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的出名，一大半是為了西湖。而人工的建設，都會的形成，初則是由於唐末五代，武肅王錢鎊（西曆十世紀初期）的割據東南，“隋朝特創立此郡城，僅三十六裏九十步；後武肅錢王，發民丁與十三寨軍卒，增築羅城，周圍七十裏許。……”（吳自牧《夢粱錄》卷七）再則是由於南宋建炎三年（一一二九），高宗的臨安駐蹕，奠定國都。至若唐白樂天與宋蘇東坡的築堤導水，原也有功於杭郡人民，可是僅僅一位醉酒吟詩攜妓的郡守的力量，無論如何，也是不能和帝王匹敵的。
據說，杭州的杭字，是因“禹末年，巡會稽至此，舍航登陸，乃名杭，始見於文字。”（柴虎臣著《杭州沿革大事考》）因之，我們可以猜想，禹以前，杭州總還是一個澤國。而這一個四千餘年前的澤國，後來為越為吳，也為吳越的戰場，為東漢的浙江，為三國吳的富春，為晉的吳郡，為隋唐的杭州，兩為偏安國都，迭為省治，現在並且成了東南五省交通的孔道，歌舞喧天，別莊滿地，簡直又要恢複南宋當時的首都舊觀了。
我的來往杭州，本不是想上西湖來尋夢，更不是想彎強弩來射潮；不過妻杭人也，雅擅杭音，父祖富春產也，歌哭於斯，葉落歸根，人窮返裏，故鄉魚米較廉，借債亦。易，--今年可不敢說，--屋租尤其便宜，铩羽歸來，正好在此地偷安苟活，坐以待亡。搬來住後，歲月匆匆，一眨眼間，也已經住了一年有半了。朋友中間曉得我的杭州住址者，於春秋佳日，旅遊西湖之餘，往往肯命高軒來枉顧。我也因獨處窮鄉，孤寂得可憐，我朋自遠方來，自然喜歡和他們談談舊事，說說杭州。這麼一來，不幾何時，大家似乎已經把我看成了杭州的管鑰，山水的東家；《中學生》雜誌編者的特地寫信來要我寫點關於杭州的文章，大約原因總也在於此。
關於杭州一般的興廢沿革，有《浙江通誌》、《杭州府誌》、《仁錢縣誌》諸大部的書在；關於杭州的掌故，湖山的史跡等等，也早有了光緒年間錢塘丁申、丁丙兩氏編刻的《武林掌故叢編》、《西湖集覽》，與新舊《西湖誌》、《湖山便覽》以及諸大書局大文豪的西湖遊記或西湖遊覽指南諸書，可作參考；所以在這裏，對這些，我不想再來饒舌，以虛費紙麵和讀者的光陰。第一，我覺得還值得一寫，而對於讀者，或者也不至於全然沒趣的，是杭州人的性格；所以，我打算先從“杭州人”講起。
第一個杭州人，究竟是哪裏來的？這杭州人種的起源問題，怕同先有雞蛋呢還是先有雞一樣，就是叫達爾文從陰司裏複活轉來，也很不容易解決：好在這些並非是我們的主題，故而假定當杭州這一塊陸土出水不久，就有些野蠻的，好漁獵的人來住了，這些蠻人，我們就姑且當他們是杭州人的祖宗。吳越國人，一向是好戰、堅忍、刻苦、猜忌，而富於巧智的。自從用了美人計，征服了姑蘇以來，兵事上雖則占了勝利，但民俗上卻吃了大虧；喜鬥、堅忍、刻苦之風，漸漸地消滅了。倒是猜忌，使計諸官能，逐步發達了起來。其後經楚威王、秦始皇、漢高帝等的撻伐，杭州人就永遠處人了被征服者的地位，隸屬在北方人的胯下。三國紛紛，孫家父子崛起，國號曰吳，杭州人總算又吐了一口氣，這一口氣，隱忍過隋唐兩世，至錢武肅王而吐盡；不久南宋遷都，固有的杭州人的骨裏，混入了汴京都的人士的文弱血球，於是現在的杭州人的性格，就此決定了。
意誌的薄弱，議論的紛紜；外強中幹，喜撐場麵；小事機警，大事糊塗；以文雅自誇，以清高自命；隻解歡娛，不知振作等等，就是現在的杭州人的特性；這些，雖然是中國一般人的通病，但是看來看去，我總覺得以杭州人為尤甚。所以由外鄉人說來，每以為杭州人是最狡猾的人，狡猾得比上海灘上的滑頭還要厲害。但其實呢，杭州人隻曉得占一點眼前的小利小名，暗中在吃大虧，可是不顧到的。等到大虧吃了，杭州人還要自以為是，自命為直，無以名之，名之曰“杭鐵頭”以自慰自欺。生性本是勤而且儉的杭州人，反以為勤儉是倒黴的事情，是貧困的暴露，是與麵子有關的，所以父母教子弟的第一個原則，就是教他們遊惰過日，擺大少爺的架子。等空殼大少爺的架子學成，父母年老，財產蕩盡的時候，這些大少爺們在白天，還要上西湖去逛逛，弄件把長衫來穿穿，餓著肚皮而高使著牙簽；到了晚上上黑暗的地方去跪著討飯，或者扒點東西，倒滿不在乎，因為在黑暗裏人家看不見，與麵子還是無關，而大少爺的架子卻不可不擺。至於做匪做強盜呢，卻不會，決不會，杭州人並不是沒有這個膽量，但殺頭的時候要反綁著手去遊街示眾，與麵子有關；最勇敢的杭州人，亦不過做做小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