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市場經濟與政府
市場經濟要求小政府，然而，中國政府龐大既久，能小得下來嗎？小政府是中國之福，就是赴湯蹈火，也非讓它變小不可。相對於中國數千年古代文明而言，政府是一個新名詞。封建王朝，隻有朝廷，沒有政府。當然，你也可以說三省六部就是政府，明代的輔臣製就是政府，清王朝的軍機處就是政府。但這隻是一種類比，類比當不得真。真的現代概念上的政府，始於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取消了帝製，實現了共和。辛亥革命盡管沒有取得完全的勝利，但能取消帝製已經是巨大的曆史貢獻。現代概念上的政府還遠遠不是現代化政府。現代化的政府必然以現代化社會為基礎，沒有現代化作基礎，當然沒有現代化政府。這是其一。現代化政府隻能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政府。而市場經濟在中國，不過剛剛開始起步，其政府的現代化過程同樣剛剛起步。這是其二。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首要任務，是改革開放。現在看來，改革開放，任重道遠，而改革未成，開放未成，則表明現代化道路十分漫長。這是其三。 這三大根據給我們的啟迪是：中國政府的改革任務還很重很重，中國政府現代化之路還很長很長。不要說現代化政府，即使是適應市場經濟基本需要的政府，也應該滿足下列基本條件：首先，它應該符合“大社會、小政府”的社政原則；其次，它應該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高效要求；再次，它應該符合現代政府的廉政標準；又次，它應該達到基本的現代化規範。1．“大社會、小政府”要求政府必須完成其“小”中國曆史雖然悠久，但中國曆史上極少小政府。大約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絕少有小政府出現。究其原因，一是農業自然經濟要求專製，而專製政府必然是龐大的政府。二是中國古代出於實行中央集權製的需要，中央既要集權，必然要配之以相應的管理實力，相應的組織形式。沒有相應的管理實力，不能達到集權的目的。這裏講的管理實力，不僅是軍事實力而已。但要以強力控製這樣大的國家，軍事力量顯然是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大凡中央集權成功的時代，都是中央能夠牢牢掌握軍隊的時代。反之，一旦軍隊脫離中央政權的控製，很快出現軍閥割據的局麵。現代國家，軍隊均走職業化道路。但是中國古代史上，所謂軍隊職業化道路實乃聞所未聞，又是絕不能有所耳聞的奇事。軍隊的歸屬，隻有兩端，或者聽命於中央政府——忠於皇帝，或者聽命於地方——地方軍閥勢力。前者乃封建王朝求安之道，後者乃封建王朝禍亂之始。軍力而外，還有財力、物力、人力。財力同樣歸中央所有，地方一富，便容易與中央政權分庭抗禮。所以越是強盛的時代，中央的控製越嚴。嚴管而能用，是封建時代理財的最高理想。嚴是中央政權控製的目的， “用”是中央政權保證統治的手段。地方負責向中央交納稅賦，有了困難則向中央請求救助，中央收取稅賦，就是管，合理支出稅賦就是“用”。能管能用，自然是最愜意的財政管理。不但管錢，尤要管土地。土地乃國家之根本，耕地乃社稷之命脈。土地管理權本質上屬於王朝，而王朝的代表惟有皇帝一人。但在具體使用上，又要堅持人人有其田的原則，遺憾的是土地的流動，卻又勢不可免。封建時代，最可怕的事情，莫過於土地兼並，而最難於製止的事情也是土地兼並。這個問題解決得好些，則這王朝便可興旺發達，否則，必定很快陷入困境。土地是國家之本，國家嚴格控製土地，乃是其政權最重要的使命。還有對人力的控製。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下的老百姓都是皇帝的臣民。所謂“愛民如子”，正是開明皇帝的最高品性。愛民與愛土結合起來。便成為曆代封建統治者最基礎的方針。愛土則國家可安，愛民則國家可強；土地不失，則人民安定，人口不失，則國家興旺。很可惜，這個邏輯常常隻是一種理想，而不是長治久安的現實。封建大政府不但需要實力，尤其需要相應的政治製度與管理體係。中國曆史上，商鞅被稱為中國政治家中第一人，就是因為他為秦王朝統一各國確立了成功而有效的國家管理體製。秦始皇繼承和發揚這一傳統，實行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等國策，同時確認三公九卿製和郡縣製。三公九卿是保證皇帝絕對權威的中央機構，郡縣製是保護中央集權的國家管理體製。這體製如此重要，一實行便是2 000年。秦王朝雖然命短，它創立的國家管理體製卻風行千年而無大變。因為中國自秦以後，2 000年封建文明，其基礎都屬於農業自然經濟形態，2 000年政治都屬於中央集權製下的社會文明。中間雖有波動，不能衝破這基本框架，以至於黑格爾老人要說，中國的曆史從本質上可以說沒有曆史。中國古代文明，隻有大政府、小社會，沒有大社會、小政府。政府之大，決定了社會之小，社會之小又縱容了政府之大。其發展結果，是社會上沒有任何一種力量可以與權力機構相抗衡。小農業無力抗衡，商業更加無力抗衡。中國古代商業的命運，正所謂紅顏薄命，雖有一時之嬌，終難長足發展。農、商之外，更沒有任何一種力量可以發揮抗衡性作用。不能抗衡，必然失衡，而失衡的社會，若非無政府社會，必定是專製社會。中國古代曆史上沒有無政府主義，即使分崩離析的時代，也隻能變化為幾個甚至十幾個更專製乃至凶暴無治的小政權，分崩離析的時代，沒有無政府主義，隻有專製主義。而專製社會的發展特點是，小社會日益其小、其貧、其亂，大政府反而日蓋其大、其貪、其奢。自秦漢以後，中國的曆代政府幾乎沒有一個能夠超越這個發展規律的。不論漢、唐、宋、元還是明、清政權，盡皆如此。初時官員尚少，隨後急劇增加，直到王朝政權機構擴大到使社會無法承受的時候，或者出現某種改革，或者便將這王朝的大廈，忽喇喇壓碎在龐大的機構之下。而所謂的改革，也很難徹底，隻不過使這王朝又苟延殘喘一些時日而已。所謂中興雲雲，十有八九，全是鬼話。封建時代，王朝更迭，周而複始，權力機構的膨脹，始終是一個無法解決的頑症。到了最後，連改良也救不了它的命了。命已如此，隻能革命。於是辛亥革命爆發，封建王朝壽終正寢。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權力的性質發生巨大變化，然而計劃經濟體製，決定了中國的社會組織形態，依然是大政府小社會。而且，計劃經濟體製下的政府之大，更是空前絕後，而社會之小，則依然舊貌，變化無多。尤其可憂可慮的是，雖然自1978年至今，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已經20年之多，但政府機構與國家各種權力機構的轉變卻仍然滯後；在舊體製下形成的龐大狀態沒有從根本上得以改變。 那麼，中國的政府機構究竟有多大，下麵的數字似乎可以說明問題。從全國人口和政府吏官的比例看：漢代：7945:1；唐代：3900:l；元代：2600:1；明代：2900:1；20世紀50年代初期：297:1；1994年：40:1。現在中國政府官員的比重之大，已經相當於20世紀50年代的7.5倍，相當於明代的72倍，相當於唐代的97倍，相當於漢代的198倍。所謂不比不知道，一比嚇死人。官員比例之高，令人瞠日結舌。以“廣東某縣最新的幹部花名冊”為例，“其部委局辦共73個，正副職領導508人，其中，縣委辦公室主任1正14副，縣政府辦公室l正13副。建設局與人事局的局長分別為l正9副。在這個處級縣中，科級幹部近l300人，其中，縣紀委與組織部這樣的副處級單位，科級幹部分別為25人和19人；縣口岸辦公室共有編製9人，正副主任就有7人。”難怪當時的廣東省省長盧端華要說： “不再需要什麼觸目驚心的事實，這組數據足以證明機構非改不可。”實際上，這種情況，並非廣東才有，可以說，這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隻不過有些問題已引起社會輿論的注意，更多的情況，不為社會所了解罷了。 《經濟參考報> 1998年4月26日刊出王蜀江的文章說： “一個縣級市有多少正副市長？15個。”一個縣級市，就有15個正副市長，而“為了適應15位正、副市長們的需要，這個市政府辦公室配備了l 1名正副主任，l7輛小轎車”。非但如此， “這個市114個正科級單位中，黨政機關就有84個。全市吃皇糧的達2. 28萬人。去年市財政支出人頭費、辦公費、會議費、業務費、醫療費等1. 34億元，占r全市財政收入的一半以上。”難怪市領導說： “現在日子越過越緊，連行政幹部的工資也難以按時發放了。”更令人驚駭的是，現在下崗職工很多，國家經濟改革遇到極為嚴重的困難，然而，吃皇糧的人卻在迅速膨脹。據《南方周末》的一則統計說，到1997年6月末，雖然全國城鎮職工人員有所減少，而“擁有3 558萬人在職人員的機關事業單位職工人數卻在膨脹，比1996年增加135.2萬人，增加的人數幾乎相當於國企減少的126.9萬人還要多。”麵對這樣的數字，我——以及和我一樣的中國人，不知道該怎樣表示自己的憤慨！大政府，不但表現為機構之大，尤其表現為職能過大。而政府職能過大，既是大政府的最重要的表現，又是造成大政府的最重的原因之一。計劃經濟，政府無所不管，大到國家事務，如軍事、外交、經濟建設，小到居民生活的方方麵麵。極端的時候，幾乎沒有什麼東西不計劃的。油要計劃，沒油票不能購油；蛋要計劃，沒副食本不能購蛋；糧也要計劃，沒糧本沒糧票不能購糧。政府機構既已龐大，權力形態尤其龐大，於是形成三大管理後果。一是突擊式管理，二是官僚式管理，三是反複折騰式管理。所謂千條江河歸大海，沒權隻是一場空，隻不過這海裏沒有多少水就是了。所謂突擊式管理，是計劃經濟的必然結果。中國這麼大，中國的事這麼多，不是任何一個政府可以包辦的，要淪治國才能，即使像周總理這麼精明偉大，這麼精力過人，這麼富於仁者之心智者之心的人，到頭來，也隻能累白了頭發，累垮了身體。因為這種政府職責是不可能完成的。 “知其不可而為之，悖也。”雖然悖也，還偏要執行。沒別的辦法，隻有突擊一法似能勉強維持。所以在我們中國內地，幾十年來，最擅長的乃是突擊運動。打掃衛生，要突擊；慶祝節日，要突擊；生產指標，要突擊；重大工程，要突擊；以至於打擊罪犯，更要突擊；縱無突擊之名，必有突擊之實。什麼事都講突擊，突擊不是好辦法，於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你突擊我就應付，正所謂： “你進我退，你退我進，停停打打，打打停停”。其結果，受害的還是中華民族。平日無所作為，突擊時要拚老命，於是產生忙閑不均，權力移位。而且突擊式管理雖解一時之渴，終成不治之症。到頭來，成了形式主義，編假造假說假話，竟然成為社會風光。所謂官僚式管理，既有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一個縣長，管理全縣的計劃，他怎麼管得過來。你即使有本事請包拯再世，他也管不過來，海瑞重生，還是管不過來。美國人說小羅斯福是最有管理才能的人，但你請他來當一名中國的縣長，他準當不好一一雖然他當總統當得很有成績，這不是說中國的縣長比美國總統還難當，而是計劃體製或計劃體製式的包辦作風，是任何人也不能勝任的。縣長管不過全縣的事來，於是便把責任分給副縣長。副縣長少了還不行，於是多增編製：副縣長各人管一攤，還是管不過來，於是增加職能部門。職能部門的首長同樣管不過來，於是又增加副手。如此循環往複，上麵增，下麵也增，下麵增上麵還是增。你不但要管自己的事，上麵還要加給你事，而且上麵的事沒有一件是小事。反倒老百姓的事，‘沒有一件是大事。於是七加八加，加成了官僚主義。官僚的“計劃”，任何人也管它不了，f脆給你來個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事本來就難辦，加上官僚主義，更是難上加難。然而無官僚也不行，都像周總理那樣行嗎？不用說中國沒有這麼多傑出的人物，就是有這麼多傑出人物，你能要求他們個個都隨時準備著把命奉獻出去嗎？所謂反複折騰式管理，即機構大了，官僚主義必然成風，於是開明的管理者不高興，要求改變狀態。怎麼改變？精兵簡政。權力大了，又要產生官僚主義，開明人士見了，同樣不高興，要求改變現狀。怎麼改變？還是精兵簡政。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也曾多次精兵，反複簡政，但多次簡政，都達不到目的，因為計劃經濟的體製沒變，計劃經濟的管理權力未變，計劃經濟時代的運行機製未變。所以減了又增，增了又減，這樣的精簡，自上世紀50年代初到1997年，共進行了七次。就是政府改革未能真的轉變職能，結果隻能是越走越遠，或者是換湯不換藥。但是大社會、小政府的目標一定要實現。不實現，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就可能夭折。現在看來，影響權力機構改革的，主要是權力機構本身的問題。因此有人說：政府總不改革，就會有別的力量來改革政府。5年以前，1998年中央政府確定改革目標，國務院部委從40個削減為29個，轉變職能，真正實行政、企分開，國務院各部、委、局人員減少一半。減員任務一年到位，三年完成。國務院的這個改革方案，受到人大代表更受到全國人民的廣泛支持，同時也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好評。現在不但三年過去了，五年部過去了。機構改革方案有的任務已經完成，有的任務尚未完成，至少職能轉變這一任務還沒有完成。精簡機構，縮小編製已殊為不易。記得1998年時，市委副書記一般隻有2-3人，現在有的地方則增加到5-6人。書記增加一倍，不知其意何在？但更重要的顯然是轉移職能。職能不轉變，仿佛山中的猛獸，海中的鯊魚，一隻也是吃人，十隻還是吃人。大社會，小政府，是一條必然的社會發展之路。重要的是，真正腳踏實地地向這個方向堅定不移地走下去。堅持數年，必有好處=持之以恒，國之幸矣，民之幸矣。2．政府職能：高效政府，服務政府政府職能包括經濟職能和社會職能，這裏主要講它的經濟職能。現在迫在眉睫的任務，仍是政企分開。給企業以真正的完全的自由，讓它們在市場經濟的大海中去爭相競渡，各展其才。但這不是說，政府從此便與經濟沒有關係了，便與企業沒有關係了。這不是說，大衛?索羅先生的名言“最好的政府是完全不管事的政府”就可以成為政府的座右銘了。事情絕非如此。政府應該也必須與企業分開，但不能與經濟分開。首先是政企分開。政企分開，勢在必行。然而，難。一是難在思維方式上。但這並非說，大家講政企分開全是違心之言，嘴上說分，實際上不想分。並非如此，至少並非全然如此。更多的情況，恐怕還是思維定勢，而思維一成定勢，要改變就不容易。過去習慣找領導，領導是自己的靠山，有問題，不找領導找誰。況且說，幾十年時間，已經形成的上下左右關係，熟門熟路，不是說分開就可以分開的。這頗有點像孩子斷奶的味道，雖然已經具備條件，但在心理上總有些情結難解。而且這種思維定勢的改變，並非一方努力就行，非得各方共同努力才行。二是切身利益問題。切身利益更勝過思維定勢。有什麼利益呢？人的利益，錢的利益，關係的利益，都有。人的利益是指廠長、總經理的任命權大多數還控製在上級機關手裏。政企分開，人沒分開，人家不任命你，你再有想法也是白搭。人家既然可以用你，也可以不用你，用與不用，又沒有科學的剛性的程序與標準。所以有人說，烏紗帽就拿在上級機關——主要是行政機關手裏，要戴也在他，要摘也在他，不摘不戴，讓你難受也在他。這般厲害，誰不緊張？錢的關係，主要是貸款。上級機關出麵幫助找貸款，這在中國，尋常事也，而且大部分情況下，一找準行，市長出麵請求貸款，銀行很難不給麵子，不能多給也得少給，就是少給也強似不給。這種事，有上級機關幫助，可說輕而易舉，沒有幫助，也許就比上天還難。除去貸款還有還貸款。貸款到期不還，銀行自然緊張，但有政府出麵，問題便能解決——至少可以拖他一年半載再說。這等事理，不免讓國有企業的廠長、總經理對上級機關特別是上級首長，有些情意綿綿，戀戀不舍。還有關係問題。關係在中國可說異乎尋常的重要。有一個關係，可能就多一扇方便之門，少一個關係，這門就少了一扇。少一扇門，那得有多大損失。比如一個商廈起火了，安全門一開，便是生路一條。反之，當此命懸一錢之時，安全門偏偏關上了，您說怕人不怕人。關係常常就是資金，就是職務，就是前程，有沒有關係，在我們中國人這裏，簡直就是性命攸關。政企不分，則中國的市場經濟絕無出路。政企分開，又方方麵麵，難於適應。其結果，便成為“雷聲大，雨點小”，隻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政府與企業一定要分開，但政府與經濟卻不能截然分開，不但不能截然分開，而且還負有重大的責任。這種責任，用凱恩斯經濟學的觀點，就是國家幹預。自由經濟的本意，是國家不幹預經濟事務，而自由經濟的弊端，要求權力機關必須做出某種幹預，這是自由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也是市場經濟走向成熟的表現。 那麼，政府要對哪些經濟事務進行管理？大體說來，可以分為8個方麵。(1)製定經濟計劃，監督經濟計劃的完成情況計劃經濟不好，經濟計劃很好。不管哪種經濟類型，或者是哪種發展水平，政府都應有一套切實可行的經濟計劃。經濟計劃，可以說是一種極重要的社會規劃，它是一個藍本，有這個藍本，國家、企業、公民都有所參考，有所遵循。可以更好地協調各種經濟力量，在可能限製內，增加自由經濟的自覺性。一些重大的經濟計劃，還有更為重要的經濟價值，比如現在在全世界範圍內興起的知識經濟，比如支持知識經濟迅速發展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設，比如西部大開發，隻靠經濟實體去做，不但有困難，而且風險大。政府出麵，製定相應的計劃與政策，正其時矣。知識經濟的興起，無論對發達國家還是對發展中國家，都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曆史機遇。(2)關注價格，保護價格市場經濟，價格波動是正常反映，但劇烈波動則後果嚴重。反映在股市上，一天之間，便有天地之別，士未別三日，便有對麵相逢不相識的感覺。因為股市磨人，不但能改變人的心理而且改變人的形象。股市、外彙市場如出現大的波動，國家就要幹預。自羅斯福新政以來，特別是“二戰”結束以來，西方國家都有幹預股市、彙市成功的先例。不幹預則“兩市”可能泛濫成災，一幹預又可能化險為夷。不但股市、彙市，一般市場物價也是如此。像美國、法國這樣的國家，對於農業價格都有長期的保護措施。對於我們這樣的國家而言，國家對物價的適度調控，不但十分自然，而且十分必要。(3)調整利率，防止經濟發展過冷過熱利率與經濟的發展速度關係最為密切，利率高則存款上升，投資水平下降。反之，則投資水平上升。經濟過冷，就會出現萎縮。一旦萎縮，便出現結構性消極反應。不但失業人數增高，而且市場走向蕭條。不景氣現象不但影響經濟本身，而且有害於整個社會的健康氣氛。於是調低利率，刺激投資。利率一低，存款人覺得存款不如投資，以此啟動投資市場。如果出現相反的情況，經濟已經一熱再熱，熱的成了泡沫經濟，這時，就該提高利率，配之以其他手段，使過熱的經濟降溫。經濟過熱，表麵繁榮，但這繁榮並非好事。而經濟人處在熱潮之中、愈熱愈不嫌熱、愈不怕熱，因為這熱常使他們取得更多的利率。然而，這種繁榮卻是一位麵帶甜蜜微笑的殺手，熱度一旦降溫，馬上形成大害。此時如國家出麵於預，則是最好的甚至是惟一可以行之有效的方法。(4)征集稅收，調整稅率稅收是國家的財政保障。市場國家，稅多則富，稅少則窮，有稅則生，無稅是死。但稅率的高低，卻有大學問在其中矣，、稅率太高，必然影響經濟的發展，甚至會出現企業外遷，資金外流。比如美國現行所得稅率不低，一些巨商便放棄美國國籍，加入所得稅稅率較低國家的國籍。稅率高低，與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有最直接最密切的關係。所以，一個國家一旦在經濟上出現全麵性困難，調整稅率就成為首選之事。(5)管理醫療保險等社會福利事業社會福利，不能全依賴於國家的供給，還要建立更完備的網絡。同時研究它的市場規律與前景。比如通過各種保險方式使之得以完成和改善。但無論如何，國家總是保證社會福利穩定和不斷提高的一個特別重要的方麵。比如，市場經濟條件下，失業是一個無法根本避免的問題，零失業率隻是一種理論，它出現的兒率——如果不能說絕對沒有的話，必定很低。失業問題，由誰解決，企業不能完全解決，失業者本身也難於完全解決，那麼就要國家製訂相應的政策，提供必要的幫助。現代國家的一項神聖職責，就是管理那些別的社會組織與個人，不願管不肯管管也管不了的問題。(6)負責教育以及一些基礎性科學研究的健康發展’教育是個費錢的領域，但它難於直接創造收益。而普及義務教育又是現代文明的基本標誌，前麵引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對此都有明確的規定。教育不賺錢，企業不願管，也沒能力管，那麼，隻能由國家去管。科研可以進入市場，專利產品還有大市場，但基礎研究，正如教育一樣，隻有巨大的間接經濟價值，沒有直接的經濟效益。但基礎研究十分重要，沒有基礎研究，科技發展至少處於不完整狀態，甚而至於會出現巨大的發展障礙。這些項目，也隻有國家才有能力管的。(7)管理環境汙染，政府責無旁貸環境汙染已成為世界性大問題，而且危害極大，影響更大，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經濟落後，汙染也輕，說起西方的汙染，不免露出些得意的神情。但近20年，經濟發展很快，汙染“發展”更快，有些已造成災難性損失。治理汙染，不是哪家企業或哪些企業可以勝任的，也不是僅僅依靠公民的自覺努力可以完成的，其基本責任，屬於國家。(8)其他應由政府負責的事宜什麼是其他應由政府負責的事宜，用逆向思維的方式表示，就是一切不能由企業或個人負擔的經濟責任和社會責任，都應由國家來負責。這好比一個傳統的家庭，凡沒有明確分工的家務，隻能由這個家庭的家長來負責。你不能說，凡沒人管的事，便不去管他。殊不知，很多事，你不管他，他要“管”你。比如一個好好的家庭，沒有驅虎打狼的職責，但狼也許會入室，怎麼辦呢？沒這職責，也隻能添上這職責。狼入室，便該打狼，虎入室，便該驅虎。政府是整個國家的管理者，你是管理國家的人，任何紕漏都要找你的。大家找你，你隻有責任把這些沒頭沒腦的事辦好，卻沒有權力去推脫。如果你以為自己不能戰勝任這任務，那麼請讓出位子，由別人來幹好了。上述八項內容，都是政府應該管的，這些內容中，有些本身就是經濟事務，有些則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政府在履行這些更大的社會職責時，可說千斤重擔，擔在雙肩之上，而且隻能做好，不能搞壞。政府不是企業，政府使命的特性就是沒有退路的。企業經營，贏虧乃商家常事。政府不行，如果它失誤了，其後果將是極其嚴重的，甚至是災難性的。比如東亞的金融危機，雖然原因很多，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的失誤。政府如果不失誤，為什麼銀行會有那麼多的呆賬？以日本為例，它已經是公認的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但日本銀行的壞賬之多，在發達國家中也是絕無僅有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日本政界與錢界的不透明運作太多。其結果，是害了日本銀行，也害了日本政府，更害了大和民族。政府的經濟職能日益重要，其責任也隨之日益重大，這就要求政府應成為高效運作的政府。對於宏觀經濟中出現的問題，要及時、適時、準確科學地做出反映。比如中國的經濟發展，自1978年來一直處於高速增長水平，高速增長的原因，不外乎刺激消費、增加投資、外資投入三大領域。過去實行多年的計劃經濟，人民生活水平處於處處短缺狀態。消費一事．雖無刺激，但很旺盛。比如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的居民家庭中，彩電十分少見，一旦打開市場之門，馬上成為消費熱點。又如1997年前，北京市安裝空調的家庭還很不普遍，但1997年夏季一場大熱，使京城空凋脫銷。管你什麼牌子，隻要上市，不消三日、五}{便會銷售一空。但從總體上看，從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的商品市場已形成買方市場，如何肩動買方市場，增加有效需求，則成為中國政府麵臨的一大課題。還有投資。投資太慢，則經濟發展會發生阻滯。投資太多太快，則有可能形成泡沫經濟。泡沫經濟的後果嚴重，因此不能不引起政府的重視。總的說來，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不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高。不高是壞事，也是好事。好就好在，因其水平不高才需求旺盛，或者說才有巨大的潛在力量。隻要看準市場需求方向，加大投資必有好報。政府幹預市場，事關重大，需要高度的負責精神，更需要一套科學決策程序。現代經濟早已不是政府可以“大撒把”的時代，也不是靠政府首腦單方麵獨自決策的時代，拿破侖憑自己的智慧就能打幾十個勝仗，但艾森豪威爾必須依靠他那龐大、精細而又能高速轉換的參謀部才能完成自己的曆史使命，海灣戰爭無疑需要更係統而有效的指揮係統與後勤保障。伊拉克戰爭更是如此。這不是現代人的智慧少了，而是科學技術的發展水平決定了這已經不是一個個人英雄的時代，而是信息高速發展的時代。把這些沒頭沒腦的事辦好，卻沒有權力去推脫。如果你以為自己不能勝任這任務，那麼請讓出位子，由別人來幹好了。上述八項內容，都是政府應該管的，這些內容中，有些本身就是經濟事務，有些則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政府在履行這些更大的社會職責時，可說千斤重擔，擔在雙肩之上，而且隻能做好，不能搞壞。政府不是企業，政府使命的特性就是沒有退路的。企業經營，贏虧乃商家常事。政府不行，如果它失誤了，其後果將是極其嚴重的，甚至是災難性的。比如東皿的金融危機，雖然原因很多，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的失誤。政府如果不失誤，為什麼銀行會有那麼多的呆賬？以日本為例，它已經是公認的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但日本銀行的壞賬之多，在發達國家中也是絕無僅有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日本政界與錢界的不透明運太多。其結果，是害了日本銀行，也害了日本政府，更害了大和民族．政府的經濟職能日益重要，其責任也隨之日益重大，這就要求政府應成為高效運作的政府。對於宏觀經濟中出現的問題，要及時、適時、準確科學地做出反映。比如中國的經濟發展，自 1978年來一直處於高速增長水平，高速增長的原因，不外乎刺激消費、增加投資、外資投入三大領域。過去實行多年的計劃經濟，人民生活水平處於處處短缺狀態。消費一事，雖無刺激，但很旺盛。比如2()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的居民家庭中，彩電十分少見，一旦打開市場之門，馬上成為消費熱點。又如1997年前，北京市安裝空調的家庭還很不普遍，但1997年夏季一場大熱，使京城空調脫銷。管你什麼牌子，隻要上市，不消三日、五日便會銷售一空。但從總體上看，從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的商品市場已形成買方市場，如何啟動買方市場，增加有效需求，則成為中國政府麵臨的一大課題。還有投資。投資太慢，則經濟發展會發生阻滯。投資太在這樣的時代，獨斷專行，我行我素，自以為是，好大喜功，都是要不得的。獨斷專行很快會變成寸步難行，因為你獨斷盡管獨斷，專行盡管專行，但信息社會有它內在的發展規律，對信息了解不夠，或者有很多誤解，沒有辦法，隻能寸步難行。我行我素作為個人行為尚可，政府行為難免出大故障。因為經濟變化太多，世界變化太快，不但老黃曆看不得，就是新黃曆有時也看不得。因為這根本就不是一個黃曆的時代了。自以為是，已然不是，以不變應對萬變，會變成更大的“不是”。這不是有沒有個性的問題，而是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冒天下之大不韙者，古今中外，少有不失敗的。好大喜功，不能一概而論，但政府的行為必須有科學依據。否則，升速太快，降速必快，上上下下，危害在其中矣。現代人至少有那麼一些現代人好講飆升，企業可以飆升，政府卻宜穩健，如果一味飆升，不免產生許多泡沫。泡沫吹得滿天飛，五光十色，煞是好看，一旦泡沫散去，剩下的可就慘了。 這裏有一點，是必須強調的，即政府幹預必須有據而且有度，因為政府幹預並沒有也不可能改變市場經濟即自由經濟的性質。政府幹預隻是為了市場經濟能夠更好地運轉，政府起的乃是保駕護航的作用。曆史經驗證明，市場經濟的放任自流，既會出現大蕭條，也會出現大繁榮，小的經濟周期，溝溝坎坎尚難對付，大的危機，如狂風暴雨，似巨大的自然災害又勝過巨大的自然災害。西方20世紀20、30年代爆發的經濟危機。其損失，是任何一次大地震所無法比擬的，為了防止經濟危機的發生，需要政府的幹預。應該這樣說，政府的幹預會讓本來可能造成經濟危機的過剩能量一點一點地釋放出來，或者說，通過政府幹預，把可能造成的危機原因一點一點地化解掉。化解危機並非改變自由經濟的性質，如同治病救人不會改變人的性質一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不但要成為高效的政府，而且要成為服務政府。高效說的是政府的功能，服務說的是政府的工作姿態。為誰服務？為企業服務。我在1990年寫過一本《猛醒的中國——關於經濟哲學的思考》，書中有一題目，叫做： “市場經濟，誰是主角？”誰是主角呢？主角自然是企業，政府隻是配角。市場經濟這場戲唱得好壞，關鍵在企業。以美國而論，如果沒有那麼多名聞四海的大企業和千千萬萬個中小企業，則美國的經濟繁榮，不過是一句空話。記得我們年輕時，常聽上麵教誨，說美國是資本家當家作主的國家，美國總統不過是一個看門人，當時聽了，似懂非懂，隻覺得美國的情況與中國的情況果然千差萬別。現在想來，總統成為看門人，實在是一件大大的幸事。能有總統看門，這生意做起來是十分愜意。倒是總統成為主人，企業成為看門人，那才是最苦痛最悲傷的呐！中國企業，在計劃經濟中，想成為主角，萬不可能，就是有這想頭都是罪惡。現在，形勢變了，中國經濟走上正途，政府職能早該隨之改變。讓企業名正言順，成為市場經濟的主角，政府心甘情願，為企業服務，這樣的政府，才受企業歡迎，才讓企業放心，才算找到了一點現代化的感覺。政府為企業服務，而且要全心全意為企業服務。但服務不是小恩小惠。企業缺錢了，就幫助借點；企業資金流不動了，就給吃點小灶，來點大補，甚至打點嗎啡以提其神，給點類固醇以增其效，其結果，隻能適得其反。嬌生慣養，隻能養些紈絝子弟，歪門邪道，還有可能送了這企業的“性命”。政府為企業服務，主要通過製定適當的政策來實現，通過為企業創造良好的生存環境來實現。以目前的情況而論，使企業登記的各種手續簡便點，收費的名目減少點，各項支持政策到位點，各種公共設施齊備點，質量再好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