的本質而言，它是最厭惡權錢交易的。因為凡是權錢交易大行其道的國家，其市場經濟的程度都比較低，而政治的透明度同樣很低，或者更低，但這樣的國家，不論你是大是小，是老是新，不用三年五載，必然走向反麵，若非經濟崩潰，便是權勢者下台。權勢者下台或能救治崩潰的經濟。說來說去，兩條路依然是一條路，好比北京的一些小胡同，看上去七曲八折，實際上，從這一頭是能走向那一頭，從那一頭也能走向這一頭的。富者未必久富，久富未必最富，最富還會變化，變中產生巨富，這正是市場經濟的特色，也是公平競爭所獨具的特殊魅力。因為權錢不能交易，所以美國總統雖然最是風光不過，而卸任的各位總統，其經濟狀況卻是千差萬別，既有生活無憂無慮的大商人，也有為生活而忙忙碌碌甚至為了還債而忙得不可開交的窮“總統”。例如美國第5位總統門羅、第18位總統格蘭特，卸任之後，活得都不輕鬆。總統窮了，國家富了，這樣的國家確實不錯。市場經濟條件下，沒有什麼不可改變的，任你什麼權威，什麼強人，什麼天不怕地不怕天皇老子也不怕的人物，市場經濟全然不管你這些。它所追求的隻是公平競爭，隻是平等原則，你要打破這種結構，硬要主宰世界，可就做錯了夢。希特勒自以為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天才，然而，曆史證明他隻不過是一個瘋子而已，他不僅給世界帶來史無前例的大災難，他自己也終究落了一個死無葬身之地的下場。要說不可改變，日本的天皇可以說是最不可改變的了。日本的天皇製，曆時最久，影響最大。中國古有改朝換代，西方古有王權與教權之爭，日本的天皇製，雖有幕府政治，但其崇高無二的地位，任何一個時代都不曾使之改變。但第二次世界大戰改變了日本，麥克阿瑟領導的盟軍司令部雖然沒有廢除天皇製，也不曾追究裕仁天皇的戰爭罪行，但卻使他卸去神的外衣，露出入的本來麵目——人們終於聽到了天皇的聲音，看到了天皇的尊容，而且可以以一個日本公民的身份與皇室接觸，並且直接發表各種讚成與不讚成天皇製的意見。市場經濟除去不能改變自己之外，世界上幾乎沒有任何一種傳統，一個現實，是它所不能改變的，隻要這對象不合。乎它所遵循的原則與理想。有人說，市場經濟本無理想，因此，它把理想也改變_『。有人說，市場經濟本有追求，它的追求就是大寫的人字，因為人文主義和啟蒙運動正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用最簡捷的話講，農業自然經濟導致集權，集權導致專製；市場經濟導致平等，平等導致公民權利。專製社會隻有等級權利沒有公民權利，市場經濟消除了等級權利，凸現了公民權利，雖然在許多近代西方人看來，’他們的契約性國家理論，並不直接與市場經濟相關。然而，市場經濟是不斷發展的，人文思想也不斷發展，社會文明包括社會製度同樣是不斷發展的。這些發展的相互作用，使得人類近、現代文明更其精彩，更其絢麗，更其驚心動魄，更其日新月異。站在中國人的立場，回首往事，不免心潮滾滾，難以平靜。中國自1840年以來，經過了多少磨難，探索過多少道路，取得多少進步，付出多少代價，今天，我們終於弄明白了，惟有公民才是世間最寶貴、最權威、最神聖的，惟有公民權利才是不可轉讓、不可例外、不可分割的神聖權利。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人的道路，可謂艱難曲折，困苦嚐盡。虎門銷煙，洋務運動，太平天國起義，戊戌變法，辛亥革命， “五四”新文化運動，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二萬五千裏長征、抗 日戰爭，解放戰爭，三反五反，合作化運動，反右運動，大躍進， “文化大革命”，直至改革開放。這裏既有成就，也有失誤；有錯誤，也有理想；有萬眾歡騰，也有萬馬齊喑；有百折不撓，也有天下大亂；有停滯不前，也有高速發展。但有一個問題，我們可曾問過自己的朋友，問過自己的師長，問過自己的前輩，問過自己的父母，問過自己的兄弟姐妹，問過自己的兒女，問過自己的同仁同道，或者幹脆深思熟慮後問訊過自己，這問題就是：中國一個半世紀以來，特別是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以來，革命也好，起義也好，新文化運動也好，革命戰爭也好，三反五反也好，大躍進也好，改革也好，開放也好，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什麼？或者說得再明白一點，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誰？有人說這一切都是為了國家，可國家又為了誰？有人說這一切都是為了民族，那民族又為了誰？有人說這一切都是為了社會主義，那社會主義又為了誰？有人說這一切都是為了實現現代化，那實現現代化又為了誰？為了誰？為了人，為了人民，為了每一位公民，為了他們的未來和幸福。這問題如此簡單，然而我們並非時時明確。我們的一些國家公務員，常常忘記這一點，所以他們才大搞特搞官僚主義，很多政府部門，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我們的企業家常常忘記這一點，所以他們才不把職工放在眼裏，甚至打職工，罵職工，仿佛他企業中的工人就是他的奴隸。我們的理論家常常忘記這一點，所以很多文章寫得如天書一般，這個且不去說它，主要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的理論是為人服務的，是為公民服務的，因此，他們常常缺乏勇氣，不說真活，。怕說真話。很多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問題，他們也要東轉西繞，令人如墜五裏霧中，甚至趨炎附勢，出賣人格。硬說球是方的，1加1不等於2。一切為著人民，不合乎人民需要的，管你是什麼東西，一律掃將出去：一切為著人民，不合乎人民需要的，管你什麼神聖物件，一律掃將出去；一切為著人民，不合乎人民需要的，管你什麼理論，一律掃將出去。然而，人民是誰？人民不是100%的人減去5%，如同曆次政治運動主張的那樣；．人民不是一個虛幻的名詞，隻為說著好聽，擺著好看，而全然沒有實實在在的內容。人民不是一個無用的理想，隻有販賣個人私貨時才拿來當招牌；人民不是一個自封的部落，而且馬上就有酋長出來替它做主：人民不是一個可以任意解釋的概念，甚至隨隨便便就可以把其中的一部分分離出去，打成人民以外的壞分子；人民不是一個沒有法律保護的散亂的群體的總和，以致和法律保護怎麼也搭不上關係。人民是誰？人民是每一個公民個體及其總和。而且每一個公民，不是95%，不是96%，也不是99%，而是100%的公民個體，都享受人民享有的共同的法定權利。對此，在下一個題目中還將再做分析。2．人的觀念——公民的觀念我在前麵講了，西方近代以來對“人”的觀念也曾不斷進化與深化。大體說來，首先是人文主義時期，這個時期，可以稱之為人的覺醒時期。但這個時期的“人”的觀念，主要不是人的個體，不是公民，即人文主義運動不是在具體的人的層麵，而是在整體的抽象的層麵，討論人的問題。它的主要意義在於，打破中世紀基督教的統治，打破神性，凸現人性，人性高於神性，正如科學高於迷信。以後又有啟蒙運動。啟蒙運動講的還是抽象的人，而不是具體的人，但它的內容進一步深化了也更豐富了。如果說人文主義時代人的意義主要在於科學，那麼，啟蒙運動的意義，則已全然轉向社會。因為這個時期，西方文明已經在科學領域取得了決定性進步，而在社會領域，至少在歐洲大陸還相對滯後。啟蒙運動不但肯定人的價值，而且要為人的自由與平等，向社會討一個公道，可以這樣說，正是人文主義啟動和保護了牛頓力學，而啟蒙運動的結果則導致了法國大革命。啟蒙運動十分輝煌，而市場經濟並不美妙，尤其在它的急速發展時期，更是如此。啟蒙運動最講自由，而統一的帝國，自由特少，啟蒙運動最講平等，而大革命的後果，卻是更加劇烈的貧富懸殊。啟蒙運動最講博愛，然而，窮人因其窮而難以享受愛，寓人因其富又缺少愛心。於是人的觀念進入浪漫主義時期，或者說進入對富人的批判期，對窮人的關注期。到了20世紀之初，西方人文主義達到新的層次，由對人的整體的重視進入到對每個個體的重視，由對人的抽象的價值肯定，到對公民個體的價值肯定與關注。所以我們讀西方近代的理論書籍或文學書籍，我們感到的是一種“人的精神”，而讀西方現代主義的理論書籍或文學書籍，則更其鮮明地感到了具體的“個人”的喜怒哀樂與呼吸。 “二戰”之後，我們尤其能從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作品中，看到人的精神，人的迷茫，人的困惑，人的內心衝突和人的各式各樣的靈魂。如果說，人文主義時代的思想家關心的隻是人類，那麼，尼采、弗洛依德、薩特這一代思想家已經開始專注於“人心”，不僅是人類之心，尤其是構成人類基礎的個體之心。由於有了這種變化，從而使人的理論，人的觀念，人的文學藝術更為豐富多彩，五花八門。於是有人說，西方文明墮落了。但是，曆史證明，西方文明並未墮落，而薩特、弗洛依德、維特根斯坦、貝克特、尤涅斯庫、畢加索、福柯、德裏達等人關心的問題，正日益成為我們中國人麵對的新的曆史性課題。從西方文學發展史的角度看，與上述時代相對應的，也經曆了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這樣幾個時期。浪漫主義時代的人是崇高的人，其代表人物如雨果筆下的冉。阿讓。這個時期的文學是戰鬥性的，又是理想主義的。他們追求人性，張揚理想，不以深入細致的描寫為能事，而以大氣磅礴之風為時尚。他們筆下的人物，雖有缺點但絕非常人，或者幹脆沒有什麼缺點，即使有些缺點，也是英雄的特點。他們追求真、善、美，而他們筆下的人物，就是真的化身，善的化身，美的化身，甚而至於僅有真、善、美還不夠哩。這些人物所代表的簡直就是人類的最高的理想與聖境，也許達到這境界，人類就再也沒有什麼苦難甚至沒有多少事情可做了。然而，事實所證明的，卻與浪漫主義的理想大相徑庭。浪漫主義自有它存在的價值，但現實生活卻多苦多難，相對於理想，它更要求有良知，有責任的作家真實人微地反映它們的悲慘境地。實在《悲慘世界》並非悲慘，而巴爾紮克筆下的人物，才無可爭議地體現了那個時代的苦樂真情。浪漫主義寫的是理想人生，寫的是崇高的人，現實主義寫的則是現實人生，寫的是社會的人。他們的筆調是真實的，不是幻化的。一房一瓦，莫不宛若再現，一街一巷，莫不維妙如畫。他們的生活，最有依據，而他們的情節，最禁得起推敲。推來依然如此，敲去還是如此。但他們已經被典型化了，因為被典型化了，所以，他們筆下的“這一個”，反而更好地代表了這一群，代表了他們社會中的某一個特定的階級或階層。現實主義，饒有發展。歐洲現實主義更多政治情結，但在那個時代，這也是必要的。進入19世紀末葉，則現實主義過去，現代主義登場。現代主義五花八門，雖然五花八門，但有特定的基調。而這種五花八門，又正好反映了20世紀西方的社會現實。現代主義描寫的人乃是存在的人，他們追求的，往往不是典型，而是個體。他不管這個個體是否典型，但他要求這個體能表現自己的情感，反映自己的喜怒哀樂。現代主義筆下的人，仿佛現代主義藝術家筆下的畫，他們為著從更新的角度反映這對象，不惜讓這人物變形，不惜使山川變色。變形變色，已非形似，卻更神似，但這種神似，不是中國式的神似，不是比張三更像張三的神似，也不是比河蝦更像河蝦的神似，而是打開肉體之窗的神似，是打開心神之窗的神似，甚至是解剖肉身之後的神似。這種神似，一時之問固然有些令人吃不消，但它孕育的精神，正是人的精神，是人的個體的精神。而所謂個體的精神乃是對群體精神的一種新的深化和優化方式。到了後現代時代，人的主題雖然還有，但對人的主題的弘揚已然沉寂。這是一個解構主義的時代，他不再追求對人的存在和人的精神的再現，與其說他們看不見人的存在，毋寧說他們更重視人為什麼能存在，或者說人究竟能存在幾時？解構主義文學家，不再推崇崇高，不再營造理想，不再關心人的疾苦，甚至不再說明人的存在這個最基礎的事實，也不再把諸如人性、性以及各種心理分析，當作多麼緊要的事。他們解構人類，解構人生，解構理想，解構事實，甚至連文學本身也成為解構的對象．，他們對家庭、愛情、功名、事業、都有一套新的看法，這看法雖然不再是崇高的、偉大的、深刻的，或者是充滿智慧的，但卻有他自己的道理。解構主義無須宣言，也不需嚴格的邏輯，解構便是它的宣言，解構便是它的邏輯。這種邏輯其實就是後現代主義的邏輯，自然也是後現代思潮與文學藝術的邏輯。他們重視存在更甚於重視現實，重視語境更甚於重視存在，他們重視解構又更甚於重視語境。語境雖然是他們存在的依據，而這個依據終於也成為自我解構的一個工具。現代解構大師羅蘭。巴特著有《一個解構主義的文本》，文本中這樣描寫自己的戀情：也說不上是悲是喜，有時我真想讓自己沉浸在什麼裏麵。今天早晨（在鄉村），天陰沉沉的，又透出幾分暖意。我惆悵極了（卻又說不出是什麼原因），腦海裏掠過一絲輕生的念頭，但又沒有怨天尤人的意思（我並不想要挾什麼人），完全是一個病態的怪念頭，並不礙事（也“斷”不了什麼），隻是與今天早上的情調（還有寂寥的氛圍）挺合拍。還有一天，細雨霏霏，我們在等船；這一次出於一種幸福感，我又沉浸在同樣一種身不由己的恍惚中。常常是這樣，要麼是惆悵，要麼是歡喜，總讓人身不由己。其實也沒有什麼大喜大悲，好端端便會失魂落魄，感到沉醉，飄飄悠悠，身如輕雲。我不時地輕輕觸動、撫弄、試探一些念頭（就像你用腳伸入水裏試探一樣），怎麼也排遣不開。又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這便是地地道道的柔情。這情調頗有些古典主義的味道，然而，不是的，古典主義哪是這般光景；這情調又有些浪漫主義的風采，然而，不是的，浪漫主義哪有這般風格；這情緒還有些東方人的特點，然而，也不是的。他寫的是愛情，但這不是司馬相如與卓文君那樣的愛情，不是劉蘭芝與焦仲卿那樣的愛情，不是梁山伯與祝英台那樣的愛情，不是白娘子與許仙那樣的愛情，也不是賈寶玉與林妹妹那樣的愛情，甚至不是現代中國人所經曆的和正在經曆的一般意義上的愛情。這似愛而非愛，非愛而又有深愛在其間的情緒，確實有些似曾相識又有些未曾相識。這情調仿佛有些林黛玉的多愁善感，但沒有林黛玉式的環境與壓迫；這情調仿佛頗有些蕩婦思秋式的冷寂與惶然，但它並不缺少溫柔與愛意。然而他惆悵他徘徊，他有些不知所措更有些明知而故犯。有人說，這是物質生活達到相當滿足後的空寂，這是現代人無所事事的鬱悶與張揚。然而，現代人真的就無所事事了嗎？現代人——現代西方人走到了一個坎上，它們將為重新給人定位而煩惱，或因這煩惱而開拓出一個新的曆史時代。中國的曆史情況有所不同，中國古來缺少人文傳統，中國占‘代文明中最輝煌的一段，在於封建時代，最悲壯的一段也是封建時代，最沒落的一段還是封建時代。封建時代，多講民，少講人，講人也不講自由、平等。孔子雲：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見民的地位很是悲慘。又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民的地位更加悲慘。封建時代，平民百姓最沒地位，知識分子雖然有向上變化的可能，但人格同樣不完整，無論什麼人在皇帝麵前，人格都是不完整的，從而使皇帝本人的人格也不完整了。大家坐在蹺蹺板上，而且這是一個永難平衡的蹺蹺板，通常情況下，皇帝老子總是高高在上，一旦發生大變故，就要改朝換代，舊王朝分崩離析，新王朝依樣畫葫蘆。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改變2 000年舊習，始有同誌之稱。同誌一詞，在國民黨中已成時髦用語，在共產黨人這一邊更成為專用名詞。但既有同誌，必有敵人。所以同誌這個政治性很強的名詞，1949年前，惟黨內、軍內稱同誌，對於一般農村群眾，隻稱老鄉。1949年後，同誌成為泛稱，但又有特定的含義，尤其是在正式場合或者見諸報刊、廣播等新聞媒介。一旦去掉同誌二字，大半已成敵我矛盾。 “同誌”與否，非同小可。同誌似乎無關乎“人”的概念。其實不然，同誌即是“自己人”。能同道但不能同誌的則為“友人”，否則便是敵人。不僅同誌一詞如此，人民一詞也是如此。人民的反義詞是什麼？回答說，人民的反義詞乃“敵人”是也。這一點，毛澤東主席早有論斷。他說：為了正確地認識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不同的矛盾，應該首先弄清楚什麼是人民，什麼是敵人……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時期，一切讚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有同誌，必有敵人，講人民，又講到敵人，這理論在階級鬥爭特別激烈的時代原本有它的道理，所謂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和反動派是也。但進入新的曆史時期，社會矛盾已然發生巨大變化，人民的概念也應隨之發生變化。人民的概念應服從於公民概念。人不過是公民的總和，公民與公民間一律平等，他們既享有同樣的權利，又肩負同等的義務。把一部分——哪怕隻有0. 010_10的一小部分人劃為敵人或潛在敵人的做法已經過時。可憂慮的是，雖然改革開放已實行多年，而舊的思維方式還在。不但還在，甚而成為一種特別有害於改革開放的思維模式。一些人口口聲聲，總是人民不斷，為人民服務不斷，但其骨子裏並不是這麼回事。所謂拉大旗扯虎皮，包住自己嚇唬別人。人民其實不是虎皮，也不能恐嚇別人。他們的辦法，隻是拉“人民”做裝飾，包裝自己，欺騙他人。人民不是空的，人民是實實在在地存在的。人民公仆也不是空的，它也是有實實在在的內容的。惟其如此，我總覺得，凡可用公民的地方，則應將人民一詞改為公民，從而使它的定義更為準確。而人民公仆一詞也不宜亂用，很多大官，不但職高而且權重，不但權重而且從不把別人，包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放在眼裏，工人就是該為他開車抬轎的，農民就是該為他種穀種稻的，知識分子就是該為他老人家嗚鑼開道的，否則，便讓你好看。這樣的公仆誰能消受得起。人民公仆，不敢當，能當個稱職的現代化的公務員，就是中國公民的幸運了。公民與人民等值，凡人民所該得到的，公民就該得到，人民的自由便是公民的自由，人民的權利，便是公民的權利。公民與人民等價，凡主張為人民服務，而且還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心裏想著人民，行為為著人民，做夢都夢著人民的，那麼，他就該以同樣的態度，同樣的作風，同樣的精神，同樣的標準，去對待公民——對待每一位公民。公民與人民等價，凡不能施之於人民的，如謾罵，如惡諷，如打擊，如汙辱，如欺壓，如背叛，統統不能施之於公民。公民與人民等價，凡不敢不肯不願也不能與民為敵的，便不能與公民為敵。公民與人民等值，雖然公民可能是一群人，也可能一個人，但不管他是作為群體的存在，或是作為個體的存在，藐視公民，便是藐視人民；欺壓公民，便是欺壓人民。我們不是總在說，一滴水也可以映出太陽的光輝嗎？對一個公民的態度，反映的正是他對人民的態度，而且越是在這種個體表現層麵，還越能看出表現者的本質。然而，一定有不同見解，甚至有憤怒的指責；公民與人民等值，怎麼可能！難道一個人的價值，可以等於100人的價值，等於10 000人的價值，等於一個民族的價值嗎？反對者會高聲叫著，這不合邏輯，而且是反邏輯的。但我要說，在尊重生命，捍衛生命，保護人的一切權益方麵，公民與人民確實等值。你不要以為傷害了一個人，不就是一個人嘛，甚至於傷害100人，拿100人和12億比，隻不過是一個小到可以省略的零頭而已。這其實是一種很可怕的邏輯，這種邏輯有類於占希臘人的禿頭效應。沒問者說，掉一根頭發，等於禿頭嗎？回答說否。又問，那麼再掉一根呢？回答說，否。再掉一根呢？否。但否來否去，終於使掉發者成了禿頭。誣陷一個人，雖然看起來受害的隻是這一個，但它表達的性質卻是對人的公害。就此而言，公民與人民等價，傷害無辜，哪怕是傷害了一個無辜，也是傷害了人類。更可怕的邏輯在於，對於人的傷害，也講主流與支流，也講9個指頭與1個指頭。這是非常荒謬，而且十分可厭、可恥、町駭的。一個人和一億人比，當然是支流，10萬人和l億人比都是支流。但我們能說，因為這10萬人，隻不過占l億人的1%0，就可以像街頭賣火燒的算賬時使用的四舍五人法一樣的把他們舍去嗎？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比喻尤其不足道且又尤其可厭、可恥、可駭。中國有12億人，一個指頭就是1.2億人，1.2億人是什麼概念。它約略相當於1個俄羅斯，相當於2個法國，相當於8個荷蘭，相當於18個克羅地亞。反駁者會說，我講9個指頭與1個指頭，講的是成績與失誤，你不要張冠李戴。本人一介書生，豈敢張冠李戴。一個反右運動，錯劃右派55萬，錯劃者還要歡欣鼓舞，說是打擊了一小撮階級敵人的瘋狂氣焰，取得了反右鬥爭的偉大勝利。 “十‘年動亂”受傷害的人又何止幾千萬，傷人者依然大講“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說是大滅了一小撮階級敵人的威風，大長了十億革命群眾的誌氣。事實原本如此，抵賴更加討嫌。實際卜，任何傷害都是從具體的生命開始的。日本鬼子殺害中國人如此，法西斯殺害猶太人也如此。但你不能因此而認定，日本人殺害的隻是具體的中國人，而不是中華民族。這種邏輯乃是鬼子的邏輯。因為生命都是具體的，所以保衛生命也都是具體的。民主是具體的，幸福是具體的，自由是具體的，人權也是具體的。你不要說，我隻錯誤地關押過1個好人，因此，我隻侵犯了一個人的人權，而一個人的人權，能叫人權嗎？這種邏輯，混蛋得很。可驚可歎的是我們人類曆史上，從來都有兩種邏輯。一種邏輯是，不能保護個人，便不能保護整體，不能保衛每一個公民，就不能保衛整個民族。另一種邏輯是，為著整體的利益，可以而且應該甚至必須犧牲局部的利益。比如為著保證10萬人的安全，那麼，死去5萬人，可以，而且這5萬人的死是值得的，是應當的，是必要的。對後一種邏輯，我們即使從最好的方麵去理解它，那麼隻能把它算做戰爭邏輯。為著消滅10萬敵人，不惜犧牲5萬生命，或者為了保護10萬生命，寧可犧牲5萬人類。表麵看來，戰爭原則，自古而然。但是，這種邏輯在今天，同樣遇到挑戰。比如美國，它的一條作戰原則，是不能殺死無辜的平民的，或者說它不允許殺死與武裝反抗者無關的人。如果出現這種情況，馬上受到譴責，而且白宮還要為此做出解釋。一是不能傷害無辜，二是要盡量減少自己軍隊的傷亡，這兩條原則使得美國人的現代戰略與技術發生重大的變化，而這個方向顯然是合乎人類的文明方帝的觀念，是一切古來人類暴行者的觀念。不惟如此，現代文明的特點還在於越是對於那些無權無勢無錢無勇無關係無靠山，善良或者並不善良，溫順或並不溫順，有毛病有錯誤有不良行為乃至犯過罪惡的人，越要加以保護。有人說，真的社會文明，要去養老院，去精神病院，去福利救濟院，去監獄，方能看得更清楚，更具體，更形象，更生動。可惜的是，中國文化傳統，不習慣把眼睛往下看，更習慣於眼睛向上看。我們常常看見了英雄，忘記了大眾；看見了清官，忘記了平民；看見了行俠仗義者，忘記了默默無聞地為生活而奔波而勞碌而愁苦而掙紮的弱勢人群。中國人的這種脾氣，可說處處皆有表現。 《文彙報》曾登載一篇題為《中兩象棋差異論》的文章。棋雖小道，意義卻深，這文章寫道：中國象棋的最大特點，是級別越高的，出力越小。身為老帥，卻足不出戶，也看不出有什麼本事，隻是純粹地指揮（有時難免瞎指揮）。 “仕”隻能在九宮保駕，即使當個“三把手”的象，也僅在本方的地界上飛來飛去。倒是地位卑賤的車馬炮兵卒，還有些真功夫，被派出去拚命廝殺，最後落得死的死，傷的傷。因此我就想，中國象棋的發明者，必定是一位顯貴，或者幹脆就是一位皇帝，隻有他們，才能想出讓別人打江山．自己坐天下的主意。反觀國際象棋，雖然也有級別高低，但“王”、 “後”等子都有衝鋒陷陣的任務。副帥“後”更須帶頭廝殺。這確實發人深思，而且這文章寫得很有深意，也很有說服力。但對作者的一些猜測，我還有些不同見解。作者說，他猜想“中國象棋的發明者，必定是一位顯貴，或者幹脆就是一位向的。為著消滅敵人，不惜屍橫遍野，不惜傾家蕩產，不惜死掉一半中國人，不惜屠城，不惜殺死所有的生命，這不是現代人的觀念，而是日本鬼子的觀念，是入關的清軍的觀念，是漢武皇帝”。其實未必如此。顯貴與皇帝們既不肯去前線廝殺，動腦筋的事也是不肯或不屑做的。倒是一些頭腦靈空的奴才，肯於替他們苦想，為他們設計出滿足他們的貴族心理的遊戲方式。更可悲的是，中西象棋雖然都講等級地位，然而，西方兵卒的前途卻又決然不同。國際象棋的兵，自然也要充當炮灰，衝鋒陷陣。然而一旦義無反顧地衝到對方底線，馬上就可以變“後”，越級提拔，成為副帥。而中國象棋的兵一旦衝到對方底線，處境可就慘了，隻有任人宰割，客死他鄉一條路。中國人崇尚的是“將門虎子”，論資排輩。中國的士兵很難成為拿破侖。分析有理有據，令人賞心悅目。我想做的補充是，中國人雖講將門虎子，真正上陣拚殺的，多是沒有地位的人。中國的士兵雖然成不了拿破侖，但可以成為朱元璋，隻是他們一旦獲得成功，又要大開殺戒。這一次不是上陣殺敵，而是濫殺功臣——殺的全是昔日同生共死的自己人。3．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個人主義由此又聯想到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因為我們這一代就是受著這兩大主義的教導而長大的。但在今天，我認為有必要對他們的地位和作用做些新的闡釋。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本身沒有過錯，生於斯地愛斯地，生於斯民愛斯民，這有什麼不對的呢？但是要防止片麵化，即隻講愛國主義，隻講集體主義。甚至隻允許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在中國存在。實際上，不但要愛國，愛集體，還要愛人，愛公民。國家是由人組成的，現代國家是由公民組成的，不愛公民，何以愛國家，不愛每個群體的獨立組成人，有什麼資格說愛集體。如果說，因為愛國，就需要愛國主義，因為愛集體，就需要集體主義。那麼，愛公民，則需要人本主義。人本，人本，以人為本。人就是公民，公民乃國家之本，集體之本，文明之本，幸福之本。過去我們好講“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所敬重的一位前輩就反對此說。他認為，國家興亡，責在“肉食者”。他的這個觀念，很多人反對，很多人嘲笑，很多人不滿意，很多人認為他這是戲言。其實，他講得對。我們看中國的曆史，為國家興亡所拚命的常常是匹夫。而坑害這國家，把個好端端的錦繡江山弄得烏煙瘴氣的，卻是那些權勢者，特別是最高權勢者。正當袁崇煥在遼東英勇殺敵的時候，大明皇宮裏的皇帝卻在玩蟋蟀。正當嶽家軍疾渡黃河，準備直搗黃龍府的時候，大宋天子卻在想詭計。匹夫自有人心，匹夫義不容辭，而真正該負其責的權勢者們，卻總是站在匹夫的頭上，指手畫腳，指天畫地，甚至胡作非為，甚至濫殺英雄。中國人的天下從來沒有喪失在匹夫手裏，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有時——不是一切時候——確實是認錯了對象。講愛國主義，還要講國際主義，愛祖國，還要愛人類。馬克思說“工人沒有祖國”，他和恩格斯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工人沒有祖國，何來愛國主義？而且自19世紀以來，假愛國主義之名，行賣國主義之實，甚至假愛國主義之名，行法西斯主義之實，行軍國主義之實的曆史教訓，曆曆在目。稍有人心者，豈能忘記，豈敢忘記。講集體主義，又講個人主義。提到個人主義，有些人不免怒形於色，有些人又要心驚肉跳。其實個人主義並非西方文明的專利。集體主義講的是合作精神，個人主義講的是個人奮鬥精神，兩種精神不可偏廢。講到個人奮鬥，又有人怒形於色，還有人心驚肉跳。認為個人奮鬥全是資本主義貨色。其實，個人奮鬥並沒什麼不好，倒是以反對個人主義為名，行平平庸庸之實，甚而至於吃大鍋飯，躲在集體財富裏睡大覺，以至發集體之財，慷國家之慨那才是大禍害哩！但要說明，人個主義並非利己主義，個人奮鬥並非排擠他人.高中生要考大學，要考名牌大學，請問算不算個人奮鬥？科學家發明家申請專利，要取得報酬，算不算個人奮鬥？運動員要成明星，要奪取金牌，算不算個人奮鬥？藝術家要創造出極富個性，全然屬於自己的作品，算不算個人奮鬥？如此等等，如果這都不算個人奮鬥，高中生考學也算集體主義，科學家發明家要申請專利也算集體主義，運動員爭取金牌也算集體主義，藝術家個人創造也算集體主義，那就是集體主義的濫用。當然，我們不反對為中華崛起而讀書，而且認為那是一種偉大的品格。但我們也承認個人的價值，承認人們即使為自己的名譽與利益而奮鬥，也是完全正確的、合理的、無可厚非且理直氣壯的．，可惜，我們中國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最怕談到個人。我們常常不是為良心而生活，不是為生存而生活，而是為某種口號而活著。如果你問一個中國人，你為什麼活著？他可能會說為國家，為革命，為民族，為理想，為正義，或者為著什麼偉大的光榮的甚至空前絕後的有關全人類的目標而活著。但他很少會說為自己。因為為自己，這種目標未免太渺小，太齷齪，太沒麵子了。然而， “為自己活著”就真那麼不好嗎？為自己活著就真那麼容易嗎？為自己活著沒什麼不好，為自己活著也並不那麼容易。如果每個人都能為自己而活且活得很好，那麼，中國就不會有那麼多窮人，也就無需辦那麼多的希望小學了。町怕的是，自己活得不好，又不讓別人活好，別人活得好了，還要嫉妒，要憤怒，要拆台。這才是真正集體主義的悲哀，真正愛國主義的悲哀。實際上，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並非反對個人才能的發揮，相反，他們認為，個人才能的全麵施展，正是達到未來文明的必備條件。君若不信，讀一讀《哥達綱領批判》。其實，馬克思、恩格斯這樣的偉人，也是非常有個性的人物。他們有自己的鮮明特色，惟其有這樣鮮明的個人特色，所以馬克思主義才以馬克思的名字來命名。君若不信，請讀一讀《馬克思傳》。魯迅先生說： “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隻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這便是文化競爭失敗之後，不能再見振拔改進的原因。”本人才學粗淺，不知道該不該稱呼魯迅先生為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但我想這是一定的吧。但魯迅先生是最反對平庸的，最厭惡“庸名”的。他喜歡“個人的自大”，抨擊“合群的愛國的自大”，他認為“獨異”者大抵有“幾分天才，幾分狂氣”，而“合群的愛國的自大”者流，則隻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他說：他們自己毫無特別的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裏的習慣製度抬得很高，讚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倘若遇見攻擊，他們也不必自去應戰，因為這種蹲在影子裏張目搖舌的人，數目極多，隻須用的長技，一陣亂噪，便可製勝。魯迅先生講得何等深刻，何等一針見血。然而，這已經是70年前說的話了。難怪有人說魯迅先生若活到50年代，不知他老人家會成為右派呢還是會成為“左派”的偉大辯護者？但我想即使他生在今天，～定還會有很多站在明處或者暗處的攻擊者在，他們需要魯迅先生之名但害怕魯迅先生之實。有一位青年學子分解得好：三流的統治者，使天下不敢言而敢怒，如秦二世、崇禎：二流的統治者，使天下敢怒而敢言，如宋代諸帝；一流的統治者，使天下既不敢言且不敢怒，如康乾。農民起義者會選擇三流統治者的時代，知識分子會選擇二流統治者的時代，而一流統治者的國度裏，隻有一群忠實的太監在忙碌著。正在為現代化而努力，而勞作，而奮鬥，而改革開放的中國人，難道連一個個人主義都容納不下嗎？中國人重視個人主義的一天，正是市場經濟興旺發達的好時候。因為在特定的意義上講，個人主義代表的正是自由經濟所特別要求和渴望的自由精神。 ．4．人的地位——公民、法律、政府及其他人作為人，首先是社會的存在，因為單個的動物是無法進化為人的，人的進化首先是種族的進化。公民的社會性，不但一如既往，而且有更高的表現。換句話說，公民不是生活在真空當中，他將與各種社會現實社會存在發生關係，第一個大關係，即是公民與法律的關係。 (1)公民與法律公民首先應該是守法者，這一點毫無疑義。但公民不是法律的被動遵守者，他首先是法律的最終認定者，沒有公民的同意，任何法律都將歸於無效。這一原則，不但為現代文明所認可，而且為曆史經驗所證明。這就是說，即使處在沒有公民觀念的時代，如果這法律不能反映民情民意，不能反映社會進步的要求，那麼，它也將歸於無效——若不是它自動地改變自己，也會被反抗者以暴力形式取締。在中國，主動改變自己形態的最大的曆史成功，則是商鞅變法，以暴力改變法律的第一次偉大創舉，則是陳勝、吳廣起義。陳、吳起義，沒有取得成功。然而，卻構成了對秦法的致命打擊，因為這反抗，才為後來的劉邦、項羽打開了一條道路，才為大漢帝國的興起與強盛安置下第一塊基石。現代公民既是法律的確認者，又是法律的遵守者。古來的中國人，好講奉公守法。其實奉公、守法還不是一回事，現代人應該把這兩個概念分開，國家公務員既要奉公，還要守法。一般公民，守法而已，別無添置，別無關礙。現代公民的另一個必要的社會觀念是，凡法律未曾禁止的，全是公民的自由空間。這一點，同樣非常重要，而且與政府及一切權力機構的法律對應觀念不同。在西方，尤其是英、美等國，公民的法律行為遵守這樣的原則，隻要是你禁止的，我都有責任遵守，隻要是你沒有禁止的，就是我的自由。有人說，這種觀念，是鼓勵人們鑽法律的空子，從而．導致法律文件日益增多，因為法律隻消稍有紕漏，人們馬上蜂擁而入。其實，蜂擁而入的地方並不很多，惟有在有特別經濟效益的地方才有類似的情形，而這種情形自然也不會持久。自由經濟的特點，就是發展很快，而經濟的快速發展，總會帶來新的問題和新的機會，而這些新問題與新機會，並非都有特定的法律規定的，因此，它是不規範的。它既是不規範的，又往往是高回報的，於是，人們蜂擁而至，就發它一些小財甚或發它一筆大財。這當然也是一種不公平，於是公布新的法律，便把這種不公平引到法製的軌道上來，讓其成為公平的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樣的事情很多，所以聰明的南方人，就有遇到障礙繞著走的曆史經驗，雖然這經驗隻是一種特殊的曆史條件下的變通，但在那樣的特殊曆史條件下，確實給開明而開放的南方人創造了極大的效益。法律與公民的關係如此，而法‘律與政府的關係則恰恰相反。政府與法律的關係，應該是這樣的，凡法律不曾明確賦予的權利，政府便不能享受此種權利。否則，便是違法行為，應根據法定程序，予以必要的懲罰。比如，現在已泛濫成災的亂收費亂罰款，其實就是非法行為，對這種行為，應援引《行政訴訟法》予以懲罰，對這一點，我將在下一章中細加評說。(2)公民與權力機關公民與權力機關，首先是公民與政府的關係。這一點，前麵也有所涉及。現代政府毫無例外，都應該是民選政府，所區別的不過是直選與間接選舉。政府既為民選政府，就該對選民負責，這一點，是天經地義，不容有半點懷疑而且也是無可懷疑的。民選政府對選民負責，就中國現在的情況而言，是直接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從理論上說，也是對選民負責，因為人大代表是選民選出來的。那麼，人代會對於政府的所作所為，對於政府報告，對於政府機關，對於政府的方方麵麵，都有監督權利，都有否決權利，都有要求其做出說明和解釋的權利，都有對法定程序中的法定文件，同意與不同意的權利，都有要求罷免和任命政府組成人員的權利。前麵說過，武漢市人大曾否決武漢市政府關於再就業問題的報告，這隻是開了一個好頭。想當年， “十年動亂”結束未久，人代會上有些決議，出現了反對票，於是海內外報刊，議論紛紛。一個決議，多數人讚成，有幾個人反對，正常得很，就像感冒了要打噴嚏一樣正常，就像渴了要喝水餓了要吃飯一樣正常，就像1+1 =2 -樣正常，就像公雞要打鳴母雞要下蛋一樣正常。然而成了新聞。為什麼？因為，在極“左”年代尤其是“十年動亂”期間，一切政治現象都太不正常了。凡決議都要一致通過，誰不“一致”，就一致要準的命。這種情況，還說什麼“文化革命”，還說什麼史無前例，真真羞煞人也。由不正常而正常，自然成了新聞。但那不過是一個小小的開頭而已。實際上，所謂一致通過，除非特例，絕不可信，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或者是高壓的結果，或者是代表失職。高壓的結果，就該減壓，誰壓人就讓他一邊休息。代表的失職，便取消他的代表資格，你既不能代表你的選民，就該脫帽鞠躬，另請高明。公民大於政府，公民高於政府，政府要全心全意為公民服務。這一點，如果政府認識不到，那就是對自己職責的背叛。如果公民認識不到，則是對於自己的神聖的公民權利的放棄。但是，請注意，放棄公民權利的行為不僅是消極的，而且常常會造成巨大的曆史悲劇，公民不能在一切重大的問題上放棄自己的權利，正如一個人不能無端放棄自己的性命一樣。除去公民與政府的關係外，還有公民與執政黨的關係問題。公民與共產黨是什麼關係？應該說是服務與被服務的關係，誰是服務者，共產黨是服務者，誰是這服務的接受者，公民是接受者。一個故事，說延安時期，因為收繳公糧多了，農民有意見。有一次，雷雨天氣，一個大雷炸劈了一棵樹，一個農民就發牢騷，說為什麼不把毛澤東劈死。延安保衛人員知道了，要抓這個農民，毛澤東不同意。他讓他們去調查，為什麼這位農民有這麼大意見。結果，改變收糧方式，農民滿意了，對毛澤東也更加尊敬，對共產黨更加擁護了。正因為有農民的擁護，彭大將軍方以2萬之軍大敗胡宗南的20萬軍隊，共產黨人才用了3年的時間便打敗了國民黨軍隊。另一個故事，是說陳毅在江南打遊擊時，饑無食，寒無衣。有一次他到從前的一個堡壘戶家去，這堡壘戶堅決不給他開門。他說我是陳毅。你是陳毅也不給開門——殊不知，人家正因為你是陳毅才更不給開門。但陳老總不發火，他隔著門縫對這一家人說，以後有什麼問題，還可以去找我陳毅。這才是人民的領袖，這才是共產黨的將軍。如果不是這樣，而是吹胡子瞪眼，好嘛，過去紅軍人多，你就擁護紅軍，現在紅軍打了敗仗，門都不開了，連陳毅都不認識了。我們紅軍一時打不敗國民黨，還打不死你一個小老百姓。於是拔出手槍就把這“堡壘戶”給斃了。請問，這還能算共產黨人嗎？(3)公民與新聞輿論新聞是現代生活的精神食糧，一時也離不得，一刻也離不得。特別是對中國這樣處在改革過程中的國家，對於新聞尤其關注。表現在收視率上，中央以及地方台的新聞聯播節目，常常獨占鼇頭。文藝節目比不過它，教育節目比不過它，生活節目也比不過它。新聞重要，公民關心，而且公民也要上“新聞”，這又是現代文明的一大趨勢。如果問，誰是新聞的主人？正確的答案是：公民。公民是主人，主人要參與新聞的製作，做新聞的主角。越是開明的社會，越是現代化國家，公民在新聞節目和新聞媒體中占的位置越重，沒有公民，哪裏會有現代新聞。 但有一個隱私權問題。新聞輿論不能隨意對公民的生活或行為進行報導，否則，有可能會侵犯公民的隱私權。在我國，雖然對隱私權的規定還缺少必要的根據，但可以這樣理解，凡是公民不願意不同意公開展示的屬於他個人的內容，未經本人同意，任意刊載傳播，都是侵犯了公民的隱私權。不但有隱私權，還有肖像權，還有其他種種權利。公民權利不容侵犯，即使你是好意，對不起，因為你侵犯了公民權益，你就要道歉，你就有可能麵對法庭的調解，你就有可能為此付出相應的代價。但是這裏有一點要說明的，即對於公眾人物，不能援引公民隱私權或者別的個人權利法。因為你是公眾人物，所以你的行為，你的言語，你的麵貌，你的服飾，你的表演，你的社交，你的喜好，你的態度，你的飲食，你對公眾的反映，包括你的家事、情事、工作事，都可能成為新聞的熱點，都可能曝光，都可能引起社會的反響，既可能有積極反響也可能有消極反響。比如你穿得太奢華了，人們不高興，就可能批評幾句。你不要說，我穿我的，關你什麼事？這話站在普通公眾場上說來合情合理，但對於一個公眾人物而言，就可能不通。克林頓總統訪華，總統夫人的穿著十分講究，不同的場合配以不同的服飾。此事引起新聞記者的注意，專有評論講說此事，可見，公眾人物，即使吃穿小事，也並非全屬於自己的個人天地。尼克鬆總統喜歡中國的茅台酒，布什總統喜歡北京烤鴨，克林頓總統稱中國折扇為節能空調，而且來中國的總統毫無例外都要學習使用中國筷子，凡此種種，都為中美關係的改善增添了情趣。現代社會，名企業多，名人也多；古代社會，一個王朝，能有幾個名人，沒幾個。列入正史的，多數是官僚，但你官大，不見得在社會公眾中的影響就大。但上世紀30、40年代，有幾個人不知道梅蘭芳的，50、60年代，有幾個人不知道侯寶林的？沒幾個。 名人多是社會的寵兒，現在的影迷、歌迷、舞迷、戲迷多得很，一旦人了迷，飯不吃行，不為他所迷戀的“星”叫好不行。因為他是太愛這些心中的偶像了，可以說，沒有星迷就沒有星。星迷是“星”的宇宙。但公眾人物有了缺點或不足，也得批評。近日買了一本《給名人上課》，是一本以凡人身份專門“開導”、“教育”名人的書。被上課的名人有餘秋雨、張承誌、金庸、張中行、賈平凹、張藝謀、劉心武、王朔、王蒙、錢鍾書、趙忠祥、楊瀾、薑文、葛優、倪萍、劉曉慶等20來位。上課的內容未必全新，也未必全對，但未必全新全對不等於沒有啟發，沒有新意。起碼說，給名人上課，對名人不但絲毫無損，反而大有好處。對公眾人物，有表揚，也有批評，甚至有時人們氣憤了還要加上幾句惡罵．，比如NBA籃球賽場上的“野牛”皮篷，就對公牛俱樂音部的老板大為不滿，憤怒之下，語言大不好聽。但那沒什麼，本來嘛，人家為俱樂部做出這麼多這麼大貢獻，你對人家的態度人家很難理解，罵你幾句，有何不可！文明時代，限製總是針對權勢者的，無權無勢無錢者，盡可放言無忌，所謂“言者無罪”，而有權有勢有錢者便該“聞者足戒”。(4)公民與“單位”計劃經濟條件下，單位——不管是企業單位還是事業單位——就是你的家，沒有特殊情況，一人家門，再難分離。很可惜，這不是一個快樂之家，而是一個煩惱叢生的家。計劃經濟講的就是計劃，讓你幹什麼，你就幹什麼。你是學化學的，可能讓你當人事科長；你學物理的，可能讓你做政治工作；你是轉業的軍官，可能讓你做業務領導；如此等等。業務不對口，已是大問題，但即使業務對了口，又不見得有事情做。做什麼事，全憑計劃，沒計劃到你學的專業那裏，那麼，你苦讀10年，等於白費。 “文革”期間，我在北京市某區教育局認識一位留學生，物理專業，人是極好的。學問自然沒的說了。但背後總有人議論，說他性格有些怪，而且正在和老婆鬧離婚。他本人也總是神情漠漠，若有所思的樣子。現在想來，這都是環境使然。一個留學有成，而終於學無所用的人，難免漠漠，難免不快，難免性情有些奇怪。不是人家的性情奇怪，是奇怪的社會環境扭曲了人的精神。一人單位，已不可出，除非升遷，再無出路。於是升遷成為大問題。但中國人最忌諱升遷二字，你是科長，如果有人問你想當處長嗎？你一定要說不想當。否則，便是你有野心，有野心者，豈能讓你升遷？不但不能升遷，反而連名聲都壞了。北京人管升遷叫升官兒。官字後麵要加“兒”化音，好像有些看它不起的意思，而骨子裏什麼貨色，正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然而，能升官兒者，能有幾個。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升官兒，真有點像古代知識分子的科舉之路。 “自古科舉一條路”，升上去是你，升不上去就不是你了。或者說，升不上去是你，升上去就不是你了。隻有這一條路，卻有千萬個人，你擠我搶，你搶我擠，於是出現“窩裏鬥”。中國人好“窩裏鬥”，並非我們炎黃子孫天生劣種，而是不合理的文化環境扭曲了人心。市場經濟則反其道而行之，市場要你自由，市場給你自由。中國人把經商稱為下海，真可謂妙言一句值千金。其實，市場經濟本身就是大海，凡下海者，都有自由，同時，也須有遊泳的能力才行。市場經濟需要自由，公民更需要自由，公民不但是市場經濟的主體，而且是自由的主人。而這裏講的自由，內容很多，以最概括的方式表述之，也應包括三個基本方麵。第一，擇業自由。擇業自由，來之不易。擇業之妙，妙在其擇。擇即選擇，你可以根據自己的專業，自己的愛好，自己的興趣，自己的專長去任意選擇自己的職業。這種自由選擇，不但為擇業者提供了更多的機會，而且為市場經濟注入了極大的活力。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一個大成績，便是用極短的時間，創造出深圳這樣的特區城市。深圳的成功，很重要的一條，便是自由擇業。深圳以自己獨特的地理位置與政策環境吸引了多少有才華有抱負的青年人，而這些千裏迢迢來深圳的青年人又為深圳的興起提供了無窮的精力、智力、資力和創造力。設想如果沒有深圳，則這些機會不會在如此多的大陸人麵前出現，而沒有擇業自由，則即使有這些機會，也與沒有一樣。由此想到現在困擾幾千萬中國國有企業職工的下崗問題。下崗不是好事，下崗即使不等於失業，也等於大半失業。但壞事可以變做好事，下崗雖是不幸，能二次創業——自由擇業則是好事。過去在國有企業一幹就是十幾年，幾十年，幹老了骨頭，幹白了頭發，一生所係，回報不多。今日麵對失業，難免內心大不平靜。但是，從保守方麵講，下崗已是現實，隻能麵對現實。從積極方麵講，既然已經下崗，便以自由的姿態去尋找自己的事業。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