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2章 恐怖之夜眾生相(3 / 3)

試想,除了於鳳至和趙四之外,他能向誰講?又能怎麼講呢?

本來早在7月份,東北方麵就有情報陸續透露了日本關東軍在蠢蠢欲動。事到8月,跡象越來越多,待到又掀起中村大尉風波時,日寇的浪子野心已昭然若揭。對此,張學良一封封藍色密報發往南京。當時東北電報分為三種,白色夾為一封封藍色密報發往南京,藍色夾為機密電報。張學良一律用藍色夾發給南京政府,並派專人麵見蔣向委員長請示。可蔣委員長的回答均是:“東北的日軍如果尋釁挑戰,應該避讓,勿與衝突,勿逞一時之憤,帶來國家民族之大禍。”

後來,待日寇借中村大尉事件再度突然發難時,張學良又急電請示,此次張學良激昂慷慨,措辭強硬,蔣介石一見事體嚴重,9月12日專程赴石家莊,再次當麵指令張學良遇有挑釁也不得抵抗,其理由是“如果我們還手,在國際上就講不清了;我們不還手,讓他打,在‘國際聯盟’好說話。”

就是在蔣介石這一係列的授意和命令下,張學良先是在中村大尉事件上采取了屈辱的緩和策略,繼而在日寇炮轟北大營時,又不戰而喪失東北,背上了“不抵抗將軍”的惡名。其實,“九·一八”事變當晚,張學良即又以萬萬火急電報發往南京,請求抵抗,蔣之回電仍是:“我國遵守非戰公約,不準釁自我開,特令遵照。”……

對於上述這一切,張學良能說嗎?蔣介石是中央領袖,又是自己的結義兄長,上次進兵中原之後,蔣介石夫婦那樣盛情地款待自己,自己也曾表示竭誠擁護中央。如今東北出了閃失,怎好把這些內幕全盤托出,怎好把罪責推給中央,推給領袖,推給自己的兄長呢?無論從私從公,均不能這樣做。從私人角度,他與自己拜過金蘭,如果一經挨罵,就把底盤托出,那還算什麼義氣千秋,有難同當?從公的角度,他是領袖,代表中央,如果一遇風浪,下級就摘脫幹係,那還怎麼維護領袖的威信?自己曾經表示過“竭誠擁護中央”。

鑒於上述的種種,張學良決心打碎牙齒往肚裏吞,一切都自我忍受、自我消化。不求見諒於人,隻求無愧於心!

當然,張學良捫心自問,他之所以同意不抵抗政策,也不是完全沒有內因。當時東北軍主力已全部進關,沈陽空虛,所以蔣介石講的依賴“國聯”,張學良覺得未嚐不是一個辦法。所謂“國聯”,即國際聯盟的簡稱。中國過去一直跟“國聯”關係不好,直至1927年北洋軍閥被推翻以後,關係才變得密切起來,特別是1928年底,蔣介石組成親西方的南京政府之後,關係尤為緊密,“國聯”先後派來專家,給予各方麵的援助和合作。所以,“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介石堅信我直彼曲,如我方堅持不抵抗,“國聯”利用國際輿論,一定可以迫使日寇撤兵。

另一方麵,張學良對日本內閣也存有一定的幻想。當時日本政府內確係有一派反戰的力量,其代表人物是外相幣原,他的名言是日本侵略中國如同蛇吞大象,不啻於吞食一枚炸彈。故此他強烈反對關東軍的武裝挑釁,“九·一八”事變發生前如此,“九·一八”事變之後他仍是如此。這也是張學良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另一原因,他幻想著通過幣原進行外交解決。

嚴酷的現實,擊碎了張學良一個個的幻想。“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政府得知關東軍要實行武裝挑釁後,的確曾派參謀本部的建川美次少將秘密前往沈陽,使命是製止軍方挑起事端。可是,9月18日下午建川一下火車,便被關東軍阪垣征四郎大佐迎送到一家旅館,秘密軟禁起來,美酒佳肴,加之漂亮歌妓通宵達旦的款款陪伴,使建川少將軟醉如泥。就在這天的當夜,關東軍匆匆製造了柳條溝事件,炮擊了北大營。在這之前,關東軍為了防止總領事館向東京彙報,他們在製造事變的同時,派遣軍隊包圍了領事館官員的官邸,用軍刀逼迫他們不得往國內拍發電報。關東軍就是這樣一批嗜血成性的亡命徒,他們無法無天,肆無忌憚,一意孤行!當然,他們深知,日本政府同他們的矛盾,隻是在時間和方法上的差異,而在根本利益上他們是殊途同歸,完全一致的。所以一旦“九·一八”事變得逞,進占了東三省境之後,日本政府對關東軍所做所為不僅讚同,還得到了天皇的褒獎!

至於“國聯”,關東軍更是不屑一顧,根本不予理睬,因為他們知道,“國聯”是個欺軟怕硬的鬆散聯盟,他們在“九·一八”事變時雖也曾慷慨陳辭,指責日本,但終歸全是紙上談兵,所以日本關東軍根本不管他們在國際講壇上的喋喋議論,而是仰仗軍刀和炮艦乘虛而入。國際聯盟的講壇和中國的不抵抗政策一起,反倒成了他們排除抵抗的屏障,使他們得以長驅直入,僅幾個月時間,就占領了東北全境。

東三省的喪失,對於國際聯盟來講,雖說挨了一記耳光,但其實並沒有多大的損傷;可是對於張學良來講,這卻是悔恨終生的切膚之痛!每當他想起這次事變,便心如刀絞,五內俱焚。他幾乎不敢有空閑,不敢閉上眼睛,也不敢看報。因為一閉上眼睛,父親張作霖被炸後那血肉模糊的麵容就浮現在他的腦海,耳邊就震響著他那臨終的遺言:“告訴小六子,以國家為重,勿忘父仇,好好地幹吧,我這個臭皮囊算不了什麼!”

“以國家為重,勿忘父仇。”如今是父仇未報,故土複失,自已豈不是不忠不孝!他每當翻看報紙,看到“領土淪喪”四個字時,都像針紮一樣難受。那每個黑色的鉛字裏仿佛都浸透著家鄉父老兄妹的血淚,透過這鉛字,他仿佛看到了日本鐵甲車在大街小巷上橫衝直撞,看到關東軍將太陽旗插上了大帥府的樓頂,看到鬼子的洋刀砍向了無辜的兒童,看到年輕的婦女在獸兵的獰笑中掙紮哭嚎……家鄉的悲劇,是對自己無聲的譴責!每當他看到故鄉父老兄妹流離失所時,他便如坐針氈!

可是,張學良接二連三的請戰電報,都被蔣介石束之高閣。不管情勢如何危殆,他的回答依然是一句話:不許抵抗。蔣介石連篇累牘、喋喋不休地奉勸張學良要學習甘地,忍辱負重,相信公理定可戰勝強權……

怎麼辦?如按蔣介石的指示繼續不抵抗,不僅千秋萬代惡名難去,而且日軍得寸進尺,關外不保,關內也將呈現危急;可是,如若抵抗的話,不僅違背中央命令,得罪了蔣介石,而且即便打起來,沒有中央的支持,僅東北軍孤軍作戰,也是決難持久的。

瞻前顧後,張學良憂慮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