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事實也足夠說明地動儀的科技成就。清朝以後，地動儀的製作方式和運作原理幾近失傳。新中國成立後，地動儀的複原問題成為曆史學界的一件大事，在現代科技條件下，經過十多年的努力，才由王振鐸最終完成了從外形到內部運作原理的全部複原。我們從這個側麵足可以了解中國古代機械製造和科技思想的成就。在特定的生產力條件下，在沒有自動機械的條件下，中國古代科學家把人力機械的功能發揮到了極致，這種研究思想和方法也使封建時代的中國受益千年，如果在近代，這種研究方式能夠繼續下去，誰說工業革命不會發生在中國呢？
漢順帝陽嘉二年，即公元133年，五十五歲的張衡不得不暫時告別他所鍾愛的天文研究工作，黯然地踏上了赴河間國擔任相國的路途。這一次任命自然與宦官的陷害有關。漢順帝時期，士大夫清流階層與宦官的矛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作為一個科學家，張衡是中國古代天文學成就的開山人物，而作為一個政治家，他不過是官場紛爭的一顆小小的棋子。製作渾天儀，在當時的背景下也絕不僅僅出於科技原因，更包含複雜的政治因素。作為清流階層的一員，驅逐宦官專政、建立一個清明的政治世界，始終是張衡的理想。漢順帝時期，宦官和外戚爭奪權力的政變不斷發生，作為官員的張衡自然走不出這樣的迷局。漢順帝曾問張衡，什麼樣的人是百姓痛恨的人，張衡直言回答：“那些互爭權勢、謀亂天下的人。”正是這句話為他埋下了禍根。張衡忠直而勇敢，如勇敢探索科學真理一樣，他也用自己的政治生命，探索治國救民的真理。張衡的離開不是特例的，與他調任相關聯的，是同時期東漢一批清流士大夫階層的外逐，這是一場宦官階層對士大夫階級大規模的驅逐運動，這是集權的封建專製下知識分子固有的悲劇命運——遭讒言，放逐，再放逐。文人的理想與帝王的專製總是發生激烈的碰撞，這樣的經曆又給了張衡一種新的選擇。從這一刻開始，他暫時放下了學者的身份，以一個清官的名義在遙遠的河間重新實現自己的理想。
東漢中期是一個孕育著腐敗和黑暗的時代，這裏用“孕育”一詞，有兩方麵的含義，一方麵，帝國內部的危機已經暗流洶湧，另一方麵，“光武中興”留下的豐厚家產，仍然使國家維持著天下承平的繁榮景象。在漢順帝時代，國家的人口和生產力水平都已經超過了西漢時期的最高水準。北方的鮮卑、匈奴等遊牧民族也早已臣服在帝國的腳下。但是，西漢末年農民戰爭遺留下的地方豪強勢力也得到了迅猛發展。東漢帝國的皇帝多是短命的嬰兒，國家的政權由外戚和宦官輪流把持。這種大環境使張衡深受影響，從根本上說，張衡首先是一個傳統的知識分子，其次才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傳統知識分子中的忠君信念和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才是其人生信條裏的首要觀念。他曾上書順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要求皇帝“恩從上下，事依禮製”。他所有的研究成果，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在為他的政治抱負增添籌碼。但是科學是科學，政治是政治，任何先進的科技成果在黑暗的政治時代，總會失去它應有的效用。渾天儀對於農業生產和時令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是現實的社會裏，土地兼並日益嚴重，真正的受益者卻是張衡最痛恨的豪強勢力。地動儀的發明是為了使國家更快地做出應對地震災難的措施，減少受災民眾的苦難，但是在那個貪墨橫行，上行下效的政治環境裏，地動儀卻為宦官階層的貪汙腐敗提供了更多便利。這真是對曆史發展的莫大諷刺。科技的應用往往是不以發明者的意誌為轉移的，諾貝爾發明的炸藥被用於戰爭，曾使他痛苦無比。張衡的渾天儀和地動儀，也無疑印證了這個悲劇。《無間道》上曾說，“往往都是事情改變人，人卻改變不了事情”。張衡抱著要改變一些事情的雄心開始了最後的悲情路程。他赴任的河間國是東漢治下一個充滿黑暗的王國，豪強勢力盤根錯節，河間王橫行不法，百姓民不聊生。張衡用大無畏的勇氣向這一切宣戰，他接連懲治了二十三家勾結官府的地方豪強勢力，他的足跡遍布河間國山山水水，為苦難裏的百姓平冤做主。這個時期的張衡，儼然是中國傳統話本裏的清官。然而清官畢竟是改變不了大局的。在河間的那些年裏，一定有許多父老鄉親拜伏在他的腳下，眼含熱淚，口稱青天，可是這對走下坡路的國家又有什麼用呢？張衡是幸運的，與幾十年以後東漢黨錮之禍的那些清流相比，他無疑幸福得多。雖然屢次遭受讒言，雖然屢次直言上書，但是漢順帝還是寬仁的。可是對於一個傳統知識分子來說，官位和榮耀都不是最終的追求目標，壯誌得酬和青史留名才是畢生的願望，後一個願望張衡做到了，前一個卻與現實差距很遠。
在河間的三年，張衡最大的成就莫過於漢賦的創作。雖然當時的東漢帝國遠沒有戰國時楚國那樣糟糕的境地，但是後人總是習慣將張衡的作品《四愁詩》與前代屈原的《離騷》相提並論，這兩個人物無論是性格還是命運，都在冥冥中有太多的相似之處，一樣的君主昏庸，一樣的放逐，一樣的壯誌難酬。不同的是，作為一位自然科學家，張衡比屈原更加“知不可為而為之”，也更加具有實幹的精神，至少他給治下的百姓帶來了一段幸福的日子。“效屈原以美人為君子，以珍寶為仁義，以水深雪雰為小人。思以道術相報貽於時君，而懼讒邪不得通。”這是張衡發自內心的聲音，他比屈原多了一份膽怯和務實，他的命運也成為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縮影。身為一個知識分子，傳統的道德理念總與嚴酷的現實發生衝突，為了實現目的可以不計較手段，為了最終的道德追求可以暫時犧牲信仰，這是許多封建社會實幹家的悲劇。“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雰雰，側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為懷憂心煩惋。”美麗的詩句道出了多少心酸與無奈。太多的夢想像晚秋的菊花一般隨風而落，遇水而流，杜鵑聲聲的悲涼裏，年邁的他縱有翱翔九天的壯誌，卻依然不得不麵對退潮一樣的悲情。
皇帝始終沒有忘卻這位奪天地造化的智者，縱然他已離開洛陽。順帝永和三年，即公元138年，一場意外促成了張衡的回歸——候風地動儀成功測到了發生在隴西的地震，使皇帝重新想起了這位智者的種種光輝。此時的張衡卻已垂垂老也，與《兩京賦》中青春飛揚的豪情相比，他的《歸田賦》更多地透露著消極與無奈。皇帝招他歸京不久，就頒發了詔書，允許宦官收養養子，對張衡的重新起用，隻不過是對士大夫階層做的一次政治平衡而已。張衡終於明白，政治理想，治世為公的抱負，比探索宇宙奧秘更難實現，他可以掌握星空的運轉規律，勘測地震的發生，但是政治的地震與皇帝的喜怒，是他永遠無法琢磨的。“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苟縱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這是張衡經曆了幾十年宦海浮沉後發出的肺腑之語。歸京一年後，在尚書職務上的張衡終於閉上了疲勞的眼睛，他再也不必數星星了。
20世紀70年代，人們將月球背麵的一座環形山命名為“張衡環形山”，將小行星1802命名為“張衡小行星”。郭沫若曾讚頌他“如此全麵發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見”。我想這是對張衡最為精辟的評價了。從另一個意義上說，張衡的“全麵發展”，也是中國傳統知識文化體係的一種體現。中國古代科學是一種以儒家為主的包容性學說。張衡本質上是一個儒者，其次才是一位科學家。東漢時代，中國儒家思想還處於萌芽時期，八股等蒙昧的觀念並未成為文化的主流。詩詞歌賦與自然科學也並未完全抵觸和矛盾，而是不斷吸納。大多數中國古代科學家都具有深厚的文化修養和儒學造詣，大多數科學家沒有把科學作為終生的追求，卻在無意之中成就了科學家的命運。所謂的死讀書，讀死書，是封建時代發展到清朝時期特有的產物，並非儒家本身的觀念。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張衡的“全麵發展”並非一個特殊的例子，而是存在於許多中國古代科學家身上的精神實質，更是中國古代科學研究的思想本質。自由和創新的精神曾與儒家的思想道德觀念一樣，深刻地化入我們的血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