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應該生在中國”
——浙江理工大學外籍教師辛西婭·J.羅伊斯女士訪談錄
辛西婭·J.羅伊斯簡介
辛西婭·J.羅伊斯（CynthiaJ.Royce），美國人，浙江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教師。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文學士，參加過資金籌集、社區開發、種族和諧工作培訓班，獲英語作為第二語言（ESL）師資證書。職業生涯十分豐富：在美國長期擔任谘詢工作，為非盈利機構和非政府組織籌集資金；曾在托兒中介任職；做過開發部經理，負責辦公室管理、資助申請書撰寫、公關及營銷工作；曾在聯合勸募會（UnitedWayAgency）的不同部門工作過；曾在企業就職，負責銷售錄像帶、不動產及遠程市場營銷；曾做過大量社區服務工作。豐富的教育和工作經曆不僅使她發展了很強的專業技能，也因此對教育和社會問題有深邃的見解。
羅伊斯女士熱情、豪爽、坦誠，熱愛中國，曾於1983年、2001年和2005年三次到中國旅遊，來浙任教後更是充分利用節假日暢遊中國，足跡遍布大江南北。用她母親的話說，她真應該生在中國。
訪談內容
問：您來這兒旅遊過三次，又來這兒工作，中國對您一定有什麼吸引力吧？
答：1983年我第一次來時就知道自己被中國迷住了，我總想回來，並設法在這兒生活。我母親說我真應該生在中國。這兒太迷人了。中國的崛起、活力及人們的樂於助人是吸引我的三樣東西。而杭州是最吸引我的地方，因為我每次來中國總要來杭州。
問：自您第一次來到現在已經20多年了，其間正值中國改革開放。您感覺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什麼變化？
答：什麼變化？！太多、太大變化了！經濟、商業、社會麵貌、人民生活……相比我初來時都好了許多。中國經濟發展之快令人刮目相看，在一些大都市，商業的繁榮程度已經達到國際水準，即使是在一個極普通的小鎮，也不用愁有買不到的商品，人民的生活有了實質性提高。中國是那樣充滿活力，讓人著迷。要讓我具體說，我隻能講跟高等教育有關的，即我工作以後所見的。我所在的學校，管理工作有不少改善，管理者能夠聽我們的意見。西方人習慣提前計劃每件事，而不習慣臨時做調整。我們剛來時，他們總是說明天你得做什麼，讓我們感覺很不習慣。現在他們已經開始考慮我們的文化了，我們可以早早得知要參加什麼活動。另外，這兒是大班教學，一個班甚至多達80人，但我們說把大班變成小班，給我們更多的班，50個人一個班學語言肯定不行，隻有小班我們才能幫學生學習。現在我的班上有24~30人，當然有一個班40人，那是因為時間實在調不開了，而他們又不想換老師。另外，理工大學允許我們向學生分發複印材料，我知道在其他學校這是不允許的。您知道，學語言是要聽、說、看並舉的，要是不允許我們分發材料，學生就看不到聽說的內容。這是個重大變化。
問：您怎樣評價浙江省的高等教育？
答：浙江省的高等教育近年來有長足的發展。辦學規模明顯擴大，學校數量在增加，在校生人數增加得更快，不少大學又在建新的校區。據說你們的高考入學率已超過70%，而研究生招生速度增長更快。你們的高等教育普及率越來越高。學校硬件設施已經很不錯，校園環境、學習環境都很舒適，尤其是教室裏高質量多媒體設備的配備，可以大大提高教學質量。師資方麵感覺也是越來越好，有些高水平的學科帶頭人參與到教學團隊中，帶領大家做科研，改進教學。但是我覺得你們的學生隻關心考試分數。這或許就是美國和中國教育最大的差別。
問：您覺得關心考試有什麼不妥嗎？
答：本來很正常，但你們的考試注重記憶，不能發展學生的能力，而且過分關心會阻礙學生興趣的發展。
問：在美國你們怎樣考試？
答：拿英語課來說，我們從不考單詞、定義，我們考的是內容，老師會跟學生對話。我大學時學的是社會學，老師會要求我就有關方麵寫論文，會問我從某部分學到什麼，並把自己的觀點與他分享。我們考試就是寫文章、對話。
問：您是否認為我們考試太多了？你們很少考試嗎？
答：事實上，我們跟你們正相反，你們是在大學以前有很多考試，進入大學反而很少考試，學生課業負擔比較輕，而我們在大學以前很少考試，進入大學考試比你們要多得多，我們的大學生比你們的大學生要刻苦得多。我們這種體製更符合學生生理發育特點。
問：您怎樣評價浙江大學生？
答：很乖巧，很關心考試分數，很會考試。一切都圍繞著怎樣考試拿高分，因為那樣他們就能進好的學校，找好的工作。我認為這種人人隻關心考試成績的環境，無法教會你們的學生隨機參與學習過程的能力，他們就知道機械記憶式學習，卻沒有學會生活、工作所需的多種能力。但生活不是機械記憶，工作不是機械記憶。他們不知如何尋求解決事情的方法。這太糟糕了：走出校門不知道怎樣管理項目，不知道怎樣表達自己的想法，不知道怎樣在最後期限前完成任務，不知道怎樣與人打交道，不知道怎樣處理真實生活中的不同情形。你們必須改變你們這種教育製度和招聘方式，雖然這需要時間。有些公司已開始改變招聘方式，培養有個性差異的員工。
問：您認為浙江的大學生學習自主性如何？
答：他們學習自主性很高，但這種積極性是直接與考試拿高分相關的。除此之外，他們基本沒有積極性，沒有自學可言。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興趣是什麼，自己該掌握什麼技能。完全沒有激情。寒假開學我問學生假期有沒有讀什麼書，他們大笑。他們完全沒有自主學習的積極性。
問：您對我們大學生的創造性有何看法？
答：不太理想。我有時給學生發複印資料讓他們寫作利用，結果很多學生原樣照抄又把文章交上來了。他們創造不出新的、不同的東西來。這是典型的中國學生。所幸我有幾個學生並非如此。他們力圖幽默、有想象力。但普通中國大學生都不會很快、很容易地發展這種能力。我們必須教會中國學生什麼是創造性，它到底是什麼意思。中國機械記憶式教育方式不會教給學生創造性和想象力。
問：您認為浙江大學生的人文素養如何？
答：是不是指他們是否關愛社會、關愛他人？他們比較童稚可愛。他們喜歡小動物的圖片、小孩子的圖片、美的東西。他們關愛社會，他們喜歡讓人高興的東西，他們不知道如何應對悲哀與困難。他們人文素養高，是因為他們隻被展示美的東西，他們從不對任何事負責任。如果跟美國的學生相比，你們十七、十八、十九歲的人就跟我們十二、十三、十四歲的人差不多。這有壞也有好。你們的學生保留了那份童稚的可愛。而我們十五、十六、十七歲的孩子所經曆的事情，你們根本不想你們的孩子經曆：性、毒品、離婚、各種難關。但我們的孩子雖經曆挫折，卻更懂人性，變得自立。他們知道如何判斷好人與壞人，從而知道遇到壞人時如何保護自己。中國的孩子太天真了。
問：人文素養還包括人文學科方麵的素養，如美術、哲學、音樂等方麵的素養。這些方麵您怎麼看呢？
答：你們對學生這方麵的培養並不多。在高中階段我們有美術、文學等課程，進了大學，要學更多。我進大學後，必須學哲學，這是每個學生的必修課，即使是學理的，也要學哲學、藝術類課程。在這兒上課，要是我問學生“生活是什麼”，我得不到答案，因為他們從未想過。
問：你們必須學哪些通識課？
答：語言、哲學、心理學、社會學，所有帶“……學”的課。它們是基礎課程，是獲得學位的前提。大學一二年級，學生們要認識“我是誰”及“我想要什麼”的問題，到了大三才選自己的專業。
問：我們的學生上大學前專業就已經定了。不過我們現在也在開一些選修課，隻是有些學生不想來上。
答：他們已參加過太多考試，他們已厭倦學習，他們不想再學了。這就是你們教育體製的問題。
問：在美國，你們如何保持學生學習的熱情與激情？
答：我們課上注重創造力。我曾上過一門課，叫“對話課”，大家坐成一個圓圈，就不同話題進行交流。這不是語言課，就是自由對話課。學數學就要以學數學的方式去學，學科學就以學科學的方式去學。除了幹巴巴地學公式，還可以通過“做”來學，通過“造”什麼東西來學。要寫論文就應該去社區考察，而不是坐在教室裏。如果所有事情都是圍繞考試而做，那就隻剩“學習”了。
問：美國大學生如何選擇專業？
答：在美國，學生進入第三年才確定專業。這時他們對自己已經有了比較透徹的了解，知道自己的興趣和能力所在。確定專業後，可以留在原學校，也可以換學校。
問：換學校很容易嗎？
答：隻需申請。如果申請的學校許可的話，他們可能說，你是在別的院校上的學，我們學校要求更嚴，更難進，因此你所取得的學分在我們這兒值不了那麼多，你要補修一些課，你同意嗎？隻要學生同意，就可以換學校，隻是上課要另付錢。有時候申請的學校也可能根本就不接受你已學過的課程，他們說你所上的學校太差了，根本夠不上換我們學校，我們學校要好得多。如果你想來，就必須重新選課，你願意嗎？如果你說“不願意”，那就不換。在美國，個人可以很成功而並不來自名校，沒上過哈佛照樣找好工作。不像在中國，需要名校、高分才能找到好工作。
問：要想從一般大學換到好得多的大學能辦到嗎？
答：你要把你的考試成績、所修學分及全麵自我介紹的一篇文章提交給要轉的學校。如果你成績不夠好，學分不被看好，可能轉不了。但現在很多學校越來越重視你提交的那篇文章。通過文章，學校可以看出你寫作水平如何、善於自我介紹與否、你是怎樣一個人、你有過怎樣的經曆、學過什麼、有什麼收獲等。你如果成績不夠好，可能轉不進去，但即使你成績夠好，文章寫得卻不好，你也有可能轉不進去。
問：那轉專業呢？應該更簡單了？
答：是的。
問：但在中國有的地方高中生就分文理科，學文科的轉理科會跟不上課，因為他們理科學的深度不夠。
答：你們在學生還不知道他們是誰的時候就決定了他們的將來。我們卻是讓孩子嚐試不同的東西，讓他們發現他們的興趣所在。沒有興趣的事，他們既做不出色，也不會喜歡做。我們有著完全不同的製度。而且他們即使選定專業和學校，也仍然可以換。
問：那要是學生換來換去怎麼辦？
答：隻要他們有錢、有時間去上額外的課程。學生也會考慮補課費用，因為學費很貴。
問：剛才說到通識課程，讓學理科的學生上人文課程，他們會不會抱怨無用？
答：我們是有不少人不喜歡，因為它不能掙錢。但我自己學了哲學後，發現它有助於我思考。能夠從不同角度進行思考幫助我掙到更多錢。不能過分專注於掙錢。不能什麼都用錢來衡量，這是資本主義的一個概念。
問：在美國大學生修雙學位普遍嗎？
答：普遍。我們稱為大專業兼小專業。比如我，拿了社會學的大專業，科學研究的小專業。拿這兩個專業都需要達到一定學分，但小專業所需學分要少。由於拿第二學位要學額外的課程，我需要更長時間。我當然也可以每個學期多修學分而不增加總時間。但是我們規定每學期不能超過17個學分，否則課業負擔就太重了。我們每門課都要寫論文。我們每年都選一些課，這樣我們就不會集中在一二年級修太多課，到高年級就很少有課，甚至沒課。上學是幹什麼來的？就是上課來的。我在這兒認識一些研究生，他們一年級功課很緊，二三年級就幫導師搞研究，這些研究卻與他們自己無關。我的問題是，為什麼把課都擠在一年級，而其後都不怎麼有課？
問：或許他們需要找工作。
答：我知道有很多人晚上讀碩士學位課，白天工作，他們拿學位不耽誤工作。既然是全日製的學生，找工作就不是他們課業的一部分。為什麼交著上學的錢，卻要去找工作？大學四年級的學生不上課卻去找工作，這是浪費他們父母的錢。
問：在美國找工作雇主看重什麼？
答：最低高中畢業，必須能勝任工作，有些還特別要求雇員要誠實。3分鍾以內，他們就可以確定能否信任你，第一印象很重要。他們要看你的履曆，看你的技能，看你善不善與人交談，能否展現自己，能否善於學習。跟這兒把成績看那麼重要不同，我們從不把課業成績放在履曆上。在美國，要去大學應聘，即使你已經將考試成績寄上，他們仍然注重看你本人，你必須寫一篇文章，往往是你寫的文章決定你進入某個大學。我們需要能吃苦、能理解自己的功課、知識麵廣而不是隻會考試、會拿高分的人。
問：你們的大學生如何找工作？
答：在高中時我們就已經有“生涯計劃”課，我們已學會如何看待我們自己。大學階段，我們有顧問老師，畢業前6個月，顧問老師幫助學生寫簡曆並把簡曆收齊。然後我們就開始編織一個“網絡”，我告訴你，你告訴他，他又告訴別的人……我們開始跟朋友打電話，問他們在某公司是否有熟人，是否可以把我們介紹過去，不是為了工作，而是為了了解情況。我們提前6個月開始找，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不上課，我們還要上課！學生中有些已經在打零工，有些做過實習生。為了使簡曆上有工作經驗這一項，有些學生做義工。我鼓勵我的學生到他們願意去工作的公司做義工，明明白白地告訴人家要免費為他們工作，這樣不但能獲得工作經驗，得到訓練，畢業時這家公司還會考慮優先聘用，因為他們已經認識他了。在中國，人多，工作少，競爭較大。而且一些公司不願招新手，因為其自身內部人員已經超編。這是中國的一大問題。
問：政府也已意識到這個問題，因此根據學生就業情況限製招生人數。如果某專業就業良好，就可繼續招生，甚至擴大招生，但如果就業情況比較糟糕，就得縮減招生，甚至停招。
答：我認為這不妥。提供工作機會不是學校的職能。學校的職能是提供教育。由於就業差而限製招生會使教育本身受到限製。提供就業機會是社會的事，但是假如父母願意付錢讓他們的孩子接受某方麵的教育，為什麼不允許呢？學生找不到工作，至少他們已接受了教育。如果在國內找不到工作，隨著中國國門的打開，學生可以到別國去找工作。堅持你們孩子的教育，不要停，一個教育狀況不佳的社會不是一個有前途的社會。
問：有些家長可能會抱怨說花錢讓孩子上了學，卻找不到工作，太不劃算了。
答：錢不花在孩子的教育上，花到哪裏去？
問：有些家長收入低，要很辛苦才能供孩子上學，有的甚至借很多債，他們當然希望孩子畢業後能幫忙還債。
答：不供孩子上學，他們就無需太辛苦，無需借錢，但是孩子沒接受教育，仍然是沒有工作可做，更談不上出國去找工作，工作的大門對他們而言就更是緊閉了。
問：有些家長沒這麼有遠見。很多父母老了都要依靠孩子的。如果孩子不上大學，可以去幹建築，一旦大學畢業，就沒人願幹這種體力活。很多父母認為付出了，就要得到回報。
答：不願幹怎麼辦，在家靠父母度日？也許中國政府應該努力打開國門，讓更多的人到外麵去找工作。這也許是個解決方法。比如在德國，他們有富餘的工作機會，他們不會在乎中國人去那裏工作的。
問：那會造成人才外流。
答：中國已經存在人才外流了，中國政府現在正在創造優惠條件吸引外流人才回國。這是個問題，我也不知怎樣解決。
問：在中國文科畢業生找工作難是事實。
答：美國也存在這種情況。英語專業的學生能找什麼工作？我是學社會學的，我從沒找過社會學的工作。關鍵是要學習可遷移的技能。看一下自己是個怎樣的人，然後把所學遷移到一種不同的工作中。學哲學的或許可以做老師，也可以做推銷員，如果口才好的話。
問：幾年前我們國內有一場很熱烈的辯論，一名北京大學中文係的畢業生在超市賣肉。有人說政府和社會花那麼大代價培養他，不是讓他賣肉的。尤其是，他畢業於頂尖大學。
答：中國隻注重考試，那個賣肉的肯定考得很好才進了北京大學。但沒有人問過他到底喜歡做什麼。要是他真的喜歡自己做的事，我認為你們的製度就有問題。看一下我們的製度。我們總是問我們的學生喜歡做什麼。我們教他們認識自我，他們從高中就有對人生的計劃，就開始思考自己的興趣是什麼，自己擅長幹什麼。如果隻是會考試，那學生就不知道自己的興趣是什麼。在美國，學生上什麼學校、學什麼都自己選擇，而在中國，是父母告訴孩子該選什麼，因而孩子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問：您是否認為他受的教育浪費了？
答：沒有。我祖母曾對我說，你所學的任何東西，都沒有人能把它從你身上拿走。
問：但賣肉不需要這麼高的學曆吧？
答：也許問題並非出在他學錯了東西，而是出在他不會跟人打交道，社交技能不夠好。你們的學生不學“生涯規劃”，不學“麵試技巧”。
問：中國學生更習慣於被“分配”工作而非自己去“找”工作。
答：是的。但中國的製度也會變的。現在這兒有那麼多外資企業，他們的用人方式不同於你們的。你們的文化被西化了，人們也在學習做事情的不同方法。外國公司招人是不同的，他們不會光看考試成績。他們雇傭你可能是因為你英語說得好，表達能力強，社交能力強，能夠將他們公司向外推廣。這個賣肉的可能沒有這些技能。這是社會和大學的錯，因為他從未得到過那種幫助並獲得自信。你們的學生很少學習怎樣管理項目，即如何從頭到尾安排項目進展。你們不教學生這個。項目管理是每個工作都需要的。他們不懂如何根據最後期限安排工作……
問：什麼是項目管理？
答：項目可以是任何事情，可以是單個項目，也可以是團體工作。如餐館跑堂。拿著所有訂菜的單子，你要知道顧客都訂了什麼菜，什麼時候哪道菜該出來，怎樣同時向每個餐桌供應飯菜。這就是項目管理。你們的學生也不學團隊合作。
問：我忽然記起您這個學期好像不教口語？
答：是的。我這個學期教生涯計劃，求職麵試，簡曆寫作。這些都是西方理念。
問：這就是說，我們的大學已經開始調整課程設置，提高學生的就業競爭力了。
答：是的。這也是大勢所趨。
問：您認為中國的父母在造成孩子就業能力不理想方麵有什麼責任？
答：隻要孩子能有出息，中國的父母什麼都替他們做，而最終結果卻恰恰事與願違。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的父母不要我們待在家裏，而是出去玩，摸索怎樣做事。父母老了，還需要人照顧呢。從高中到大學，我們都得自己照顧自己，找份工作，變得獨立。我們必須要有自己的思想。
問：您認為浙江的大學生社會活動充分嗎？
答：在學校裏他們的確有不少活動。每個學期我都看到不少同學宣傳他們的活動，如品茶俱樂部、電影俱樂部、瑜伽俱樂部、繪畫俱樂部以及一些我不知名的俱樂部。
問：美國大學生的課外活動有哪些？
答：在校園外？他們什麼都幹，看電影，進酒吧、跳舞、野餐，等等，總之就是聚在一起搞活動。
問：他們打零工嗎？
答：是的，很多學生都打零工，學校為學生提供這種機會，如在咖啡館、圖書館、行政人員辦公室裏工作。我自己當年幹過收發。每個辦公室都有學生打工。這樣一舉多得。一方麵，我們可以見識辦公室工作是怎樣的，而且可以將此經曆作為工作經曆寫進簡曆裏；另一方麵，我們工資很低，學校可以獲取廉價的幫助；對付不起學費的學生而言，他們還可以靠打工付學費。
問：工作與學生所學專業有關嗎？
答：一般沒有，就是一份工作。通常學校由這樣一個理事會，或由學生會負責，把所有工作機會列出來，當然現在很可能是通過網絡發布了。你可以根據院係、工種和工資的不同做決定。比如你是學法律的，你想認識那兒的教授，熟悉他們的製度，認識辦公室人員，你就可以嚐試在那兒打零工。我自己所在的大學最好的三個專業是建築、法律和社會學，我是學社會學的，而且沒有別的學校社會學比我所在的大學好，因此我想在社會學係找工作，但那兒沒有工作，我隻好到別的院係找。
問：都有什麼工作可以讓學生做？
答：什麼都有，酒吧侍應生、影院服務生、餐館侍者等，主要看學生的時間表。除了白天還可以夜間工作。
問：美國大學生的時間安排不太緊，是嗎？
答：是的。我們選課是這樣的，如果一門課選課人數已滿，我們就隻能去選別的課。假如每門課為三個學分，那我們的總學分數不能超過17。有的學生想多選課，但學校不允許，因為我們精力有限。其實美國大學生比中國大學生學習要更努力。我上大學時，每天晚上都在讀書，都在寫東西，每周都有考試，課業比高中時要重得多。進了大學，我們被當作成人看待。我們去不去上課，沒人管我們，教授也不在乎。過得了考試就可以拿學位，過不了就拿不到。要學位，就得去上課。我們的課有時很長，如果想去廁所，站起來就去，不用問老師。學生要進教室也不用問“我可以進來嗎”，進去就是。
問：聽說美國大學生，尤其是大一新生有很多不及格。
答：這個我不知道。但我們對待大學生跟你們有不同的製度和想法。在高中時我們也注意學生是否來上課。但到了大學則不同，我們不會在意學生有沒有起床，能否趕上課。那是他們自己的事。他們已經是成人了，該為自己負責任。
問：美國大學生的職業訓練多不多？
答：視專業而定。學醫的在課堂上會接觸到如何做各種醫學檢查，學會計的會學習如何做賬，但大部分專業都隻教授學科知識，而非具體怎麼做。考古學隻教如何尋找考察目標，但不會教如何使用鎬，隻有到了工作中才去學這種東西，雖然這是必須要學的。在所選專業範圍內，學生學習有關知識而不涉及真實生活中事情如何做。學新聞的會學習如何寫文章，學社會學的會學習如何做調查，如何對特定的群體做研究，但真實體驗要等就業以後。
問：你們的大學教育是更注重技能，還是理論？
答：理論。但美國學生邊工作邊上學一定程度上起了補償作用。我自己十五六歲就工作了。在中國，大部分學生都不工作，因為他們的父母更注重他們考試拿高分。
問：現在我們越來越開放。您有什麼建議可以增強我們大學生的國際競爭力？
答：教會他們自信。他們看似害羞，其實是缺乏自信。你們的學生英語口語缺乏訓練。如果隻是背一些詞彙，而不把它們加以運用，他們就不會建立自信，就不會有競爭力。如果總是害怕犯錯，就無法自信。我自己對犯錯感覺自豪，我犯錯也高興，因為我可以學到。而在這兒，學生那麼害怕犯錯，並視其為一種羞恥。要鼓勵創新，鼓勵不同的想法，做事情的不同方法。你們的學生還需要生活技巧，即如何與人互動，如何與人談話，如何理解體語，如何更多地了解自己。要學會去競爭，去超越。你們的文化不鼓勵個性化，不鼓勵突出。要與我們競爭，你們要敢於脫穎而出，敢於爭第一。
問：您怎樣看待國際合作培養項目？您知道有些隻有很短的時間，費用卻不低。
答：我始終認為到異地去是有益的。去一個新的地方，遇到不同的人，經曆不同的事，看別人如何學習，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你會更了解自己和別人。這會改變你。關鍵是費用不要太高，要讓窮人的孩子也有機會，每個人都有機會。可以設獎學金。如果隻有富人才付得起，機會就有限了。
問：但中國還不夠富。
答：錯，中國是個很富的國家，在美國擁有大量資產，如債券和房地產。中國政府很富，應該給予人民更多福利。
問：很多人會因為費用太昂貴而放棄。
答：是的。如果把機會給予那些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國家受益反而更多。這些孩子們會把不同的經曆帶回自己的親戚、朋友中間，帶回自己的村莊，而且這些孩子也更喜歡回國工作。富人家的孩子多會選擇留在國外，而窮人的孩子則總是回到祖國幫助自己的家人。因此我傾向於把錢更多地花在窮的孩子身上，把機會更多地給窮的孩子。
問：有些富裕的家庭認為到國外學習是一種榮耀，是一種身份。
答：那政府就更應該把錢多花在窮人身上了，他們回饋得更多。
問：近年來，浙江高等教育的規模擴大了許多。您認為應如何在規模擴大的同時提高教學質量？
答：與其擴大規模，不如提高現有大學的教學質量。看看你們的人口，你們是否還需要建更多的大學，生源是否充沛？如果答案是“否”，就不要再擴建了，經營好現有的大學。提高教育質量最基本的是提高教師素質。不是讓教師接受更多的教育，拿更高的學位，而是接受不同的教學方法和技巧。美國的製度是給教師提供在職培訓，不僅是關於專業內容，而且是關於不同的教學方法，不同的是讓學生學習的方法。給教師更多自由，讓他們根據學生的實際水平和能力因材施教。
另外，要提高教學質量，還要改進你們教室的內部設置。這兒的教室桌椅是三個一組給固定到一條長桌上，沒辦法移動。在美國雖然也有長桌，但桌椅都是單個的，可以移動。有時我們需要學生圍坐成一個圓圈，說話時可以看見彼此。再有就是讓課堂氣氛更友好。中國教師習慣站在講台上，而我們外教從不站在講台上，我們在教室裏走動，在學生中間走動。
問：在美國教師在職培訓很普遍嗎？
答：是的。每個人都有機會。
問：如果碰巧有課怎麼辦？
答：隻能在周末或假期去，教師必須按課程表安排上課。在有的大學，教授有助教，當他們要去參加培訓或有其他事情，就由助教來上課。這對教授是好的，可以讓他參加其他活動；對助教也是好的，他可以獲得教學經驗，成為真正的教師；對學生也是好的，他們可以有不同風格的教師教他們。
問：助教的身份是什麼？
答：他們是實習研究生，是將要獲得教師資格的研究生。他們協助教師做各種檢查工作，批改作業，考評學生等。我弟弟是南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教師，為了幫助留學博士們熟悉自己的工作，他雇他們幫他給學生批改作業，搞測試，很低的費用就可以。這些學生不但幫了他，而且自己也熟悉了業務。
問：您怎樣看高校定位和發展特色問題？
答：我所在的明尼蘇達大學雖然有社會學、心理學，卻以法學與建築學為最強。強勢專業的形成可以因為所聘的老師，也可以因為政府給予某個院係更多的錢，而給其他院係更少的錢，但這是不公平的。這取決於學校的辦學宗旨。就拿我就讀的大學來說，它是應該在建築方麵給學生提供更好的教育，還是應該給所有學生提供最好的教育，而不管他們學什麼專業？明尼蘇達大學法學很強，但每個院係從政府所獲得的資金量是一樣的，所不同的隻是各個院係自己籌集的資金不同，而法學係可能比別的院係籌的錢更多，校友捐助更多。要想讓某個專業很強，必須十分小心，不能以犧牲其他專業為前提。所有的院係都同等重要，所有學生都同等重要。一定要牢記這個辦學宗旨。明尼蘇達大學建築專業很出名，高分的學生如果感興趣，可以優先申請到它的三個係學習，但總有學生到這所大學來學別的專業。大學是否應該有特殊定位，重點發展某些專業，我不知道，但是隻要能把重點放在學生身上，你們就有了答案。
問：您說到籌集資金，是怎樣籌集？
答：大部分公司捐款是因為他們想借此做廣告，做市場宣傳。比如可口可樂公司出資支持某大學的科研項目，這是一種互利的事情。比方我是某學校的，我們的項目需要100萬美元，我於是到有可能對這個項目感興趣的公司跟他們談。經過一定溝通，他們可能會說“好的，我們需要這個項目”，或者“我們喜歡你們做的事情，錢沒有問題”。而我就必須讓所有人都知道是他們資助我的。不光公司捐款，個人有時也捐。這是一種榮耀，一種認可，是對個人形象的塑造。有時候我去找一家公司，請求他給一定的資助，如果他暫時拿不出那麼多錢，我就可能說，您可以分10年給我們，每年給一部分。或者我會說，你可以現在隻給我多少，但請在你遺囑裏注明死後將某數額饋贈給我們。這叫做計劃性饋贈。政府通過一定方式允許非政府組織獲得資助，同時又通過稅收優惠幫助出資人。比如你把錢捐贈給我，說明如何幫助我，我們幫你計算怎樣對你最有利。有這些人出資，政府就沒必要出那麼多資金。政府的政策是提供條件使個人有辦法通過幫助別人來幫助這個社會。
問：在美國籌集資金容易嗎？大學運作需要很多錢。
答：每個院係都有撥款，即白給的錢，這很容易拿到，視你在院係裏做什麼工作，在研究什麼，誰寫讚助申請書，與公司的關係如何等而定。公司如果當年效益不錯，籌資就很容易，反之則難。捐贈大約占美國大學資金的1/3，對大學的發展至關重要。
問：在你們國家，很多成功的商人均樂於捐款，比如比爾·蓋茨。
答：您不能拿比爾·蓋茨來比，畢竟世界上隻有一個比爾·蓋茨。有誰能跟他比？您必須向下看，找可以有對比度的人來比。我從公司獲得的捐款5000、1萬、500萬不等，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像比爾·蓋茨那樣慷慨。
問：您怎樣看待校企合作？
答：企業利用大學搞研究，他們自己就沒必要搞，因為這比他們自己搞更便宜。當教授們有想法去找企業時，企業說，好的，你能否把你的項目修改一下。企業是逐利的，因此會把項目變得對他們有利，而學校也願意更改他們的研究方向以符合企業的要求，這樣學校就有更多就業機會，教授們就能拿到錢，他們就可以寫文章。如果從公司、企業拿錢，你就得更改研究方向，以適應公司的利益。世界就是這樣的。我不讚成這樣做。我們有一些小額捐款人，捐25美元、50美元、100美元不等，他們從不捐多，因此我們需要大量這樣的捐款者。他們與公司比優勢在於，他們會一如既往地支持學校，而公司則有可能去尋找別的大學的支持，或搬遷到另一個城市，總之他們總是根據最符合他們利益的方式行事。還有一種集資方式，即政府批準成立基金會，如比爾·蓋茨基金會。它是一個法律實體而非贏利機構，比爾·蓋茨將錢交給基金會，基金會再把錢捐掉。我們國家有些非政府組織的工作就是捐錢。政府通過稅收鼓勵這種行為：隻要個人出錢成立基金會，並把錢捐出去，政府就給他稅收上的優惠。每個基金會都要申明他們讚助了誰，受讚助者則把他們的名字到處宣傳。企業對這方麵看得很緊，把錢拿出來永遠都不容易。
問：您認為浙江校企合作充分嗎？
答：我不大知道。但我看到浙江省政府大力扶持企業，而卻看不到企業為社會做了什麼。如果我是省政府，我就會要求浙江的企業做更多貢獻，作為回報，我會給予他們認可。企業所要的就是認可。人們購買他們的產品，是認可他們是所在社區的一分子。例如有一個生產杯子的廠家，浙江省允許他在這兒建廠房，並給予財政方麵的支持，省政府則可以要求他回饋社會，幫助社區的窮人。如果他能掙500萬，政府可以要100萬，然後搞一些活動，讓該企業的行為在社區得到宣傳。由於是老百姓購買產品，當人們進商店的時候，就願意購買這家企業的產品，因為他們看到過這家企業曾經為社區做過事情。我在這兒看到過一些大場麵，如音樂方麵的盛會，但很少看到與企業有關的這種大事情。由於我本人作過募捐工作，我知道可以讓企業出更大的力。在美國，企業有做廣告的資金，有做社區服務的資金，而做社區服務要更合算，因為這就是免費廣告。當他們在為社區做事時，就是在為自己的生意做廣告，獲得認可。我一直都認為企業可以為社會做得更多。但不能等企業主動做，必須要求他們做。
問：現在高等教育費用太高了，讓家庭分擔一些費用，是否有利於減輕國家負擔？
答：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費用都高，而且都在漲。關鍵是學校裏人浮於事，管理人員超員。把他們減掉一部分，就可以節省一些開支，就可以少增加一些學費。
問：您認為提高教育消費可以促進經濟發展嗎？人們富了，就該多讓他們花些錢在子女的教育上，這樣會有助於實現教育產業的良性發展。
答：如果有更多的人掙錢，是可以支持高消費。但我不認為提高教育消費會促進經濟發展。我不是學經濟學的，我也不好解釋。
問：您是否認為教育就是教育，大學不是賺錢的機構？
答：賺錢是一個社會現實，隻要賺的錢能用在學生身上，隻要教師能夠得到薪水，那就無可厚非。浙江省每年都發一些獎，如“杭州友誼獎”，去年我去參加授獎大會，因為我有一個同伴拿了這個獎，就是在那時我知道授給公司的這類獎比授給教師的要多得多。這說明省政府和市政府更重視企業而非教育。
問：您認為我們高校教師的待遇如何？
答：工資太低。美國社會也是如此，教育我們孩子和照顧老人的人薪水均很寒磣，大部分錢都被醫生、律師掙走了。為什麼教育我們孩子的教師不能拿高點的薪水？是他們在建設社會！
問：您對國外高校存在的“不出版就完蛋”是怎樣看待的？
答：一定要出版就對學生有好處嗎？它隻對學校有好處，會增大學校的名氣。雖然有時做跟所教科目有關的科研有助於教學，但有些老師不喜歡做科研，也不應該因此受罰。他們有些是很出色的老師，應該允許他們好好教書。有些老師從未學過如何做科研，怎樣讓自己的論文更容易發表。讓老師們做科研是好的，但我不知道如何才能使學生受益。
問：您喜不喜歡用多媒體授課？
答：喜歡。我把他們當作工具而非上課的根本。我利用它們在英語口語課上讓我的學生開口。
問：設備運轉情況如何？
答：取決於使用者。第一，使用者要有操作知識；其次，設備必須性能良好。我的學校這些設備性能不錯。
問：那您如何使用它們，製作PPT?
答：有時候用於PPT展示，有時候用來模擬語境，讓學生在對話中使用。我把它們與黑板結合起來。我用它們來做“小會話”，讓學生能聽到聲音，能看到畫麵，這樣他們就知道對話是在哪裏發生的，如公交車站、雜貨店等。我讓他們選一些詞彙，選一個地方，看他們能夠產出怎樣的對話。可以談論天氣、時間、學校、音樂，等等。他們必須找個伴，必須共同造出一個短劇。他們真的在對話，並站起來表演。
問：有些教師認為多媒體不大適合用於語言教學。語言必須要使用才能學好。您怎麼看？
答：學語言的確需要使用，而其最終目的也是使用。但授課過程中如果不給他們一定的語境，讓他們知道到底說的是什麼，他們就無法用口語表達出來。我用多媒體做“小會話”。首先我要讓他們知道什麼是“小會話”，給他們感性的認識。比如昨天在汽車上，我身邊站著一個人在讀英文書，我問他能否說英語，於是我們開始了小對話。我把它們作為語境，讓學生知道我想要幹什麼。我總是向他們展示我想他們做什麼，給他們一個工具，並幫助他們完成任務。這是一種教學風格。
問：在美國外語課怎樣上？
答：我大學時學西班牙語和希伯來語。我記得學西班牙語時就是對話。不單獨學單詞，而是把單詞嵌入到上下文中。我們上第一節課，老師走進教室就說，“喂！”“您叫什麼名字？”“我的名字叫……”“這是什麼，那是什麼”等等。他讓我們在做中學，在語境中學，而非單純記憶單詞。
問：您教英語專業幾年級學生的口語？
答：隻有一、二年級。據我所知，你們這兒英語專業的學生第三年以後都不開口語課。我覺得這是比較糟糕的。英語專業的學生應該四年都說英語、聽英語。他們在三、四年級不聽不說，要忘掉的。他們彼此之間也基本不說。而且他們開始學習二外，花大量時間來學習另一種語言。學法語、日語總是好的，但他們是英語專業的學生，一到三年級就停了口語課。所學詞彙如果不用，就會忘掉，不管一個人詞彙量有多大。多說是關鍵。說得多，能聽懂的就更多。你們花太多時間學詞彙和語法，但口語方麵花的時間卻太少。你們的學生討厭學英語，原因就在於此。
問：我們教學大綱規定我們學生要達到的要求其實很高。平時學生讀的一些東西也很難。
答：這要看你們想要學生畢業後如何使用英語。我是在英語文化下成長起來的，我的詞彙超過2萬，但很多時候，在現實生活中我根本不使用那些生僻、晦澀的詞。標準不應該隻是麵上的東西，你們要真正關心英語學習的真諦。很多過了大學英語六級的學生詞彙量很大，但很多時候他們並不真正理解它們。而在對話中學習、熟悉這些詞彙所表達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中國學生的語法、閱讀與寫作還不錯，但聽說需要大力提高。
問：您怎樣看待我們的英語考試？
答：你們的考試不能全方位地考察學生的實際能力。其實你們可以借鑒雅思考試。
問：您認為在中國英語是否應該作為晉升的必要指標？
答：英語是必須要學的，但將它作為晉升的必需指標是沒有意義的。要允許那些從來用不著英語的人不學英語也有晉升的機會。否則便是浪費他們的時間。隻要他們可以做好本職工作，為什麼不能獲得晉升？人們可以因為工作出色、有發明創造、管理工作能力強而獲得晉升。
問：美國的師生關係如何？
答：班級越小，師生關係越好。一個有百人的班級跟老師關係肯定好不了。我們有教師辦公時間，在這段時間裏，教師呆在辦公室裏，學生可以去找他解決問題，問問題，問有關論文、考試等的問題。師生必須提前約好時間。教師告訴學生他待在辦公室的時間，學生則可以約定在此間隔之內的一個時間來見老師。不同的學生約定不同的時間。
問：您在這兒跟學生的關係如何？
答：您該去問我的學生。不過還不錯。我把我的電子郵件地址告訴他們，他們可以給我發郵件，我向他們征詢改進教學方式的意見，我把上課內容提前發給他們，這樣他們就知道上課要幹什麼，並做好準備。有的學生說我說話速度太慢，有的學生想讓我課上講詞彙，我就告訴他們這不是詞彙課，你的任務是利用所學的詞彙。如果他們要我改變教學方式，他們就得說英文。我不在乎他們抱怨，隻要他們對我有訴求，他們就必須得說英文，這就是我的目的。我們關係很不錯。有些教過的學生，現在見麵還很友好，現在在教的學生也有些到我家裏來，我們會一起做飯吃。有時我們也找學生幫忙解釋一些漢語的意思，我們也曾邀學生一起去旅遊。學生很喜歡你記得他們的名字，如果我在校園裏碰到他們，認出他們並跟他們打招呼，他們會很高興。
問：在美國本科生有沒有導師？
答：沒有，但是我們有顧問。他們多是行政人員，通曉學校的各項製度，懂生活、感情問題，並為學生提供生涯策劃及工作機會等。如果我在修習我的社會學學位方麵有問題，我可以去找社會學係主任反映問題，但我很少這樣做，我一般會去找我的顧問老師。他不教我們功課，隻為我們提供建議。
問：您喜歡理工大的網站嗎？
答：是的，我喜歡英文部分，漢語部分我不懂。那些圖片很漂亮。要是學校發生的各種事情都有英文版，我們就可以更多地參與到學校生活中去。你們有外籍教師和留學生，你們就應該有英文的網頁，用英文來更新各種信息。
問：英語專業學生的網上學習資料充足嗎？
答：他們不從網上學英語。
問：現在各大院校的網頁上都上傳了不少資料供學生自學用。
答：也許是用漢語提供的，我讀不懂。理工的網頁上隻有校史、概況、外教招聘信息及其他外教可能需要的信息是用英文的。如果學生真的能下載資料，或直接使用校園網上的資源學習，那太好了。學生們喜歡互聯網，喜歡在網上學習。這樣他們可以提高閱讀、寫作能力，要是能練口語和聽力，那就更好了。
采訪手記
羅伊斯女士首先表達了對中國和杭州的熱愛，肯定了中國改革開放後各方麵取得的成就，指出中國的崛起、活力、人與人之間的互助深深吸引著她。
在肯定成績的前提下，她很坦誠地談到我們教育中存在的問題。她認為中美教育的最大差別是中國太注重考試和分數，而考試多以記憶性內容為主，不能客觀反映學生的實際能力。考試製度、升學製度和招聘製度都以分數為尺度，造就了很多會考試但實際能力並不高的學生。這種教育實質上輕批判性思維，導致大學生缺乏學習興趣和激情，獨立思考能力弱，創造性思維不活躍。而美國的考試多以對話和寫作的形式進行，重視發展學生的能力。中美教育體製的另一差別是中國學生入大學前考試太多，入大學後反而很輕鬆，美國正相反，大學生必須十分刻苦。她認為美國的方式更符合學生生理發育特點。
她特別提到美國大學生被當作成人看待，嚴格的考試製度教會他們為自己的學習負責；在中國是嚴格的紀律約束著學生學習，但絕大部分學生考試都能及格，他們當然沒有學習動力。中美大學生的另一重大差別體現在美國家長和學校都注重從小發掘、培養孩子的興趣，讓他們對自己的未來提前設計，自己學什麼、幹什麼根據自己的興趣而定，到了大學，他們已學會自立；在中國，一切以考高分，進名校為中心，父母為孩子安排一切，包括大學時選專業，因此，中國大學生太天真，缺乏對生活、工作的體驗。
她還提到中國大學生選專業太早、通識課程學得太少、轉專業和學校太難、整個大學階段課程安排前緊後鬆、教師在職培訓機會不多等問題。她多處談到寫作能力的重要性，在考試時、轉校時、就業招聘時，學生所寫文章的質量至關重要。她尤其談到可以要求校友和企業為學校捐贈，為社會作貢獻，這令人耳目一新。她認為浙江的企業為社會作的貢獻太少。她建議把更多的教育機會留給窮人的孩子。她指出提高教學質量的關鍵首先是提高教師素質，而教師素質的提高並不意味著教師要拿更高的學位，而是要接受更多關於教學法的培訓。她還指出不應該根據就業情況縮減某些專業的招生。對於一些不好就業的專業，關鍵是發展可遷移的技能。她覺得鼓勵大學生到國外就業或許是解決就業問題的出路之一。當我們問到如何提高中國大學生的國際競爭力時，她指出中國大學生必須學會超越自己，敢於爭第一。我們還談到“北大高才生超市賣肉現象”，她認為這很正常，因為一個人能否在職場上成功不僅要看他的教育背景，還要看就業形勢、個人興趣、個人能力等諸多因素。
在英語學習方麵，她主張要在語境中學，多媒體可用來創設語境。
羅伊斯女士的話不乏發人深思之處。作為中國人，作為浙江人，在為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就欣喜、驕傲之餘，我們更應有憂患意識，在肯定成績的同時查找問題所在並積極尋求解決之法才能讓我們的教育獲得可持續發展，才能夠在將來讓我們更有資格為我們教育的實質性飛躍深感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