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大，卻難有他立足之地。王亞樵這時才真正感到戴笠的份量。十幾年來，他打遍上海無敵手，不僅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這些上海流氓大亨們對他心存畏懼之心，就連蔣介石這樣領兵百萬的一國之首，也對他另眼相看。但是，他卻感到戴笠確非泛泛等閑之輩。時至今日，王亞樵才懊悔當年湖州初識時沒有深入了解戴笠，也多少有些輕視他的誇誇其談，終於成為今日的勁敵和對手。
其次，王亞樵的身價是100萬元，如此高的賞金得之便是終身榮華富貴，受用不盡。於是，見利忘義、見財起意的人一個個從隱秘處鑽出來，自動去四處鑽營打聽，向戴笠告密。這些人大都與王亞樵有千絲萬縷的聯係，如果掌握一兩處重要的情報，這就足以對王亞樵構成致命的威脅。其中有個安徽同鄉會的柏藏香，他因多少知道王亞樵一點底細，鑽營打聽也就比別人少走了一些彎路。一天，他終於打聽到王亞樵住進郊外趙主教路一幢秘密住宅，於是就向軍警機關報告。
戴笠是十分精明的人，想拿賞金的人太多了，但王亞樵的頭是那麼好取的嗎？於是，他派特務對柏藏香的背景進行了調查核實，知道他原是王亞樵的朋友。朋友出賣朋友，這是再好沒有的。戴笠又打聽到趙主教路的秘密住宅是前軍長劉誌陸新建的公館，建成後常有一些神秘人物進出，而劉誌陸與王亞樵素有交情。據此，戴笠命令不得打草驚蛇。他仍令柏藏香帶幾名特務去劉誌陸住宅周圍布下監視網，然後集合大批軍警人員待命出發。
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十餘天的連續監視，終於在一個深夜，發現王亞樵坐著一輛黑色轎車進了這所住宅。不多時，數百名軍警特人員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配合下呼嘯而來，將劉誌陸的住宅圍困得嚴嚴實實，然後軍警們破門而入。可是除了被窩裏尚有餘溫外，搜遍了整個住宅的每個角落，卻始終不見王亞樵的行蹤。原來王亞樵早在軍警特務圍上來之前，已發現情況異常，隨即從陽台欄杆上鄱同，順著一根繩索，運用輕功溜下樓去，然後利用公館背麵一片建築物黑影的掩護衝了出去，在郊區亂墳崗的一具棺材中睡了一覺，脫險而去。
王亞樵的又一處密點被戴笠搗毀，處境越發困難。這時，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楊杏佛被特務暗殺，王亞樵聞悉，思之良久，寫下一副《哭吊杏佛先生》的挽聯，派人潛赴福建廈門鼓浪嶼，將挽聯寄上海楊杏佛先生治喪委員會，意在用聲東擊西、金蟬脫殼之計迷惑戴笠。
然而，當特務們驚惶不安地將挽聯送到戴笠手中時，戴笠一見哈哈大笑，不驚反喜地說：王亞樵一向狂妄自大，敢作敢為，今天竟然想到用這種雕蟲小技來引開我的注意力，謀求脫身，說明他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於是，戴笠進一步收緊圍捕之網，對王亞樵所有的熟人、朋友、親眷和有可能藏身的場所進行更加嚴密的監視，軍警特務們稍一懈怠，即遭嚴厲製裁。
1933年夏，王亞樵在上海居住的密點隻剩下第二夫人王亞瑛的住處沒有被發現。但戴笠通過特務們多方打聽和對王亞樵親信人員的多次跟蹤，終於確定赫德裏有一處密點。於是，即對這一帶的住家逐家進行秘密調查，終於很快弄清確切地址。戴笠再次下令不準驚動王亞瑛，而是以王亞瑛的住處為中心，在周圍撒下一張大網，專等王亞樵自投羅網。
一天清晨，趁著黎明的黑霧，王亞樵機警地閃進赫德裏，左右觀察一陣後，確定周圍沒有什麼異常情況，便從後門悄悄上樓。
王亞瑛即是王亞樵的寵妾，又是王亞樵手下的一名重要殺手，機警、智慧、勇敢不下須眉。她多日來為王亞樵的處境提心吊膽，現見他安全歸來，驚喜交加，未及問候，先習慣地撩起窗簾對弄堂裏的行人和動靜觀察一番。
不看則已，一看之下，王亞瑛連呼“不好！”“不好”！
王亞樵探頭一看，果然不好。情急之下，他看見屋角的菜籃子，心生一計。他讓王亞瑛把身上的衣裳脫下，穿在自己身上，又紮上一塊頭巾，把臉上胡須刮掉，經過一番化裝，步下樓去。在開堂中，尾隨清晨買菜的幾位娘姨，低頭斂眉，從特務們身邊擦肩而過。剛出弄堂口，幾部汽車已風馳電掣般呼嘯而來。王亞樵再一次破網而出，脫險而去。
大難屢屢不死，隻有王亞樵這位特級職業殺手才能做到。
王亞樵屢次虎口脫險，這使戴笠惱羞成怒。蔣介石因對戴笠久捕王亞樵而不得手，又把他召到南京中央軍校官邸，大罵了一通。戴笠回到上海苦思良久，決定把王亞樵的親信一個個抓起來，徹底暫斷他與外界的聯係，逼他從地下鑽出來。
在被抓的人中，有個叫王述樵，他是王亞樵的弟弟，公開掛牌的律師。戴笠此舉，激怒了王述樵的恩師、全國律師公會會長沈鈞儒先生。沈當即在報上發表文章，抗議當局逮捕王述樵，指出：“兄有罪不應罪及其弟。王亞樵有罪，其弟何罪？”沈鈞儒的抗議得到了律師界同仁的廣泛同情和支持，人們紛紛指責當局，司法工作者尚得不到法律的保護，國家法治何在？
蔣介石一時在強大的輿論麵前下不了台，他又把戴笠召上了廬山，戴笠知道弄巧成拙，必受蔣的嚴厲斥責。可是，蔣之行事常有出人意料之處。這次，他不但沒有斥責戴笠的意思，反而安慰他說：“王亞樵不是等閑之人，他在上海經營了十幾年，又有‘西南派’為之援手，絕不是朝夕之間就可以得手的，你還是和壽山一起到上海和他談談條件。隻要他不再和我們作對，過去的一切，我們都可以不再追究。”
戴笠沒想到蔣會來一個一百八度大轉彎，“變剿為撫”。現在來不及細細體會蔣的葫蘆裏到底賣的什麼藥。隻得與同時被蔣召到廬山的胡宗南，由廬山抵上海，找到王亞樵在北伐時期的老朋友常恒芳作為聯係人，輾轉找到王亞樵，提出了談判的建議。
王亞樵反應很快，複信告訴戴笠說：“唯多年來和當局發生齟齬，決非亞樵個人之事。現在國難日亟，餘誠願化幹戈為玉帛。就餘目前情況，條陳如後。如當局和介公能予采納，亞樵當束手自縛，赴京向介公請罪，刀俎湯火在所不辭，如介公不納，亞樵當我行我素，一息尚存，決不低眉俯首也。我的條件不多，隻有三項：一，對南京、蘇州、上海等地，凡因我被逮捕的人，一律釋放；二，隨我吃飯的人多，要解散他們非一百萬元不可；三，上述兩事雨農、壽山兩兄可以保證辦到，我隻身去南京向蔣先生請罪，誅留悉聽介公發落。”
戴笠接信後，報經蔣同意，條件可以答應，但須亞樵向西南派的領袖人物打一槍，不論是誰，打一槍即可以示投蔣的誠意。王亞樵聞知大怒，談判破裂。戴笠和王亞樵再次隱入生死惡鬥之中。
王亞樵處此險境，已知上海不是久留之地。於是在1933年8月，經易容化裝和精心策劃，從上海太古碼頭乘英國豪華客輪逃離上海。臨行前，留一信令人在輪船啟航後寄交戴笠：“亞樵與當局無歸順與否之存在，願諸君代達。如執政當局苟能改變國策，從而停止內戰，釋去私怨，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亞樵當隻身抵闕，負荊請罪。亞樵何去何從，在於當局，否則誓於周旋到底，懸首都門，又何足惜”。
戴笠一看此信寄自上海，失聲大叫“不好！”王亞樵已逃離上海。至此，戴笠長歎一聲，自忖以上海數十萬軍警憲特尚不能奈何於他，確非等閑之人。無怪乎校長幾次三番對之招安，可見校長對這個人也是看準了的。現在亞樵脫險而去，猶如一條巨蟒潛入大海，不定什麼時候還會弄出翻江倒海的事來。想到這裏，戴笠不禁打了個寒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