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7月2日，新加坡正式建軍3周年，新加坡首任國防部部長吳慶瑞陪同李光耀總理檢閱部隊。閱兵儀式後，總理和國防部長坐到觀禮台上，觀看射擊比賽，兩人就建軍的方方麵麵海闊天空，無所不談。突然，李光耀對吳慶瑞說：“這幾年，你的重點放在擴軍速度上，很有成效。我看，下一步要著重提高軍官的素質。一個軍官不僅要有軍事知識，而且要有敏銳的、富有想象力和創造性的大腦。無論戰士如何勇敢，指揮官的無能會降低士氣和戰績。而無論指揮官如何優秀，如果參謀工作不力，也會導致失敗。”
吳慶瑞點頭說：“軍官培訓工作正在加緊進行，目前，我們又派出一批軍官去台灣受訓。”
除了軍隊外，新加坡還有大量的警察和情報人員。在警務方麵，新加坡效法日本，到1987年，新加坡已有警察7500人，此外，還有一支衛隊。李光耀政府很會“以人治人”，重視鄰裏間相互監督，防止犯罪活動出現。他們的每個居民區都有軍警家庭分布其間，居民委員會除舉辦各種福利事業外，還負責防盜防火，教育失足青少年。軍警的情報機構是混合的，他們經常派人到美國、澳大利亞及其他一些地方接受“特種作戰”訓練。
新加坡還設有內部安全委員會，其職責是“防共、防諜、防匪”。內部安全委員會是一個評價不一的機構，它逮捕了不少壞人，但同時也關押了不少進步人士和“共嫌”分子。1971年5月，它逮捕了《南洋商報》總經理李茂成和總主筆李星可、總編輯同道章，罪名是“傾向共產黨”、“危害國家安全”。這之後，內部安全委員會不間斷地逮捕了一些“親共”、“共嫌”分子，有些政治犯被監禁長達20年也沒有審訊，也不釋放。為此，曾引起國際人權組織和國內很多人的抗議。國際人權組織要求新加坡政府尊重國際慣例和法律尊嚴，對政治犯必須進行公開審判，無確鑿犯罪證據的，應予釋放。國內一些人士也多次要求國內安全委員會大赦政治犯，但李光耀政府一直沒有理睬。
李光耀政府對國內的共產黨毫不留情地打擊。從人民行動黨執政之後，新加坡政府就想方設法限製共產黨的發展，稍有出格，就會遭受無情打擊……
經濟迅猛發展，國防日益強大，使新加坡的國際聲望日益提高。1971年1月，李光耀總理在新加坡主持召開了英聯邦政府首腦在亞洲的第一次會議。本來計劃隻有5個總理參加會議，但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和日益活躍的外交策略使這次會議迎來了31個總統、總理和高級部長。1月22日，英聯邦政府首腦會議閉幕，李光耀致了精彩的閉幕詞：“經過9天以後，代表們彼此更加了解了。這種互相了解並不意味著他們同時改變了各自的立場，但是，通過這種互相了解，就有了進一步調整、修改防務和經濟政策的可能性。由於聽取了各自所闡述的意見，我們對待有色人種和其他衝突的態度可能有所改變，即使這種改變是很少的也罷。但是，無論是向南非出售武器問題，還是英國加入共同市場的後果問題，或者是英聯邦提供技術發展的資金問題，以及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之間的合作問題，在所有這些問題上，各自的私利心都受到那種盡量去改善人家的命運、至少也得使人家過得去的誠摯願望的啟發而有所減輕了。”“新加坡和英聯邦的夥伴們站在一起，堅決反對種族主義這個壞東西。我們有責任堅持人類平等與尊嚴的原則。在反對種族主義的鬥爭中，為了達到上述目的，我們準備通過教育和財政方式提供一些幫助。”“對大家來說，世界已經變得太小了。隨著大型噴氣式客機、超音速飛機及水翼船和氣墊船的出現，世界還會變得更小。經濟上的依賴卻越來越多。如果我們以為這些由來已久的種種偏見一夜工夫都能去掉，那我們將會感到失望。原生神經係統總是落後於理智的，這個係統一觸及到陌生的和不習慣的事物時，就會不知不覺地產生恐懼和偏見。更糟的是，有人用各種方式通過文字、電視甚至玩具來描寫某些人種低劣來加強這種恐懼和偏見。在很多方麵，我們這個會議以縮影的形式反映了國際社會所麵臨的某些不可調和矛盾，這些矛盾必須緩和。假使這些衝突沒有受到共有的同胞精神的製約，那麼人類將要付出的代價就太大了，太痛苦了……”“對於世界經濟的形勢和趨向，對於英國參加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影響，有好多發言者提出了深謀遠慮和建設性的意見。我對他們自覺地、緩和地發表意見是很感激的。這就使原先幾乎是不能調和的立場不至於發展到完全不能調和的地步。克製和誠實的態度防止了麵對麵的衝突惡化成為大亂。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的議會就具有這種特點。我已盡力讓每一個主要事項有足夠的時間討論，讓每一個與會者都受到充分的注意。對於那些受到挑釁而保持冷靜的人，我再次表示感謝。”
李光耀的閉幕詞贏得了陣陣掌聲。
經過全國上下的一致努力，新加坡不僅克服了英國軍隊撤走所造成的困難，經濟發展速度仍然不斷加快。1968年11月，裕廊鎮管理局成立，它標誌著新加坡有計劃引導經濟發展取得了成功。早在60年代初期，新加坡政府認為必須建立一個建設基礎結構，為此，政府選定西海岸裕廊鎮的一片沼澤地為重工業發展區，經過上上下下的共同努力，到1968年，這片沼澤地上已擁有了100多家工廠。
裕廊鎮管理局成立時主要目標是策劃、發展、管理新加坡的工業區，並為在工業區工作和生活的居民提供福利設施，為新加坡工業化計劃奠定了牢固的基礎。後來，由於工業化進程的不斷加快，裕廊鎮管理局的職能不斷擴大，發展到為廠商提供工業用地、建設標準型的工廠、推動科技研究和發展、提供設備與信息等，成為新加坡全島24個工業區的主管部門。
為了加強轉口貿易和發揮海港、航運的潛力，新加坡政府除了不斷鼓勵開辟新市場外，還在1969年設立了4個貿易區，並於1968年建成亞洲最大的集裝箱碼頭，組建國家船隊。同時，新加坡政府專門製定了新加坡船隻注冊法，廣招外輪，以提高航運競爭能力，活躍海港。同時，為促進空運和發展旅遊業，新加坡政府還興建了亞洲最先進的樟宜機場，並著力使新加坡全島成為“花園城市”。
為了進一步有計劃地引導經濟發展，李光耀、吳慶瑞等人運用國家財政，將部分政府積累注入企業。1968年，由新加坡政府出資50%組建的新加坡發展銀行成立，該銀行主要用於扶植新興的私人企業，以中、長期貸款提供財政擔保，或以直接參股的方式向私營企業提供建設資金。
20世紀60年代後期是亞洲各國經濟發展的興盛時期，對外資的需求十分迫切，而且，以美國為首的跨國公司為迎合亞洲各國發展經濟的需要，大量向亞洲各國湧入。這對於期望把新加坡建設成為國際性金融中心的李光耀來說，無疑是一個十分好的時機。1968年10月，在李光耀的支持下，政府批準設立亞洲美元市場。1969年4月，新加坡政府給7家商業銀行和3家貿易商行發執照，允許其從事黃金買賣，從而有力地推動了金融業的發展。1971年，新加坡專門成立了國家金融管理局，負責製定金融政策，管理金融業務。1978年11月，新加坡政府批準設立的黃金交易所正式成立，成為亞太地區第一家提供黃金買賣的交易所。
由於新加坡政府全力鼓勵發展經濟，製造業的產值從1966年的4.93億新元升至1970年的10.07億新元，平均每年吸引外資1.7億新元。由於國內產品出口量的不斷增多，從1965年至1970年，原來占主要地位的轉口貿易額占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已從58.7%下降到38.8%，國內生產總值由33.3億新元增加到58億新元，年均增長率達12.4%，1968～1970年竟高達13.8%。全國居民收入也大幅度增長，1959年為1290新元，1965年為1470新元，到1970年則增長到2690新元。而且，全國就業人口也大幅度上升，1965年50萬人，至1970年則增至70萬人，全國失業率下降到6%。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新加坡國民經濟發展進入第三個階段，這一階段，新加坡工業開始從勞動密集型轉向技術密集型。
在新加坡工業發展過程中，李光耀從來不單純追求經濟數量的增加，而是著眼於經濟效益和科技水平的提高。為此，李光耀又專門設立了科學和工藝部，由副總理杜進才兼任部長。
與新加坡經濟快速發展相反的是，曆史進入20世紀70年代，西方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自1973年始又出現了世界性的能源危機，石油價格暴漲。所有這些，無疑大大地影響了大力發展出口工業，並已成為遠東國際貿易和金融中心的新加坡。
新加坡受西方通貨膨脹影響最大的是紡織業和電子工業，其次是私人建築業。其後果是工廠和工程停工，大量工人失業，經濟發展速度驟然降了下來。1974年上半年，新加坡經濟增長率竟降至6.8%。
經濟的發展速度降低，帶來了一些不安定因素。這時，一些謠言紛紛出籠，有人甚至說，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必須重新合並，否則，新加坡將無法生存下去。對於這一謠言，李光耀進行了嚴厲的駁斥，他在1974年的國慶演說中肯定地說：“9年前，有不少人以為離開馬來西亞的新加坡沒法生存。經過9年的努力，現在我們終於有了自己的一份實力，有了自己的利益，我和我的政府絕不會把自己用9年心血建設起來的東西白白送給別人。”李光耀號召全國民眾：“大家要沉著應付我們的難題，要嚴密社會組織。我們必須未雨綢繆，自我約束，發揮我們‘勝不驕、敗不餒’的精神。為我們自己的利益，打我們自己的算盤，走我們自己的路。”李光耀滿懷信心地說：“我們新加坡人有自己特有的國民意識，我們能夠頂住外來壓力。”
確實，新加坡政府有信心度過這場危機，因為，早在1972年世界經濟剛剛出現衰退跡象，善於觀察國際風雲的李光耀就已經覺察到了。他領導的新加坡政府專門製訂了《公共工程五年計劃（1973～1977年）》，並通過稅收和舉債籌資258億新元，這不僅為工業化提供了堅實的社會基礎，也有力地抗擊了危機的衝擊，使新加坡國民經濟在全球經濟危機中仍獲得持續而穩健的發展。在1976年歐、美、日等發達國家還處於經濟滯脹狀態時，新加坡的經濟已經複蘇。
1976年新年獻詞中，李光耀豪情滿懷地說：“我們是以1965年以來最低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結束了石油危機以後的第二年。1976年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東南亞國家本身正在調整，以適應本區域周圍和本區域內列強的均勢，我們必須在大不相同的情形底下尋求穩定和安全。”正是這一年，新加坡經濟開始複蘇，並穩健地發展。從這一年起，新加坡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由7.2%上升至1977年的7.8%和1978年的8.6%。
1979年，這是一個值得欣慰的年頭。這一年，是李光耀執政的第20個年頭，也是新加坡邁向工業化的第20個年頭。這一年，新加坡從一個落後的殖民地國家變成了一個人均國民收入達8291新元的新興工業國家。在工業化迅速發展的推進下，新加坡的國民經濟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1960～1979年，在國內生產總值中，製造業所占比重從13%提高到22%，交通運輸與運輸業由14%提高到18%，金融業由7%提高到11%，而貿易部門所占的比重則從33%下降至25%。至1979年底，新加坡已經開發了21個具有一定規模的工業區，工業部門的種類也日漸齊全，不僅擁有起主導作用的鋼鐵、煉油、修造船業，而且還生產電動機械、交通運輸設備、金屬產品和電氣、電子產品等，此外還建立了一整套較為完備的社會基礎設施，為工業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使新加坡從殖民地時期單一畸形的轉口貿易經濟結構發展成為以製造業為動力的“多元化”經濟結構。在不到20年的時間內，新加坡建設成為全球第三大煉油中心、蘇伊士運河以東日本以西的最大修造船基地、國際重要電子電器生產基地、世界金融中心、國際最繁忙的商港之一和東南亞旅遊“大國”。
不過，由於新加坡國民經濟的發展主要依靠外資和外國市場，所以，其極易受國際經濟形勢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生的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使得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一些擺脫殖民統治的發展中國家也競相推行出口導向型工業政策。這樣，在市場容量有限、勞動密集型工業製品麵臨眾多發展中國家更為低廉的勞工成本競爭的情況下，新加坡經濟發展的原有優勢逐漸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