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31日，我來北京的第三個月。那天我拿著同事給的趙傳演唱會的門票，下班後換了兩趟地鐵，一個人去五棵鬆體育場看演出。我不喜歡這個歌手，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去，大約隻是不想一個人跨年。也許去現場的大多數人和我一樣，整場演唱會中沒有尖叫也沒有熒光棒。可是當這個又醜又老的男人開口唱“當所有的人/離開我的時候/你勸我要耐心等候/似乎知道我有一顆永不安定的心/容易蠢動”，我一下就哭得像個傻×。那年我二十四歲，生命中第一次哭著跨年。我至今都能記得那時候心裏難受的感覺，但我至今都講不清楚流淚的原因。
2009年6月，我從家鄉哈爾濱的某師範大學中文係畢業。同年底，經過入職考試加上父母托關係，我進入某大學附屬高中，成為語文組的一名教師，主要教頑皮不羈又家境優越的藝術生，讓他們在高考中能進入理想的大學。2010年3月，因為當時還年輕的新浪微博突然加了個“測試版”符號，加上之前同類網站“飯否”被封，網上瘋傳微博要被和諧。當時我微博粉絲隻有一千多，一個姑娘私信我，說我挺喜歡你的，我怕微博掛了以後找不到你，我能把你的語錄整理成一個帖子嗎？我說行，反正我平時也是自言自語玩兒的，你隨便。幾天之後的一個中午，我因為下午第一節沒有課，破例在午休時間從學校回家吃午飯，打開電腦，第一眼看到的是消息框提示：你有10000個新粉絲，7800條轉發，3900條評論。我當時心跳到嗓子眼，說實在的是嚇壞了，點開幾條評論才清楚了原因：那個留言給我的姑娘整理了我的一百條語錄發在當時某個最熱門的論壇，於是一夜之間，無數人找來。
我的第一反應是自己會被學校開除，我知道網絡時代人肉一個人有多麼容易。學校領導如果知道自己的員工突然成了網絡紅人會是什麼表情，學生家長如果知道孩子的語文老師是個口無遮攔的姑娘會是什麼態度，這不難想象。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刪除了所有我之前發布過的個人照片和帶個人明確消息和@周圍朋友的微博，我想保護我的學生保護我的家人，起碼他們不至於被推到風口浪尖。整個下午，我都在緊張中度過，粉絲數還在不斷攀升。之後的三天，我沒更新任何一條微博。我沒法入眠，我還得上班，但是我可以裝死，或者裝死狗。
到2010年6月，我的第一批學生畢業，一切似乎沒我想象的那麼壞。這期間打擾我的隻有莫名其妙的評論和連綿不斷的私信。兩個月後，我收到一條私信，大意是問我願意給他們寫專欄嗎？我沒回複，第二條私信很快發來，這個人問我，你願意來北京做雜誌編輯嗎？我看到他的微博認證是某雜誌主編。
因為正值暑假，我有的是時間想事兒，一周之後，我做了最後的決定。一個下午，我帶著辭職報告跟校長徹底談了一次，從學校出來的時候已經徹底告別了自己的教師生涯。回家之後我才把這個消息告訴父母，他們先是驚訝，因為在此之前我沒跟他們透露一點兒相關消息，他們的訝異很快就變為憤怒，他們知道一份高中教師的工作對於一個生活在哈爾濱的二十三歲姑娘而言，實在是一份旱澇保收的工作。他們不明白我為什麼要因為一個在網上結識的人的一句話，辭職去千裏之外的北京，也不知道沒有一點兒編輯經驗的我突然跑到北京到底能做點什麼。確定我已經辭職之後，他們開始沉默，整個家裏陷入一種可怕的死靜。十天之後我啟程，母親默默為我收拾了行囊。後來，我媽才告訴我，我做警察的父親在得知我辭職消息的當天就來了一趟北京，專門跑到我要工作的公司徹徹底底地打聽了一通，確定靠譜之後，才默許我離開家。
來北京的第一段日子，我借住在一個朋友的朋友家，隻因為她就住在我公司對麵，再遠點我可能不認識路。我要做的版麵是兩性與健康，這對於一個之前性生活對象隻有大學男朋友一人的姑娘而言實在有點滑稽。不過一切容不得我選擇，這對我而言不是安排，是任務。
幾個月之後，我已經見過所有之前認識的在北京工作的網友。我依然什麼地方也找不到，工作還沒轉正期間，我那些微薄的工資都用來晚上和朋友吃飯來回打車，帶來的之前攢下的工資也基本上花了個精光。總是在別人家叨擾也不是長久之計，於是我用身上的最後一筆錢租了間房，房主是對兒北京的老夫妻，兩個人住在破舊到不行的樓裏，隻住兩室中的一間，另一間租給我。壞消息是窗戶搖搖欲墜，好消息是距離公司近且價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