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積澱與變異
1.積澱效應分析
積澱這個題目很大，方方麵麵都作答案，就該另寫一部專著。為著敘述的簡潔，這裏討論積澱的四種效應。四個效應其實是四個具體的側麵，那麼把這四個方麵合起來，也可以看作是一種曆史結構狀態。分而解之，隻是為了便於解法與理解。四個效應，並無主要次要之分，隻是為著敘述的方便，才冠以一、二、三、四，四個順序。第一效應：積澱的淘金效應。淘金是個艱苦的過程，複雜的過程。劉禹錫有詩雲：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通俗地理解，淘去的是沙，留下的是金。但這隻不過是個比喻。實際上，曆史上好的優秀的有價值的內容，未必能留下來，但經過時間的考驗，依然能留下來的東西，一定是好東西。唐代的長安城，故有價值，但它被破壞了。今日長安，已非昔日長安。阿房宮也是極有價值的，可惜被項羽小兒，付之一炬。圓明圓也是極有價值的東西，終於沒有躲過八國聯軍的野獸行徑。曆史文明曆經數千載，有多少輝煌，多少成就，然而，多數有如大江東去，日日夜夜，不複歸程。北京大學的一位學者，注釋劉知幾的《史通》閱讀其書，想見其人，不僅情通千古，潸然涕下。然而，劉知幾畢竟是幸運的，他還有《史通》留下來，以五千年之外，還有人為他灑一掬知心之淚。更多的是寶貴的文化遺產，或由於天災，或由於人禍，也有魚龍俱下，也焚琴煮鶴，也有買櫝還珠，也有明珠暗投，也有陽春白雪，知音難遇，也有國破家亡，玉石俱碎。但有些文明，主要是精神產品，一方麵，因為它的比較易於收藏，另一方麵，它的又有眾多知音者在，所以雖經千災百難，還是得以流傳。儒學經典得以流傳，雖然命途多舛，但它既有價值，燒是燒不絕的，玩也是玩不盡的。唐人詩：“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項羽不讀書，雖力能扛鼎。不免命喪烏江。劉邦固不讀書，卻終於明白當個太平皇帝，還得去禮拜聖賢。儒學不會滅亡，道家學說也不會滅亡，名家、墨家、兵家、法家，都不會滅亡。而且看現在勢頭，它們在世界上的影響還越來越大。文學也是這樣，曆史悠悠，詩、文、歌、賦，難免各有損佚。但總體上看，那些最優秀的作品，大都會千古流傳。《詩經》是不消說的了。它不但是先秦詩歌的典範，而且早已經成為儒學經典。楚辭也不消說，《離騷》稱為《離騷經》，可見其地位之不一般。漢詩雄健挺拔，有《古樂府》為證。曹氏父子，尤為一代文宗。前有建安七子，不同凡響，後有竹林七賢，異采紛呈。南北朝以庾信、鮑照為冠冕，謝靈運的山水詩，同樣出類拔萃。唐人以詩勝，李、杜、王、白、李，各有風流無限。宋以詞為特色，婉約有周、柳，豪放有蘇、辛。元以曲勝。元曲既為散曲，又是戲曲，關、白、鄭、馬，自是戲曲之大家，王實甫的《西廂記》尤為時代之絕唱。元人開其之業，明清發揚光大，乃顯其曠世奇才，李笠翁人傑鬼雄，再加南洪北孔、都為戲曲之聖手。詩中有李、杜、王、白，文有韓、柳、歐、蘇。韓、柳、歐、蘇固然一時絕倫，並非開拓者。先秦散文，百花鬥豔，兩漢雄文，別開生麵。讀文不讀莊子，自是人生一大恨事，讀史不讀《史記》，又是人生一大恨事，讀文不讀唐宋八大家，還是人生一大恨事。就是這些書都讀了，單單沒讀明代小品文，都是人生一大恨事。小說曆史亦久之，先秦寓言，可說小說之濫觴。兩漢釋文，又是小說之流雅，魏晉誌怪，不但風趣多而且寓意不淺。《世說新語》更是一代風流天下傳。唐有傳奇，傳奇之名成千古，宋有白話小說，更開一代之新風。明清古典白話小說，尤其登峰造極。明代四大名著，就其藝術水平，即使和西方十幾世紀的那些經典巨著相比，也未遜色。清代的《儒林外史》別是一般風流。《紅樓夢》更成為中國古典文學中2000年的壓卷之作。《紅樓夢》的價值，可謂不可多得，在地位上是可以和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雨果的《悲慘世界》、巴爾紮克的《人間喜劇》、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癡》，數峰並立，相映成輝。凡這一切，都將永世流傳，而且隨著世界文化交流廣，其影響逐漸擴大。淘金效應，當不止於如上幾種，但僅是這幾種，也可以知道，曆史的積澱是一種多麼重要的事性。第二效應：積澱的牛痘效應。天花非中國土產，但禍害中國人不淺。天花是異國異產，禍害當地人更多。後來，詹納先生發明了牛痘，把這要命的怪病徹底治服。難怪魯迅先生要寫文章，論說是拿破侖的貢獻大還是詹納的貢獻更大。文化的積澱尤其是理性的積澱猶如種牛痘一樣，種過一次，就有免疫力了。從此，再遇到同樣的情況，無須再種，便能應手就範。所以，明智的人們，總要告誡後人，讓他們多讀書，紅讀書，反複讀書，還要博覽群書。讀書當然有會與不會之別，會讀書的，學能開卷有蓋，不會讀書的也可以向讀書的書請教，怎麼讀書。讀書的最低要求，是讀經典，不讀經典，不算知書。你是戲曲愛好者，一輩子連《哈姆雷特》都不知道，太可憐了。你是小說愛好者，連《金瓶梅》都沒有讀過，同樣可憐。讀書的最低要求是讀經典，讀書的最高要求還是讀經典。阿Q大叔，水平不高，要讀點書，得看《論語》。朱熹大師，水平極高，讀書首選還是看《論語》。這不是儒生故作姿態，而是經典的本性就是雅俗共賞。經典之作，不但雅俗共賞，而且常讀常新。偉大的經典是讀不完的，《聖經》能讀完嗎？《古蘭經》能讀完嗎？《金剛經》、《壇經》能讀完嗎？《四書》、《五經》能讀完嗎？不但這些經典，就是馬克?吐溫、卡夫卡、魯迅、屠格涅夫、普羅斯特，喬伊斯、勞倫斯、笛卡爾、菜布尼茨、薩特、胡塞爾、維特根斯坦、福柯、羅蘭?巴特也是讀不完的。有人說，有多少演員就有多少哈姆雷特，有多少觀眾也會有多少哈姆雷特。世界上經曲不少，又何止《哈姆雷特》而已。賈寶玉與林黛玉的愛情是個說不完的題目，宋江的道路同樣是個永難結尾的話題。這幾年，有寫大師的作品，更有“重讀大師”這樣的選題，大師需要重讀，雖不必年年月月天天讀它，但作為人類文明而言，大師是讀不盡的。舊的大師固然讀不盡，新的大師還會不斷走上曆史舞台。不但大師與經典，就是一些經驗之談，有時也有這樣的價值。中國大陸，現在用最多的詞彙，大約是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是個最簡單的道理，這道理弄了2000多年，還弄不清楚，可悲也夫。這道理雖然弄了2000年，近代又弄了上百年，現代還弄了幾十年，終於知道它的寶貴了，可歎也夫。雖然可以，畢竟總算找到道路了，可喜也夫。但願不要說著“實事求是”，幹的還是“長官意誌”，再來個可恨也夫。澳大利亞哲學史家約翰?衛斯摩爾說：哲學不能自然而然地分割為不同的世紀。正如藝術家一樣，哲學家也不斷地退回到“舊大師”那裏去，退回到他們取之不盡的源泉中尋求新的動力。每一個時期都有它們特有的複興，都會想到早期的這個或那個哲學家，正如但丁想到亞裏士多德一樣，把他看作是“那些見解深刻的人的大師”。不僅但丁，馬克思常常想到黑格爾，而我們在魯迅的文章中，似也看到康德的精神，莊子的筆法和藤野的影子。第三效應：積澱的酵母效應雖是傳統文化，古人古事，但能抒發現代人的觀念、靈感、設計與研究，並由此生發，產生出新的觀念、新的創造，新的設計和新的成果。這個就是酵母的作用。古事如酵母，今人享美食。孔子有個讀書觀點，叫作“溫故知新”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孫臏有個戰術創造，叫作“圍魏救趙”，其產生的影響，還要深遠。圍魏救趙，是發生在2000多年前的事。“圍點打援”卻是20世紀的事。圍點打援類乎於圍魏救趙，那道理本是一樣的。但它又能屢試而不爽。在西北戰場，試而不爽；在山東戰場，試而不爽；在淮海戰場，猶然試而不爽。可見一個有用的經驗，它的意義，有時要管100年，有時要管1000年。千年風雨來複去，真知猶然是真知。但戰爭畢竟是特殊經驗，而且現代戰爭的情勢大變，一些古來的想法，未必全合時宜，但那思想依然是寶貴的。如果不寶貴，美國西點軍校為什麼還要專門開設有關《孫子兵法》的課程呢？酵母效應更多的則是表現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以社會為例。美食為人人想往之事。現在中國的飲食結構發生變化，中餐應有盡有，西餐發展迅速，快餐尤其大受歡迎。美食當中，傳統美食是一個重要領域，雖然不見得有什麼滿漢全席，但傳統美食中，好的內容數不勝數，一旦開發對路，不但能令天下食客大快朵頤，而且有巨大的經濟效益。就現在的情況看，一些老字號正在悄悄崛起，禦膳食品影響巨大。但總的說，不過是牛刀小試而已。若能輔之以新觀念，引入高科技，其前途將不可限量。到那時候，就像中國大陸隨處可見肯德基一樣，也讓全世界人民享受一下北京“禦膳”的風味與美妙。還有服裝。中國曆史悠久、民族又多，曆代服飾皆有精華。雖整體樣式不能照搬，但有高明的設計師，完全可以引瓢水以興波瀾。現在也有了新的苗頭，一些新人照結婚照，不但要上洋裝，而且要上民族服飾。西服、婚紗是一種情調——可稱“洋調”，中式便裝又是一種情調——可稱鄉調，清式服裝還是一種情調——可稱古調。“洋調”給人莊重，“鄉調”給人溫情，“古調”給人聯想。一時兼得三調，可謂妙不可言。然而，這也不過是“牛刀小試”，中國傳統服裝的開發，又豈止二、三款式而已，雖然一襲旗袍便曾風迷天下。還有各文藝作品。寫散文，沒點古文基礎怕是不好。雖然也可以寫得清新，但難以寫得老到。老到不是老氣橫秋，而是有半豐富深廣的內涵。對一種語言的理解，隻會現代用語，是一種語言的理解，隻會現代用語，是一種偏差。一心迷戀古代語言也是一種偏差。但英語專家，若不讀莎士比亞，無論如何，有點說不過去。用漢語創作，至少應該像金聖歎那樣，對“六才子書”能夠心領神會，否則，雖能寫幾句妙語，畢竟底蘊不足。不但如此，傳統文藝作品常能給今人以啟發。受到潘金蓮的啟發，於是，魏明倫能寫出新的川劇《潘金蓮》，受到馬前潑水的啟發，北京小劇場又創作出新的“馬前潑水”。這樣的成功事例，雖然影響不小，依然不過是“牛刀小試”而已。中國傳統文化如此博大，有心從中汲取題材，尋找美感，十有八九不會空手而回。第四效應：積澱的基因效應。一個人的生命總是短暫的，活30歲短暫，活300歲依然短暫，何況又有誰能活300歲呢？人的生命雖然短暫，卻可以通過遺傳一代一代作基因傳遞，從而把人類進化的生命信息，如薪如火，遺傳下去——薪火相傳，生生不已，人生如夢，基因常在。文化積澱猶然如此。傳統文化已然逝去，文化傳統依然存在。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必然存在。不但必然存在，還將世代流傳。以中國人的親情為例，中國人重親情，到了如癡如醉的程度。西方人心中有上帝，中國人心中有親情。一生一世，父母之事難忘，夫妻之情難忘，兄弟姊妹之情難忘，師生之情難忘，友鄰之情難忘，病友之情難忘。西方人，內心若無親教感情，是奇特的。我們中國人，若沒有幾個朋友也是不可思議的。但它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朋友之情，遠在先秦便有榜樣，管、鮑之交就是榜樣。遠有管、鮑之交，近有“朋友”欄目，雖然過去了近3000年時間。近3000年時間，中國發生了多少變化，多少朝代興亡，多少人生更迭，多少世事滄桑，多少風雲際會，然而，朋友之心，朋友之情，朋友之意，朋友之愛，一脈相承，未曾斷絕。這樣的傳統，任你什麼力量，也將無法使它戛然而止。一個曆史悠久的民族，它的文化影響是潛移默化的。《紅樓夢》自是偉大作品，因為它幾乎濃縮了中國2000年的全部文藝精華在內。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元曲的精絕，宋詞的風采，唐詩的氣象，楚辭的精神。又能讀到莊文禪理，畫論琴言。《紅樓夢》的價值，固然離不開寶黛愛情，但又不止於寶黛愛情，它不但結構博大，而且學問高深。如果沒有這些千錘百煉的學養在內，愛情固然，寫出來的可就不是《紅樓夢》了。不管我們主觀上怎麼理解，隻要你是個中國人，那麼你的血液中就會或多或少地流淌著中國文化傳統的血液，或者說，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你的體內都涵養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因。
2.文化積澱的負麵影響
有關傳統文化負麵影響的研究，這些年來取得不小成績，雖然也有爭議，也有批評，也有壓製，也有謾罵，但這種批評已成氣候，而且也被社會上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對傳統文化負麵作用認識最深刻的人物，首推魯迅。他的武器主要是小說和雜文。單從文學角度考慮，魯迅也許是最棒的。他寫的小說，幾乎都可以歸入文化批判的範圍之內。而且就其開掘之深，觀察之細，描寫之動人，揭露之深刻而言，直到今天，還沒有人能超過他的。他的雜文，同樣具有強烈的文化批判色彩，他的很多看法，直到今日，猶能啟發思想，打動人心。這裏以小說為例，孔乙己顯然是一個文化悲劇人物。讀書讀累了，讀傻了，已然可悲。更可悲的是，他直到死亡，都不能自悟。“百無一用是書生”，這句話用在現代已經不適用了，但用在孔乙己身上，很合適。不是因為孔乙己智力方麵有缺陷，而是傳統文化使他迷失了本性，喪失了生存的能力。《藥》也是一個文化悲劇。雖然那人物背後的事件，是一個真實的政治事件。但魯迅先生的著眼處，不是那事件本身。夏瑜——我們知道那影射的是秋瑾，犧牲者固然驚心動魄，但麻木的人們。不知道她為何死，也不知去為她落淚，或者做一些什麼有益於她事業的事情，而是忙著去弄血饅頭，要用她的血去治兒子的病。血是不能治病的，即使是英雄的血也罷，這是一重悲劇；隻迷信血的醫藥價值而全不烈士的社會價值，這是更大的悲劇。兩個悲劇重疊在一起，更看出那傳統文化的可悲的社會影響與作用。《阿Q正傳》同樣是對傳統文化的批判，但它來得更其深刻了。悲劇的阿Q，其實也是喜劇的阿Q。而阿Q的理想，也不過是傳統理想的翻版，所區別的僅僅多了幾分滑稽而已。阿Q固然可笑，其實這社會更其可笑，而這社會的可笑，尤其是傳統文化的可笑，可笑而不自知其可笑，就成為覺悟者的“含淚的笑”了。還有《一件小事》，那題裁，那風格，真不似小說，但魯迅卻把它收在《呐喊》集中。《一件小事》，批評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我”。那批評顯然也是文化性質的，而且批判對象絕非“我”之一人。又有《狂人日記》，《狂人日記》最著名的段落，乃是那一段吃人論，而影響最深的則是那篇末的呼喊：救救孩子！還有《高老夫子》也是一個孔乙己，不過不是迂腐透頂的孔乙己，而是加上市儈氣的孔乙己，孔乙己加上市儈氣，可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異種。此外，《孤獨者》是批判理想的，《長明燈》是剖析麻木的，《傷逝》是哀悼愛情的，《離婚》是反映官場習氣的，《祝福》是反映壓迫的。但《祝福》中反映的壓迫，並非隻是政治壓迫，統治剝削，它反映的是更深層次的傳統文化對這社會，尤其是對女性的毒害。祥林嫂死了，她死亡於文化的壓抑與不覺悟。上世紀50年代，改編祥林嫂，要給她一個比較光明的結尾。結尾可以光明，但那種深刻的文化批判的含義卻被疏忽了，或者說，祥林嫂覺悟了，文化依然愚昧。傳統文化的負麵作用，至今曆曆猶在，這裏舉兩個方麵的例子。一個例子，關於“包二奶”。“包二奶”這一現象，十分醜惡。然而，屢禁不止，不但不止，還有愈演愈烈之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與傳統文化有關。中國自古有多子多福的傳統觀念，又有妻室成群的曆史事實。更要命的是那些極為盛行的武俠小說、評書、古裝電影、電視劇，不但缺少對一夫多妻製真正有效的批判，還要給以某種肆意的描寫，雖未必出於羨慕，卻有意無意地長了這種傳統文化的傳播之勢。在一些人心中，難免產生別人做得，我為什麼做不得；古人做得，今人為什麼做不得；俠客做得，我平民百姓為什麼做不得；皇帝老子做得，我堂堂老板為什麼做不得。麵對此情此景，雖然呼聲甚多，但那收效甚微。禁不住一聲歎息，但願這歎息，不含有或少含有“孤芳自賞”之心或“不過如此”之意。還有人治。現代中國人，對人治還抱有好感的，確實不算多了，在輿論壓力下，為人治張目的就更少了。明明他在搞人治，但嘴上也會說法治。人治如同偷兒，社會輿論也不允許他明目張膽，所以當他要表現自己時，隻能賊喊捉賊。但人治的事實猶在，而且在短時期內，要根除也困難。這除去體製方麵的原因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傳統文化對我們中國人的影響太過深重。不是人治打不倒，去不掉，而是我們心中，還留有“人治之魔”。請原諒我套用王陽明的一句話，要“滅世上賊”先滅心中賊，心中“人治”的賊不滅，你就沒有反抗人治的自覺，社會就沒有改變“人治”的動力。大家罵歸罵，眼角偷覷之處，還是長官權力與長官意誌。傳統文化的影響，又與社會的發展階段有關。守成時期，它的影響相對少些，二者的矛盾也不算突出。正如地主老子又生了一個地主兒子，無非還是瓜皮帽，水煙袋。但在社會的變革時代，現實與曆史的矛盾就會表現得十分激烈。西太後容不得康、梁變法，不是他們之間有什麼多大的仇恨，而是兩種文化，根本水火難容。康、梁對此，一時難懂，還要成為保皇黨。孫中山對此，認識清醒而深刻，所以他堅決反對保皇，放棄改良，主持並領導了辛亥革命。社會的劇變之時正是傳統文化的批判之期。
3.變異與批判
積澱是積新如故，變異是棄舊從新。以其存在方式而論，積澱中也有變異，變異中亦有積澱。但它又可能是兩個不同的階段，那麼變異為主的曆史階段，我們就稱之為變異時期，或者變革時代。從曆史的宏觀看，變異無可避免。要變異，就需要批判。批判是變異的前提，又是變異行為的前導，一個社會巨變，常常是從批判開始的。批判不僅僅是政治批判，科學也需要批判、哲學也需要批判，文學也需要批判，凡世上存在之物，隻要它還要發展，批判都是不可避免的。但這樣理論起來，那批判沒有“邊”了。那麼，概而論之，可以把批判為分三個基本的層麵。即精神批判、物質批判與體製批判。精神批判的內容猶多。這裏談談倫常、偶像與價值批判。倫常批判，其實就是道德批判。但中國的文化傳統，不言道德——中文的道德二字，可以歸於另外一個範疇，例如老子的《道德經》，並非倫理學著作。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內，所謂倫常就是三綱五常。“三綱”、“五常”，在儒學體係中，地位最重，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地位也最重，可以說，中國儒學時代，最基本最核心的內容，就是這三綱五常，對中國近代以來妨礙最大的，也是這三綱五常。西方的近代批判，是從批判宗教開始。在外是科學的批判，人文的批判，在內則是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也是一種批判，不過其方式與目的與別的批判有所不同而已。西方人的現代化進程從批判宗教始，因為中世紀黑暗統治，首先是教會的統治，不揭掉這個蓋子，則無法見光明。中國傳統文化的結症，不在宗教，而在儒學，而儒學的核心就是這“三綱”、“五常”，所以真正的批判，必須從此入手。然而，很難，很難，很難。曹雪芹自是洞悉傳統文化種種弊端的大師級人物，然而，他可以謳歌愛情，甚至於可以諷刺宮廷生活，但講到“綱”“常”二字，還是退避三舍，在忠、孝這樣的基本問題上，他還是走不出舊的藩籬。康有為亦是批判大師，但他又是中國近代最著名的保皇人物。他並非沒有接觸到新的文明，但舊的綱常觀念在他的內心不免根深蒂固。康有為，雖是大有為之人，但在這個問題上，卻又無為得緊。更值得震驚的是，雖然在表麵上打倒了“三綱”“五常”，卻在人的內心深處依然存在。“文革”期間的個人崇拜，雖然有種種原因，但中國的這種文化傳統，顯然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又有偶像批判。一個社會偶像，樹起來，並非輕而易舉的事。雷鋒是個偶像，說偶像人們可能不太習慣，不習慣可以用榜樣來代替。然而看今天人們的所思所為所用，知道雷鋒的榜樣作用，並不理想。傳統文化，也有自己的偶像，屈原是個偶像，關羽是個偶像，嶽飛也是個偶像。這三位偶像，尤其關、嶽二位，可說在傳統中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而且尊之愈重，敬之彌深。但這兩位偶像，顯然不利於中國的現代化。嶽飛作為偶像，主要是盡忠。忠於皇帝，無怨無悔，用也無悔，傷又無悔，殺亦無悔。但他在無悔的精神當中，把人格斷送了。在人際關係方麵，忠是平等大敵，有忠就無平等，而一個沒有平等的社會，又怎麼能實現現代化呢？關羽作為偶像，不但有忠，而且有義。所謂忠義千秋，所謂亙古一人，都是對他忠肝義膽，忠心不二，義薄雲天的讚揚。關羽這個曆史人物，究竟功過如何，就已經在別的地方幾次說過，不再重複。簡單地說，即使對於劉備的事業，他也是個過大於功的臣屬。這一點還和嶽飛不一樣，他為社會的推崇，主要在於他的人格，但關羽的人格，卻又要不得。忠是古代的美德，現代的愚昧，義是古人的德行，今人的累贅。今人不是變義為不義，而是義不能反映現代人的道德信念。對於現代人而言，100個忠，抵不上一個平等，1000個義，也抵不上一個自由。偶像根深蒂固，沒有批判，不能進步。還有價值批判。傳統價值觀念，最反對的是個人主義。先秦諸子百家，雖然不見得家家討人喜歡，但最讓人煩的還是楊朱。因為孟子辟楊、墨，對墨家不滿意，對楊朱也不滿意。墨家主張兼愛，孟子批評他是無君，楊朱主張為我，孟子批判他是無父。無父無君這還了得，無君無父是禽獸。其實楊朱主張自有他的道理，他雖然主張為我，並不主張傷人。法家要治理天下，是要以法製人。儒學以禮樂安天下，是要以禮治人。以法製人，不免為暴君所愛，以禮治人，又不免成為等級製的護身符。楊朱宣講為我，拔一毛而為天下所不為，多少有點個人主義的影像。個人主義不合小農經濟的重要，於是群起而攻之，信有由矣。個人主義特合市場經濟的需要，所以主張市場經濟的中國，不但要批判傳統文化，而且要批判那種對個人主義的胡亂批判。重要的批判，還在於物質批判。這一點，也是馬克思的一個創見。他說：“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還需要用物質力量去摧毀。”狹隘的理解，就把這種“武器的批判”隻看作是暴力革命手段。其實，武器的批判，雖然可以包括暴力革命在內，但更重要的還是指物質的改造，指生產力的提高，指生產方式的改變。由此想到中國人對傳統文化的批判的效果問題。中國人反思傳統，批判儒學，時間久矣。實際上，明中葉以降，或者說自王陽明時代起，已經開了批判傳統文化的先河。其中秦州學派的王艮是一位驍將，何心隱是一位猛將，李贄是一位大將，到了明末清初，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的時代，這種批判更其深化也更係統化了。後來，清王朝的統治者大興文字獄，這勢頭被壓了下去。但曆史的發展，壓是壓不住的，壓製可以使它畸型，但不能使它消滅，它不過是換了一種方式表現自己，或者來的更隱晦，或者來的更激烈。鴉片戰爭之後，反思更烈，而且一麵反思中國傳統，一麵又向西方國家尋求強國的方法。洋務運動，是反思傳統文化的一次大規模經濟行為。戊戌變法則是反思傳統文化的政治行為，雖然時間不長，但那影響很大。辛亥革命，革的就是帝製的命。五四運動又在更深的層麵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一次總清算。總清算未必是真的徹底的清算，但那鋒芒，那態勢，那力度，那影響，確實是從未有過的。而且在這樣的新文化運動中，西方哲學、西方思想、蘇聯影響，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也都一並傳來，從而開創了中國文化進程的一個新的曆史階段。從那時到現在，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書籍何止千萬，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又何止百人。老一代的，以陳獨秀、胡適、魯迅最有影響力也最有代表性。批判久矣，但收效不多，不但沒有從根本上將舊文化批判，反而在魯迅先生去世30年後，還鬧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文化大悲劇。傳統文化真的就不能批判，而且就永遠也批判不清楚，反思不明白嗎？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雖有精神自覺，缺乏相應的物質基礎。畢竟直到改革開放，中國人——絕大多數中國人還生活在小農經濟狀態下，而且計劃經濟體製，顯然又從另一個極端加強了傳統文化的地位。原來“極左”與“極右”在一定的層麵，其基礎是相互的，甚至是相通的。物質批判，就是要改變舊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隻有從根上變了，這變化才變得深，這變化才靠得住。還有體製批判。整體體製批判，開始於康、梁變法。但真的確立一個合乎曆史潮流的體製，卻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體製的事體之大，大於青天。愚公固然可以移山，但他未必移得動社會體製。實在社會體製的改變需要的條件更多，付出的犧牲更大。在我看來，中國自先秦以來，有四種體製是最具決定意義的。這四種體製是：由商鞅奠基秦始皇立製漢武帝完成的以郡縣製為基礎的儒學為官學的中央集權製；由隋朝初立，唐代健全的科舉製；由康、梁發其端，孫中山立其基的共和製；在中國反反複複，幾經周折，幾經磨難，現在仍在探求和確立的市場經濟製。四種體製，確立何其難哉！四種體製的建立，都經過了艱難而又曲折的曆史過程。以第一次中央集權製的建立為例，商鞅變法是哪一年的事，秦始皇建國立製，又是哪一年的事，中間整整經過了6代國君，135年時間。然而，這體製的真正鞏固，還要走很遠的路呢！換句話說，雖然秦始皇確立了這個體製，並沒能真正完善這個體製，這體製的完善，直到漢武帝采納董仲舒“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意見後，才算得以真正完善。從商鞅到董仲舒，前前後後經曆了180年時間。這樣看來，批判的過程，其實也就是一個為曆史立法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