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變異與構建
批判是重要的，但隻有批判還不行。亞裏士多德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話雖然說的婉轉，那意思卻又明白——他要批判他的先生了。其實批判柏拉圖的，並非隻亞裏士多德一個，但能夠卓然後世的批判者中，亞裏士多德堪稱第一人。因為什麼？因為他確實做出了自己的成就。這就是說，批判不是僅僅為批判而批判，為批判而批判有什麼意思？自己拔著自己的頭發不能上天，拔得越狠，受傷的還是自己。也不能妄想一經批判，就萬事大吉。好像隻要打翻了舊的，就是新的了。這是一種簡單化的思維，也是一種不成熟的見解。從曆史的經驗看，批了舊的，不見得就有新的，正如鋤草不能代替播種，要收成，不但要去除草的幹擾，還要處理好種植的各種環節。實際上，改變一種思想都絕非易事，而改變一種文化形態就更難了。對於改革者而言，至少有三難。一難，難在如何對待傳統。確立新的文化，不批判舊文化不行，但舊文化是不可能滅絕的。話說回來，真的可以滅絕傳統文化，那就不是變異了。文化沒了，根也沒了，那情形正如植物或動物的種類滅絕一樣，一個屬種沒了，它可能將永難再生。對中國文化的態度，其實爭論也多。我曾參加過中國儒聯召開的會議，會上，大家對傳統文化尤其對儒學的立場分歧很大。有人認為，儒學非徹底批判不行的，也有一聽說批判儒學就肝火大盛的。其實一個偉大的學派，或者一種曆史性文化，它本身既經得起讚美，也經得起批評。如果一批，就倒了，甚至如多米諾骨牌一樣全倒了，這文化一定是徒有虛名。同理，如果一讚美就頭重腳輕，這文化一定沒什麼品位。儒學也好，基督教也好，別的其他類型的文化也好，都不是一個人的力量可以造就，也不是一個人的力量可以否定的。別說一個人，就是一代人，幾代人，也不見得就能造就一個偉大的文化，當然也不能輕而易舉地毀滅它。中世紀歐洲的神學統治既不能滅亡古希臘文化，文藝複興運動也不能滅亡基督教文化，非洲殖民者既不能滅亡非洲文化，美洲的白人種族也不能徹底滅亡印第安文化。更不用說，像希特勒這樣的狂人，無論他怎麼狂妄，也是一定不能滅亡猶太文化的。他可以殺害幾百萬猶太人，但想要消滅猶太文化的任何一個內容，都是癡心妄想。到頭來，滅亡的不是別人，隻是他自己。傳統文化，隻能批判，不能滅亡，雖然不能滅亡，還非要批判不可，這種境地，難也不難？二難，難在新的文化的建立。中國人好講破舊立新，殊不知破舊已難，立新更難。破除舊的，當然，也很複雜，但它的出發點，卻比較簡單。形象地說，與舊勢力奮戰，隻要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就行，隻要有奮不顧身的精神就行，隻要有甘灑熱血寫春秋的精神就行。然而，確立一種新的文化，僅有這些精神就不夠了。想當初，譚嗣同在菜市口西鶴年堂前，為變法而喋血之前，也曾揮筆寫下“我自橫刀向天笑”的壯語，而且認定，變法就要流血。中國的變革，需要流血，則自譚某人開始。然而，他也許沒有想到，血固然是要流的，但變革的路程還長著呢！他不知道，康有為的辦法不能救中國，也不知道，袁世凱會篡奪辛亥革命的成果。又不知道，日本人會發動九一八事變和七七事變，侵略中國。更不知道，中國大陸還會發生“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大悲劇。自然，他也無法知道，中國的複興道路，要等到他犧牲將近100年——94年後，才終於認識到，舍市場經濟之路，不會有任何其他選擇。但是，選擇了市場經濟之路，就真能走好這條道路嗎？三難，難在新、舊兩種文化的過渡，過渡難，難於上青天。因為什麼？因為變革過程其實是一個痛苦的過程，複雜的過程，又是充滿疑難和歧途的過程。變革過程為什麼會是痛苦的過程？因為凡是變革，必然要作出犧牲，或者是一部分人作出犧牲，甚至是大部分人都要作出犧牲。從俄羅斯的變革情況看，在特定的時段內，改革的受益者是少數人，多數人的生活，尤其中、老年人的生活，不但沒有提高，反而出現下降。從中國的情況看，改革初期，樣樣政策都得人心，為冤假錯案平反，好得很；實行農業聯產承包責任製，又好得好；為知識分子正名，再添一個好得很；恢複大學招生考試製度，派出海外留學生，改革分配製度，開始發放獎金，發放假日加班費，這些政策，隻聽有人說好，很少有人懷疑。然而，隨著改革的深入，很多深層問題，開始暴露。通貨膨脹，無疑是對正常社會生活的重大打擊；通貨緊縮，是從另一個方麵對社會生活的又一打擊。腐敗是對人們精神與物質的雙重打擊，黑社會現象則人人痛恨不已，加上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有些人覺得改革30年，生活水平沒升反降，有人對種種社會問題痛心疾首。凡此種種，都是改革初期的人們所始料未及的。改革必然造成犧牲，這點也許原本就準備不足，而因為對改革抱著無限希望，麵對新的問題，其心理反映又不及，落差又大，二者歸一，便使人們的思想與情緒難免出現新的混亂，新的憤怒與新的困惑。變革過程為什麼複雜？因為這原本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改變一件事，有時都千難萬難，改變一種文化形態，顯然要複雜一千倍，甚至一萬倍。別的不說，隻說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問題，就是一個極大的社會課題。現代社會，是由不用階層組成的，說的通俗點，就是既有貧者，也有富者。處理不當，還有極貧者與極富者。階層的收入差距，不能消除，至少在可以預見的曆史時段內無法消除。差距不能消除，但也不能無限製的擴大。如果貧、富差距過大，且不管是什麼原因造成的這種擴大，社會秩序必定陷入混亂，而一切美好的想法都將無法實現。麵對這樣的情形，僅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就不夠了，僅有奮不顧身的精神就不夠了，僅有“甘灑熱血寫春秋”的精神就不夠了。實際上，解決這樣複雜的問題，不是哪一個人，哪一個集團，哪一個單獨的黨可以完成的。它需要全社會的努力，尤其需要民主體製，天下事無比複雜，唯有天下人都有發言權，都有表決權，以天下人的智慧處理天下人的困難，以天下人的能力解決天下人的問題。變革為什麼會是充滿疑難和歧途的過程？因為變革所代表的乃是前所未有的曆史進程。前所未有，疑難必多，疑難既多，歧途必多。而且在每一個重大的關頭，都不會隻有一種意見，一種聲音，一種傾向，或者一種誘惑。中國古代聖賢，墨翟也曾為窮途而哭，阮籍又曾為歧途而哭。不是眼前沒有去向，而是人在歧途路上，難免左顧右盼，心神不定。按照某種思維模式，既是好事情，就不能允許人反對。你反對革命，就是反革命，你反對變革，就是與人民作對，與人民作對，請問能有什麼好下場。然而，真的麵對社會的巨大變革，有反對聲音才是正常的，沒有反對的聲音則是不正常的。你改革傷害了他的利益，哪怕就傷害了一個人的利益，他也有反對的理由和權力。不重視反對者的聲音，就會給這改革帶來新的風險。而且無反對聲音的風險顯然比有反對聲音的風險要巨大得多。有人說，變革難，難在不能對反對派進行鎮壓。實際上，任何時代的鎮壓，隻要這鎮壓沒有邏輯，沒有足夠的理論依據、法律依據，它都將產生巨大的副作用。法國大革命也曾瘋狂鎮壓反對者，但現在看來，這些鎮壓，既沒有給這革命增加光榮，也沒有給法國人帶來新的福祉，反而使法國革命的成果付之東流，而且從這些鎮壓的性質上，它正是以自己的行為毀壞了自己推崇的原則。難怪羅蘭夫人要說：自由，自由，多少獸行假汝名以行。變革的三難——請注意這三難隻是說明問題案例，實際情況還要比這複雜得多——也可以看作對改革者的挑戰，應對的方式，如果用一個詞來表示，就是構建。這裏說的構建，內涵平等，包括整合、涵養、更新與建設多種含義。核心內容乃是建設。傳統不能全然消除，新的還要不斷生長，利益又要不斷平衡，矛盾還會繼續出現，那麼怎麼辦？就給它來一個“整合與建設。通過整合與建設，讓它們能夠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並在這整合的基礎上，生出新的文明，開拓新的時代。但這裏說的整合與建設隻是一個主題，一種思想。然而卻不是一個簡單化目標。一輛新出廠的汽車，還需要“磨合”期呢！沒有這個磨合期，它就可能達不到設計標準，硬要去掉這個磨合期，還可能出現其他問題。一對夫妻，雙方需要必要的“適應”。不能說有了男歡女愛就是幸福夫妻了。幸福夫妻的內容複雜著呐，內涵深刻著呢！而且弄不好，這“適應”期還會很長哪！通過這“適應”期，真的適應了就是合格的夫妻，否則，本人喜好不說“凶”話，那後果諸君一想便知。一個學生，進入社會還要有一個“調整”期。學校生活，比較而言，總體單純，尤其中國式教育，因為離實際較遠，來得更為單純。進入社會，情況複雜了，你不適應這複雜，就有可能碰壁。所謂“高分低能”，便與此有關。高分未必見得低能，但你不解不適應這社會的要求，別人看你，就是低能。變革需要構建，其理論大體如是。但究竟怎麼構建，卻又另有學問。從邏輯上說，不同的變革便會有不同的構建方式。中國有中國的方式，俄羅斯有俄羅斯的方式，波蘭有波蘭的方式，羅馬民亞有羅馬尼亞的方式。歐洲人有理性傳統，所以他們的變革，往往從上到下而行。他們先要弄清理論，或者說先要弄清理由，要改革，為什麼？然後再考慮行動。所以東歐國家的變革，基本上從政治改革入手，先打碎舊的框架，再構建新的框架，表現在經濟上，更容易接受休克療法。休克療法，可不舒服。雖然休克隻是假死，假死也和死字沾邊呀！我不知道俄語中休克二字有什麼不同，但那實際狀態，就算和死這個字眼沒關係，也一定相差不多。中國人的傳統不同，我們不喜歡冒險，更不喜歡未曾捉魚，先把水攪混。我們更喜歡，先捉一條魚出來，給大家看看，其意若曰：這裏真有魚的，想捉魚的，想吃魚的，想養魚的，想釣魚的，不趕快行動，還等什麼呢？因為國情不同，變革的方式必然有異。但方式身有區別，其本質是一樣的，不但條條道路通羅馬，而且“不到長城非好漢”。你先走小路，後走大路，也是如此。你先走大路後走小路還是如此。你不走小路隻走大路如此，你不走大路走小路也是如此。這個就叫作社會滿足率。什麼是社會滿足率？不管變革方式如何，必定要滿足的社會需求，就是社會滿足率。就今天的情況而言，一個成功的變革，必定要滿足如下條件。首先最基本目標：無論千條萬條，現代化是基本的一條。無論南方、北方、東方、西方，你要變革，目標不是現代化還能是什麼呢？如果變革了50年，現代化還不能實現，這變革就有問題。如果變革了20年，與現代化的目標不是越來越近，而是越來越遠，這改革也就有問題了。走向現代化，這是基本的一條。為著實現社會現代化，就要實現經濟體製的現代化，這就是經濟體製改革。計劃經濟體製，曆史已宣告了它的失敗。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解決建立市場經濟的新型體製。市場經濟體製是一個有機概念，既是有機概念，就是整體概念。說通俗點，就是半市場經濟體製不行，大半市場經濟體製不行，90%的市場經濟體製也不行。市場體製就是市場體製，好像人就是人，不能半人半鬼，不能半人半狗，也不能半人半神。再有政治體製變革。政治體製變革，在多數東歐國家已經大體完成，在我們中國大陸還在慢慢進行，有時還要彷徨，有時還要等待。但機不可失，時不我待。早改則痛苦較小，晚改則弊病叢生。這一點，是不能懷疑也不容懷疑的了。還有人的現代化。隻講社會的現代化就不完整，人是主體，人不化，社會何以“化”靠一幫前清舊臣，幹不成辛亥革命。就是靠康梁這樣的人物，也搞不成辛亥革命。政治觀念可以多樣化，但人的素質一定要提高。人的現代化內容也多，包括觀念現代化，技能現代化，但最主要的是素質現代化。中國大陸應建立人的素質現代化的專門研究課題，提出現代化標準，以求在一定時間內，真正做好這件關乎中華民族命運的大事。現代化的內容還有許多。例如社會保障製度的現代化，管理的現代化，醫療衛生體製的現代化，社會管理的現代化等等。現代化必定要實現，傳統又不能丟，舊的要丟又不能盡丟，新的要來又不能盡之來。新舊交替之間，尋找最佳效應，無以名之，名為構建。這概括也許並不準確，但這不是最要緊的，最要緊的，還是尋找一條社會平衡發展之路。
5.變異的兩種性質
黑格爾對中國曆史的發展狀態有一段評價，這評價讓我們這些炎黃子孫聽起來不太舒服。他說：中華帝國是一個神權政治專製國家。家長製政體是其基礎；為首的是父親，他也控製著個人的思想。這個暴君通過許多等級領導著一個組織成係統的政府。（……）個人在精神上沒有個性。中國的曆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曆史的；它隻是君主複滅後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黑格爾的評價，並不符合實際。中國曆史很長，即使不從夏、商、西周時代算起，即從東周算起，中國的曆史變化與變遷，依然是巨大的。秦始皇之前，未有中央集權的統一大帝國；漢武帝之前，未有實行“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法策；隋之前，未有科舉製。單這三樣，就不能說，中國的曆史隻是轉圈兒，而且轉來轉去沒發展，就和沒有曆史一樣。從生活方式上看，唐與漢有很大區別，宋與漢、唐的區別更大。中國古代史，宋是一條界限，宋之前，家院龐大，生活古樸，無論吃、穿、住、用，都和宋以後有很大區分。漢人是沒有椅子這個概念的，君臣談心，“跪”著說話。朋友見麵，相“跪”如儀。說跪也不準確，準確的名稱叫“跽”。將屁股坐在腳跟上，上身直起，略有跪相，與跪不同，但也與坐不同，不跪不坐，是為“跽”。漢人沒有椅子，唐人缺少貞節。唐代的女人，實在比宋以後的女性要幸福得多，女人婚而再嫁，不是特別新鮮的事。李世民殺了建成之後，還要娶他美麗的妻妾給自己作夫人。唐人有胡氣，對中原文化雖基本相承，但有變化。因為有這樣的基礎，武則天才能作皇帝，在她之前，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呂後雖然凶悍陰摯，不過是呂後。在她之後，又不可能，所以清王朝雖然興之於女性——孝莊王皇後，又亡之於女性——慈禧太後，但她們都沒有稱皇的可能，在孝莊是沒這想法，在慈禧是沒這可能。宋代人的生活已與中國人的近代生活十分相近，宋代家俱難見，但看明、清家俱，可以知道，那大體的樣式與功能，已與近現代人的家俱概念相去無多。但黑格爾對中國曆史的看法並非全無道理。畢竟，中國秦漢以降，雖有種種變化，卻很少本質性變化。漢代是尊儒學，清代還尊儒學；漢代是小農經濟，清代還是小農經濟；漢代是皇家一統天下，到清代還是皇家一統天下；漢代是中央集權的管理體製，清代還是中央集權的管理體製；漢代重農抑商，清代還是重農抑商。這一切，都不曾發生根本性變化，好像春光如夢，又像夢似春光，終於弄不清是莊生變成了蝴蝶，還是蝴蝶變成了莊生。中國曆史上也有重大的變故，如外族入侵，如農民起義，如佛學東來，種種。僅朝代更迭，就有十數次，算上處於分裂狀態的各個小型王朝，數目更多。東晉十六國，號稱十六國，又未止十六國。五代十國國名紛亂，時間也不久。中國曆史，起義不能說不多，動亂也不能說不重。雖然起義也多，動亂也重，但論其性質，都隻是造反，隻是動亂，隻是改朝換代，而不是革命。革命的本義，是去掉舊的，代之以新的。牛車換成汽車，這是革命，中藥換成西藥還是革命，土路換成馬路，這是革命，手工業換成大工業，也是革命。如果不是這樣，鬧了半天，隻是牛車改成馬車，或者改成驢車，甚至隻是小牛車改成老牛車，黃牛車改成水牛車。或者中藥換個方子，師徒換個流派，此說腎乃先天之本，百病皆關乎其腎，彼說胃乃後天之本，治病先要治胃。或者隻是土路加寬幾尺，地基升高幾寸。或者手工業換個玩法，彼時造碟造碗，此時造盆造罐這就不是革命了，就算你殺了拉車的牛、馬、驢、騾，賣了中藥鋪，七拆八拆，拆了土路，橫衝直撞，砸了碟碗，碎了盆罐，也終究不過是“動亂”，絕非革命。中國古代史上，少有革命。蔡倫造紙，實在是一大革命，畢升創造活字印刷更是一大革命。可惜的是，這些成果都沒有起到它們原本可以起到的社會變革作用，大體說來，還是秦磚漢瓦，一切如故。中國農民起義，規模不可謂不大，影響不可謂不深，然而，它的結局卻又可憐。打不勝時，結果全無，打得勝時，還是結果全無。打勝了自己做皇帝，為什麼說“結果全無”，因為你起義的目的本來是推翻皇帝，可起義的結果，自己卻又做了皇帝，就好像警察本來抓的是小偷，但抓小偷的結果自己卻做了小偷——既知今日，何必當初！中國曆史又有多次變革，從商鞅變法始，一直到清代的戊戌變法。然而，除去商鞅之外，幾乎沒有成功的範例。那情形有如農民起義，你變得淺了，全不濟事，等於給老虎搔癢，給大象抹粉。你變得深了，社會又不接受，結果人家反而成了正義者，你自己則成了這肉中的刺。肉中不能容刺，結果還是以變革者的失敗而告終。中國近代以來的革命，可以稱之為革命的，起始於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民主革命。三民主義，立誌與一切皇權文化決裂。民權既要為主，便不要皇帝，民權既要為主，便不要官本位，民權既要為主，就不許“三綱五常”繼續存在，民權既要為主，就應該讓人民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於是公民觀念，選舉製度，法製觀念以及與之相關的文化概念應時而生。但中國實在是太古老了，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太艱難了，而中國的民主化又是與現代化密不可分的，但這革命既已出現，它就絕對不會再走回頭路。張勳複辟，小醜而已；複辟行為，遺臭萬年。“文革十年”，隻能做反麵教材，改革開放才是興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