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爾摩斯穿著睡衣在收拾幹淨的早餐桌前等候著約會的到來。摩梯莫醫生很守時，剛十點，他就來了，後麵跟著年輕的準男爵。準男爵看上去很幹練，生著一雙黑眼珠，約有三十歲模樣，很結實，眉毛濃重，還有一張堅毅好鬥的麵孔。他穿著蘇格蘭式服裝，紅色的麵孔，飽經風霜的外表顯出他是個大多時間在戶外活動的人，可他那沉著的眼神和寧靜自信的態度，又顯現出十足的紳士的風度。
“這就是亨利·巴斯克維爾爵士。”摩梯莫醫生說。
“噢，您好，”亨利爵士說道，“即使我這位朋友沒建議今早來找您，我自己也會來的。我知道您是善於研究小問題的。今天早晨，我就遇到一件百思不得其解的事。”
“請坐吧，亨利爵士。您的意思是，您到倫敦後已經碰上了一些怪事嗎？”“沒有什麼重要的事，福爾摩斯先生，我想多半是開玩笑。如果可以把它叫做信的話，今早我就收到了這樣一封信。”
他把信放在桌上，我們都探身去看。信紙很平常，灰色。收信地址是“諾桑勃蘭旅館”，字跡很潦草，郵戳是“查林十字街”，信是前一天傍晚發的。
“有誰知道您會到諾桑勃蘭旅館去呢？”福爾摩斯先生用銳敏的目光望著我們的客人。
“沒人能知道哇！還是在我見到摩梯莫醫生以後，才定下來的。”“但是，摩梯莫醫生一定是先去過那裏了吧？”“不，以前我是和一個朋友住在一起的，”醫生說，“我們並沒有流露要到這家旅館去。”“嗯，看來有人很關心你們的行動呢。”他從信封裏拿出了一頁疊成四折的半張13×17英寸的信紙。他把信紙打開，平鋪在桌上。信紙中間有一行用鉛印字貼出來的話，是這樣寫的：
若你珍惜你生命的價值或還有理性的話，遠離沼澤地。
隻有“沼澤地”幾字是用墨水寫成的。
“現在，”亨利·巴斯克維爾爵士說，“福爾摩斯先生，也許您能夠告訴我，這到底是怎麼回事，能是誰這麼關心我的事呢？”
“摩梯莫醫生，您怎麼看呢？不管怎樣，您都得承認這封信裏絕沒有什麼鬼怪的成分吧？”“當然，先生。但寄信的人倒很可能是個認為這是件神怪事的人。”“怎麼回事啊？”亨利爵士焦急地問道，“我覺得你們兩人好像比我自己還知道我的事。”
“亨利爵士，我保證在你離開這裏之前，會知道我們所了解的全部情況。”歇洛克·福爾摩斯說道，“現在還是讓我們先談一下這封信，這信一定是昨天傍晚拚湊成後寄出的。有昨天的《泰晤士報》嗎，華生？”
“在牆角放著呢。”“麻煩你拿給我可以嗎？請幫忙翻開裏麵專登主要評論的那麵。”他迅速地瀏覽了一遍，“這篇重要的評論談的是自由貿易，讓我來讀一讀其中的一段吧。你可能還會相信那些騙人的花言巧語，即保護稅會對你從事的買賣或工業有所幫助。但如你是理性的人，並具有長遠的眼光的話，你會知道，這項法律注定會造成國家貧窮，限製進口，導致該島國一般生活水平的下降。”
“華生，你怎麼看這件事呢？”福爾摩斯高興得叫了起來，兩手來回搓著，“你不認為這是一種令人感佩的情感嗎？”
摩梯莫醫生煞有興趣地望著福爾摩斯，而亨利·巴斯克維爾爵士則兩眼茫然地盯住了我。
“稅收這一類的事情我可不大懂，”亨利爵士說道，“可是我知道，我們現在對於這封短信來說，已經離題了。”
“亨利爵士，其實正相反，我們恰恰是在正題上。對於我所采用的方法，華生要比您知道得多，但可能連他也不見得十分了解這段話的重要性。”
“確實，我也沒看出兩者之間有什麼關係。”“可是，兩者之間真的是聯係得很緊密，信中的每個字都是從這一小段中抽出來的。例如：‘你’、‘你的’、‘生’、‘命’、‘理性’、‘價值’、‘遠離’等，你現在還看不出來這些字和那封信的關係嗎？”“天那！太棒了，您可真聰明！”亨利爵士喊了起來。“如果對此還有什麼疑問的話，‘遠離’和‘價值’這幾個字是在同一個地方剪下來的，這個事實可以消除所有懷疑了。”
“嗯，現在……確實！”“說實話，福爾摩斯先生，這真是我料想不到的事，”摩梯莫醫生驚異地盯著我的朋友說，“如果有人說這些字是由報紙上剪下來的，我也能相信，可您竟連是哪份報都知道，並且還能說出是剪自一篇重要的社論，這可是我所經曆的最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了。您是怎麼知道的呢？”
“醫生，黑人和愛斯基摩人的頭骨您能區分開吧？”
“當然了。”
“但是，怎樣區別呢？”
“研究頭骨是我的特殊嗜好，那些區別是很明顯的。眉骨隆起，麵部的斜度，顎骨的線條，還有……”
“這也是我的特殊嗜好，就像那兩種人的頭骨在您眼中的區別一樣，那不同點也是同樣的明顯。在我看來，《泰晤士報》裏所用的小五號鉛字和半個便士一份的用字體拙劣的鉛字排出的晚報之間，也同樣有著很大的區別。對犯罪學專家來說，區別報紙所用的鉛字，是最基本的知識之一。不過，坦白地說，在很多年以前，我曾有一次把《裏茲水銀報》和《西方晨報》搞混了。但是《泰晤士報》評論欄所采用的字型是與其他報紙上采用的字型非常不同的，所以不可能被誤認為是其他的報紙。因為這封信是昨天貼成的，所以在昨天的報紙裏就有可能找到這些文字。”
“福爾摩斯先生，我明白了，”亨利·巴斯克維爾爵士說道，“那麼說，這封信一定是那個人用一把剪刀剪成的……”
“是剪指甲的剪刀，”福爾摩斯說，“您看不出來嗎，那把剪刀的刃很短，因為那個人剪了兩下才剪下‘遠離’這個詞。”
“確實是這樣。也就是說，製造此信的人用短刃剪刀剪下了這封信所用的字，然後用漿糊貼了上去……”
“用膠水。”福爾摩斯說。
“嗯，是用膠水貼的。可是為什麼‘沼澤地’這個詞卻是手寫的呢？”“因為在報紙上，其他的字比較常用，而‘沼澤地’就不怎麼常用了。”“啊，當然了，這樣就能解釋清楚了。您從這封短信裏還看出些什麼別的東西嗎，福爾摩斯先生？”
“還有一些跡象值得研究。他煞費苦心來消滅所有的線索，您看得出來，這個住址寫得很潦草。除了受過良好的教育，普通人很少閱讀《泰晤士報》。可以這樣假定，這封信一定出自一位受過相當程度教育的人之手。可從字跡上看，這個人卻將自己打扮成一個沒有多少文化的人。而從他想方設法掩飾自己的筆跡來看，他是怕這筆跡會被您認出或查出來。還有，很顯眼的，那些字貼得不整齊，不成一條直線，有些字高一些。‘生命’這個詞，貼得就很不是地方。這一點可以看出寫信人的粗心大意，或是由於緊張、激動所致。總的說來我是比較傾向於後一種想法的，因為這件事很明顯很重要，這樣一封信的編造者，不應是個粗心大意的人。如果是慌張的話，這就引出了一個新問題，而且非常值得注意，他為什麼要慌張呢？因為清晨寄出的任何信件，都會在他離開旅館以前被送到亨利爵士的手裏的。寫信的人難道是怕被人撞見嗎——可是他又是怕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