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守：支持防守誅討的正義之戰
墨於“惟非攻，是以講求備禦之法”，從“非攻”出發，《墨子》論述了作為弱小國家如何積極防禦的問題。墨子深知，光講道理，大國君主是不會放棄戰爭的，因而主張“深謀備禦”，以積極防禦製止以大攻小的侵略戰爭。這些研究防禦作戰的論述，集中在《備城門》以下十一篇，形成了一個以城池防守為核心的防禦理論體係。概言之，包括三個方麵內容。
一是倡導積極準備，力爭做到有備無患。“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故倉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廓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必無備慮，不可以應卒。”隻有在戰前進行後勤、城防、軍備、外交、內政等物質和精神上諸方麵的充分準備，才能造成守城防禦戰鬥中的有利條件和主動地位，贏得防禦作戰勝利。
二是“守城者以亟傷敵為上”的積極防禦指導思想。墨子認為在守城防禦中，應守中有攻，積極殲敵。“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是下策。“亟傷敵”的具體措施是：利用地形、依托城池，正確布置兵力；以國都為中心，形成邊城、縣邑、國都的多層次縱深防禦，層層阻擊，消耗敵人；頑強堅守與適時出擊結合。
三是在防禦作戰具體戰法方麵，提出了一整套防禦作戰戰術原則。《備城門》等篇，墨子通過禽滑厘的詢問，對十二種攻城方法一一對以有效防禦。如高臨法、水攻法、穴攻法等，是當時頗為先進的攻城術，墨子對以刑具匠心的應對措施，並詳細解說守城器械的製作方法、使用技巧等。
墨子防禦理論在中國兵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後世有關防禦原則和戰術的記述，多祖述《墨子》，以至於一切牢固的防禦也被籠統稱為“墨守”。如果說範蠡是從戰略高度提出了樸素的積極防禦理論，墨子則更多從作戰角度探討防禦，形成了較完備的防禦作戰理論體係，而這一體係恰好與孫子以進攻為主的作戰理論形成互補關係，對傳統兵學的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管子》
《管子》一書托名管仲所作。它大約是戰國及其後的一批零碎著作的總集。漢代劉向編訂時定為86篇，今存76篇。
管仲，春秋初期政治家，名夷吾，字仲。早年經商，公元前685年為齊卿，輔佐桓公，在經濟、政治方麵有很多革新，齊國因之富強，桓公成為春秋第一個霸主。
《管子》一書的軍事思想十分豐富，它全麵地反映了齊國法家學派對戰爭理論問題的理性認識。在戰爭觀、治軍理論、國防建設思想、作戰指導思想上，均有精辟的論述。
一是戰爭觀上強調戰爭的重要作用，肯定戰爭在社會生活中的意義。認為戰爭直接決定著君主地位的尊卑，國家處境的安危，是實現君尊貴、國家安定的重要途徑。“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反對無條件的偃兵息武，指出兵不可廢置。同時，也主張“慎戰”，反對輕易發動戰爭。認為戰爭是本身充滿危險的事情，“兵事者，危事也。”二是在治軍上把軍隊建設與修明政治、發展經濟緊密結合起來，互相配合，共同促進。“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把嚴明賞罰作為治軍的中心環節。“賞罰不信，五年而破。”“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主張加強軍隊的教育和訓練。“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定選士，勝。”重視軍隊的武器裝備，把完備而精良的武器裝備看作是取得戰爭勝利的重要保障，明確主張，“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強調要在武器裝備方麵勝過敵人，做到“器無敵”。重視對將帥的培養和使用，認為國家的安危往往取決於將相大臣，所以必須重視對人才的培養和羅致，“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三是作戰指導方麵主張把握時機，利用形勢，精於籌算，爭取主動。“為兵之數……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所謂“明於機數”，就是指對戰機的把握和對情況的籌算。主張知彼知己，明察敵情，了解全局。“為兵之數……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無敵。”“遍知天下”，不單是指了解敵我雙方的情況，還包括對所有相關國家的態度、力量、可能采取的行動等情況的全麵了解。主張用兵行動詭秘，變化無方，靈活自如，因敵製勝。高度推崇“無方，勝之機。”“無方”即用兵打仗無固定的模式，“機”即關鍵之點。主張用兵避敵強點，乘隙蹈虛。“釋實而攻虛，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