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春秋時期的兵器生產
春秋時期軍事手工業發生了重大變化。
首先，是軍事生產的範圍擴大。在西周時期，兵器生產完全由官府壟斷，民間不能自由製造，也不允許自由買賣。士兵應征時，由官府“授兵”“授甲”。春秋以後，官府軍事生產不論在數量和質量上均不適應爭霸戰爭的需要。因此，官府壟斷軍事生產的界限被完全突破，民間軍事手工業迅速發展，甚至出現專門製造軍械的地區。民間軍事手工業的興起，對各諸侯國軍事經濟的發展，起到巨大的推動和促進作用。
其次，是兵器生產的規模、種類和生產技術都有較大發展。春秋的爭霸戰爭，仍以車戰為主，戰爭中兵車損耗十分驚人。公元前488年，齊伐冠氏，“喪車五百”。公元前484年，齊吳艾陵之戰，齊被吳俘獲“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出於戰爭的需要，各諸侯國十分重視和不斷擴大兵車生產規模。春秋前期，每次戰爭動員的兵車最多不超過六百乘。由於軍事生產能力的提高，中期增加到七八百乘到一千乘。春秋後期，小國擁有的戰車已達一千乘，大國少則數千，多則一萬。
春秋時期的兵器，大部分仍舊是銅製。但是，兵器的形製比過去更為合理和完善。軍隊裝備的戈，加長了戈胡，胡上穿孔增多，以利綁紮在戈柄上，戈身改進為弧形，頭部更為尖銳，從而加大了勾、啄殺傷能力。戟也做了較大改進，加大了戈和柄的勾角，在內和胡上加刃大大增強了殺傷力。
青銅兵器鑄造技術有顯著提高。通過對部分春秋銅劍的化驗，發現劍體用兩種不同含量的青銅嵌鑄而成。劍的兩鍔含錫量接近百分之二十，大大提高了硬度；劍脊加入了較多的鉛，增強了劍的韌性。湖北江陵望山出土的越王勾踐劍，完好如初，光彩照人，鋒刃銳利非常。經化驗分析，除錫、銅以外，還含有微量的鎳，充分反映了當時兵器製造的高超水平。
再次，是兵器裝備生產的原材料開始多樣化。春秋初、中期，冶鐵業得到初步發展。但是，鐵的產量少，質量差。生產出來的熟鐵缺乏碳素，性柔軟；生鐵含碳素過多，性硬而脆，都不適應於製造兵器。因此，在相當一個時期，兵器裝備的主要原料是青銅。所以，齊桓公時期，管仲建議桓公“美金（青銅），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鐵），以鑄钅且（鋤）、夷、斤、試諸壤士。”可是到了春秋後期，由於冶鐵業技術的發展，鐵的質量大大提高。於是，鐵運用於兵器生產。如公元前514年，幹將為吳王闔閭“鑄做名劍二牧……一曰幹將，二曰莫邪……幹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使童男女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1976年，在長沙楊家山春秋後期墓葬中，發現一口鋼劍，長三十八點四厘米，寬二到二點六厘米，脊厚零點七厘米。經取樣分析，是用含碳量0.5%左右的中碳鋼製成的。
春秋時期，軍用船隻的製造也開始興起。我國的造船業有悠久的曆史。傳說黃帝時代，就已發明了舟船，“刳木為舟，剡木為楫。”夏、商、西周三代，造船業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周武王伐商前後，舟船開始用於涉渡這樣的軍事行動。到了春秋時期，一方麵，由於掠奪財富，擴大疆土，爭奪霸主的需要；另一方麵，由於冶鐵業的發展和鐵工具的廣泛使用，造船技術和造船能力空前提高。地處江河湖海的諸侯國家，如楚、吳、越、齊等國十分重視舟師的建設，兵船製造在這些國家興旺起來。
當時，吳國被稱為“不能一日而廢舟輯之用”的國家，造船業最為發達。吳國的舟師也最為強大，戰船分為大翼、小翼、突冒、樓船和橋船，基本按陸軍車戰方式設置。其次是越國，其舟師配有戈船和樓船，也是按車戰方式配置。這些由不同種類、不同用途戰船組成的舟師，反映了軍用造船業的規模和技術水平。
舟師裝備的武器，除沿用陸戰的刀矛弩矢外，還專門生產了用於水戰的長鉤矛、長斧和鉤拒等兵器。其中鉤拒是水戰的重要兵器，敵船進攻時，可以用它阻擋敵船；敵船退卻時，可以用它鉤住敵船，以防止逃竄。據說，鉤拒是著名的發明家魯班發明和創製的。它的出現，表明我國在春秋時期已經開始生產水戰專用兵器，也表明我國兵器製造已向多樣化發展。
軍用造船業的發展和水戰專用兵器的創製，為春秋爭霸戰爭提供了物質基礎：吳、楚、齊、越水戰頻繁，《左傳》記載，公元前549年，“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公元前525年，又爆發吳伐楚的長岸水戰。公元前482年，越王勾踐乘吳王夫差北上爭霸，自率主力沿江而上襲擊吳都，另派範蠡帶領舟師自杭州灣北上，人淮水，切斷吳軍歸路，配合越王主力攻占吳都姑蘇。除長江水係作戰外，還爆發了最早的海戰——吳齊黃海之戰。公元前485年，吳國派大夫徐承率舟師從長江口出海，沿海北上，遠航奇襲山東半島的齊國。齊國派舟師在黃海拒截。兩軍船隊在波濤滾翻的黃海激戰。吳兵敗而歸。黃海海戰反映了春秋時期軍事船隻建造的高超水平，也創造了世界古代海戰史的奇跡。
春秋時期的軍事生產管理機構
春秋時期，軍權是一切權力的中心，誰掌握了軍隊，誰就掌握了軍事生產大權。在各諸侯國內，國君是本國的最高統帥，掌握軍政大權，不僅可以隨意組建和擴充軍隊，而且可以製定軍事生產政策，確定軍事生產規模、軍品征發的數量，以便提高軍事保障能力。
春秋和西周一樣，文武不分，將相合一，各級貴族既執掌政務，也統率軍隊。但是，由於戰爭頻繁，軍事行政係統的職官設置和其職能的確定有了長足的進步，主要表現在司馬的普遍設置和職權相對明確化。一些國家在大司馬之下，設有左、右司馬或少司馬。這些司馬既是國家各級車、馬、軍賦等軍中事務的管理者，類似於現代意義上的軍事後勤主官，又是軍事生產的組織者。這一變化表明，很多由原來國家行政部門管理的軍事經濟工作，已開始逐漸轉移到軍隊專職官員手中。司馬之下，還有很多負責軍事經濟工作的人員，如“司兵”、“司戈盾”、“校人”、“校正”、“工正”、“車仆”、“司常”、“鼓人”等等，他們在軍事生產方麵負有重要責任。
一方麵，社會生產力有一定發展；另一方麵，爭霸戰爭對武器裝備的需求量很大，改變了人們對軍事生產的傳統觀念，因而統治階層十分關注。孫武主張，軍事建設所需、戰爭中所用的武器裝備必須“取用於國”。他認為武器裝備的生產技術要求高，專業化強，耗資巨大，百姓難以負重，隻能“取用於國”。所以，春秋時期的官府軍事手工業得以較大發展。如晉國為了發展軍事手工業，很早就開始以軍賦形式廣泛收集鐵原料。齊國長期實行“官山海”政策，專設鐵官，對鐵製品實行專賣，由政府控製鐵的冶煉和鐵器製造，並由官府運銷。
為了有利於武器裝備生產的發展，齊國強化社會分工，對士、農、工、商實行集中管理，“士必處閑燕（輕閑的環境），處農必就田野，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管仲還談到了“財”、“工”、“器”之間的關係，說：“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平論工，而工無敵；存乎論器，而器無敵”。這裏所說的“聚財”，是指擴大財政資源，增加財政儲備；“論工”“製器”是指發展工藝技術和製造兵器。“財”、“工”、“器”都是經濟因素，說明管仲不僅看到了財政經濟對軍事的基礎作用，而且也認識到發展官府軍事手工業的重要性。
戰國時期的軍事生產
戰國時期促進軍糧生產的軍賦變革
在中國古代，保障軍事需求主要是以實物形態實現。國家對軍隊的實物保障中，軍食為重中之重。“人之守在粟”，軍“無糧食則亡”。保障軍中有食的關鍵在於農業的發展，“事農則田懇，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兵強，兵強則戰勝，戰勝則地廣”。戰國時期，新興地主階級為了維護本階級的利益，對內加強地主階級專權，對外爭取封建統一戰爭的勝利，紛紛利用政權的力量，頒行發展戰時農業生產的新政策。
改革田製，鞏固戰時農業生產基礎。田製改革是戰國時期各國普遍采取的刺激農業發展的政策，盡管政策各異，但是目的卻一致，即通過田製改革，擴大戰時農業生產規模，增加軍賦收入，增強國家糧食儲備能力。最早進行田製改革的是魏國。公元前445年，魏文侯任李悝為相，推行“盡地力之教”政策。魏國地處中原，地少人多。李悝認為，魏國要富國強兵，必須挖掘土地潛力，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因此，他極力推行“盡地力之教”。所謂“盡地力”，就是最大限度地實現對所有可耕土地的生產和利用，保證農業增產。李悝指出，在百裏見方的範圍內，有九萬傾土地，除去小川、村落占三分之一外，有六百萬畝耕地。如果農民“治田勤謹”，精耕細作，每畝可增產小米三鬥反之，就會減產三鬥，這一進一出要相差一百八十萬石。因此，他規定農民必須做到：“雜五種，以備災害，”即同時雜種各種糧食作物，以防止某種作物發生災害；“力耕數耘，收獲如寇盜之至”，即努力耕作，收獲時要加緊搶收；“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殖於疆場，”即要充分利用空閑土地，擴大農副業的生產。“盡地力之教”的實施，促進了農業的發展，增加了糧食產量，擴大了田租收入，從而為軍事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通過田製改革擴大農業產業效果明顯的是秦國。公元前361年，在秦孝公支持下，開始了秦國的變法。商鞅變法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內容十分廣泛，涉及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麵，有關田製改革方麵的內容是：廢除奴隸製土地製度，廣泛建立封建小農經濟的“為田開阡陌分疆”。“阡陌”是田地間的道路，“封疆”是地界。開阡陌封疆就是破除奴隸製井田製度，承認人民對新辟土地的所有權，允許土地自由買賣。這樣，大大促進了秦小農經濟的發展。針對秦地廣人稀的特點，商鞅還製訂了鼓勵農民開荒種地的二十餘項措施，號召人民開荒種植發家致富。為了確保多開荒地，發展生產，規定一家有兩個成年男子必須分家另立戶口，否則加倍征賦。這些措施，擴大了秦耕地麵積，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增加了封建國家的賦稅收入，保證了軍事所需的財力、物力的基本來源。
平衡糧食價格，保護農民種糧積極性。魏國實行田製改革之後，李悝認為：糧食價格是關係國富兵強的大問題。“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商散，農傷則國貧”。這是說，糧價太高，城市居民買不起，生活困難，就要流徙他鄉，就會給國家人力資源帶來危機；糧價太低，農民入不敷出，無生產積極性，國家稅收無著，就會貧困。糧食無論太貴太淺，都不利於國家的國富兵強。為此，他製訂了平衡糧價的“平糴法”。規定豐年時官府以平價購入糧食，災年時再以平價出售，“使民毋傷而農益勤”。用收有餘而以補不足的辦法，平衡市場糧價，防止商人壟斷。“平糴法”的推行，有效地防止了農民破產和貧民流亡。穩定了封建小農經濟，保證了封建國家的稅源和兵源，對富國強兵有積極作用。
重視對農業的管理，通過吏治來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如齊威王十分重視農業生產，他把農業生產的好壞，田野辟與不辟作為判斷官吏好壞的標準。采取“賞一人，誅一人”的辦法，要求各級官吏抓好生產。對治理即墨“田野辟，民人給”的即墨大夫賞封萬家食邑；對治理阿地“田野不辟，民貧苦”的阿大夫處以烹刑，使全國震懼。齊威王接受臣下意見，注意選拔人材，除去不稱職的奸吏，獎勵得力的官吏，尤其是管理農業生產的地方官，其軍事經濟目的是很明顯的，即在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秩序的同時，謀求農業的發展，增加軍賦增長，國家的強盛。趙國的趙烈侯也十分重視對農業的管理。他認為，要使趙國強兵，不但要有犀利的兵器，還要有豐裕的糧秣供給。他采納牛畜的建議。對人民實行寬厚政策，發展農業生產。並特地任命曾向他建議“節財儉用，察度功德”的徐越為內史（財務官），專門負責農業生產。徐越精心整理戰時農業生產，獎勵對發展經濟有功的官吏，為保證趙國軍糧供給做出子貢獻。