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養民眾高尚情操：到過新加坡的人都會聽到這樣一則故事：
一群醫科學生襲擊女生宿舍，偷去姑娘的內衣，並在牆上寫下了下流話。這一惡劣情節傳開後，李光耀憤怒了，他既像父親又像總理發動了一場全國性的大討論。
作為總理，李光耀對學生們說，大學生對社會負有義務，要做一個正派的、愛國的、刻苦工作和有效能的人，不要做浪子癟三。作為父親，李光耀認為他們這樣做並不有趣，他說：“如果我的兒子參加在內，我當引以為恥。如果我的女兒住在宿舍裏麵，有這類事發生，我一定會十分憤怒。”
這樣的故事在其他國家絕不會引起國家元首的如此重視，但這件事是發生在新加坡，是發生在有一個致力於培養民眾高尚情操的總理李光耀的新加坡，所以，引起一場全國性的關於美與醜的大討論就不足為怪了。
在高舉法律寶劍、高揚廉能旗幟，用法律橫掃種種惡行時，李光耀並沒有把嚴刑酷法當作治國的“萬能鑰匙”，他提出了“以法治國、以德育人”的宗旨，大力培養民眾的高尚情操。
以德育人首先表現在對子女的培養上。李光耀在家中經常向自己的兒女灌輸做人以德為先的觀念，他經常給孩子們開列清單，要他們讀有價值的書，也常和他們交流讀書心得，在潛移默化中培養孩子們的高尚情操。
有一次，長子李顯龍看完《富蘭克林傳》後，與李光耀交流讀書心得。李光耀高興地對李顯龍說：“富蘭克林的偉大與我們想象中的偉大不同，他偉大得平凡。但他的平凡又與常人不一樣，他平凡得認真。”“人不僅需要理想和學問，更需要德行。德行也許瑣碎，卻使我們感受到人生的責任，從而鼓舞我們去變革生活。早在2000多年前，中國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就把做人放在第一位，把理想和學問放在第二位。他這樣告誡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孔子的這番話就是要求年輕人要注意德行，在家孝敬父母，出外尊敬長者，做事小心謹慎，說話要守信用，熱愛廣大民眾，親近仁義道德的人。做好了這些之後，如果還有多餘的精力的話，就要一心一意地鑽研學問。”
由於李光耀夫婦注意對子女進行道德品質教育，二子一女長大後，都憑自己的才華和品行成為眾口兼讚的人才。長子李顯龍公認為才華橫溢，很可能成為新加坡未來的政治領袖。他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十三四歲就懂華語、英語、馬來語和俄語。在公教中學和國家初級中學學習期間，成績優異，並獲得總統獎學金。但李光耀沒有讓他像其他獎學金獲得者那樣隨即出國留學，而是要他履行公民義務，進入武裝部隊服役。經過10個月的軍訓，李顯龍因成績突出而獲得武裝部隊獎學金，進入英國劍橋大學聖三一學院攻讀數學和電腦學，1974年在劍橋大學獲得數學第一級榮譽學位和電腦科學優等文憑，回國後繼續在武裝部隊工作。1978年，李顯龍被軍方派往美國堪薩斯沃夫堡的陸軍司令與參謀學院學習。1979年，李顯龍獲梅森研究基金會獎學金，到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行政學院深造，獲得公共行政學碩士學位。1980年回國後繼續在武裝部隊工作，1982年晉升為上校，出任新加坡武裝部隊參謀長兼聯合行動策劃司司長，兩年後晉升為準將，成為新加坡軍方第2號人物。1983年，李顯龍因指揮直升機救援由於纜車事故被困於新加坡與度假勝地聖陶沙島之間四輛吊車上的13人出險而名聲大噪。1984年，經人民行動黨挑選，李顯龍被確定為國會議員的候選人。1984年9月，他宣布退役，但保留軍銜。1985年1月，他出任國防兼貿易及工業政務部長。同年4月被委任為經濟委員會主席。1986年2月，李顯龍又升任代貿易及工業部長，不久成為正式部長，同時兼任國防部第二部長（軍事）。在人民行動黨內，他先後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副主席。1986年9月，他當選為人民行動黨屬下的青年團主席。1989年2月，李顯龍又升任人民行動黨秘書長第二助理，成為地位僅次於李光耀和吳作棟的第3號人物。
李光耀的二兒子李顯揚與他的哥哥李顯龍同樣受到家庭和學校的良好教育，同樣畢業於公教中學和國家初級學院。1976年獲總統獎學金，到英國劍橋大學深造，學成回國後加入武裝部隊。1983年被派往英國皇家科學軍事學校和坎貝利接受科學與武器、戰術與行政參謀等課程的訓練。1984年11月回國，1985年4月晉升為新加坡第46裝甲營司令。
李光耀的女兒李瑋玲亦是總統獎學金的獲得者，她曾在國內外學醫，是小兒科醫生，會武術，有一套自衛防身的功夫。
當然，教育兒女具有高尚的情操是李光耀的責任。不過，李光耀不僅是一名合格的父親，更是一位合格的總理。他以德育人，感染了新加坡270萬民眾。
李光耀認為，資源貧乏的新加坡唯一的資源就是人才資源，而且，人才資源所指的人才並不單純指狹隘意義上的人才，而是指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才，這些人必須具備完善的品格。
李光耀一上台，就為新加坡製定了這樣的教育根本目標：德與智全麵發展。1961年8月5日，在千人參加的教師節大會上，李光耀大聲呼籲：“我們的學校要向學生傳授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所需的各種技藝與專門知識。但倘若僅限於此，那就太目光短淺了。學校還要培養學生個人的品質，發展各方麵的潛能和創造能力。學校要培養品格完善的人。這樣的人，在社會將成為良好的成員，在國家將成為良好的公民，而一個道德不完善者，對社會、對國家的貢獻自然也是有限的。”
李光耀堅定地認為，真正的人才必須具有正直的性格和品德，必須對國家、對工作有高度的責任感和自發性。李光耀認為，良好的品質必須從小開始培養，他主張從兒童教育抓起，要讓孩子們從小就懂得“有些基本的傳統價值是應該牢牢遵守的”。要他們懂得“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什麼是應該羨慕的，什麼是應該鄙視的”；還要他們分清“誰是英雄、誰是壞蛋”。
為了尋找出培養人民高尚情操的方法，李光耀翻閱了古今中外大量的著作，他對中外曆代思想家的學說進行分析比較後認為，中國儒學思想的精華很值得推廣。他相信，正確運用儒家的原則，可以維護新加坡的和平和發展。他多次在不同場合指出，孔子的倫理觀是解決人際關係的好原則，他將孔子的“五倫”推廣為五種人際關係：父子有愛、君臣有義、夫妻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他認為，隻要按照孔子的這些原則去處理人際關係，就一定會收到良好的效果。他總結說：“儒學並不是一種宗教，而是一套實際和有理性的原則，目的是維護世俗人生的秩序和進展。”
1994年10月5日，在北京國際儒學聯合會成立儀式上，李光耀再度對儒學進行了總結：
“治理新加坡的經驗，特別是1959年到1969年那段艱辛的日子，使我深深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過儒家價值觀的熏陶，我們是無法克服那些困難和挫折的。新加坡的人民有群體凝聚力，能夠以務實的態度，來看待治理國家和解決社會的問題。”
“40年的治國經驗使我相信，道德價值和倫理規範對建設一個健全、穩定的社會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起源於2500年前的儒家思想，是中國農業社會的產物，是為中國農業社會服務的。如果把這個思想原封不動地照搬到今天資訊發達的工業社會裏，是絕對行不通的。比如，我們不再重男輕女，兒女都有平等的教育機會，也有平等的就業機會。因此，夫婦有別的觀念就必須改變。”
“今天的政府，不再由封建王侯掌管，政府的職權範圍也已經擴大了。因此，君臣有義，或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必須重新定位。我相信，一個社會如果能夠保留它的核心價值觀，特別是具體概括在‘五倫’內的價值觀，將能促進家人與家人之間、家庭與家庭之間以及家庭與政府之間良好有序的關係。這些關係的基本含義和重要性，並沒有隨著時代而改變。工業化和科技發展，並沒有使它們與時代脫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